一
　　 泊里，是我的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泊里，不大。两面环水，两面接路。东、南依荆河，西挨206国道，北靠济青公路。东、北行十几里，即达高密、安丘。
　　 地形之独特，致小村成为周遭除了相州之外，容量最大的村子。
　　 月逢一、六，是泊里大集。十里八乡，包括高密、安丘、胶南摸黑来赶集者，不计其数。
　　 供销社在当时也是数得着的，外地常住职工就有两个。占地面积不大，货品种类却是“五脏俱全”。
　　 村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居住者，为宋氏的后裔。王、臧、裴、余四家，皆因男性入赘而来。不管频繁来往于村中做买卖的，还是杂居村中人丁单薄的外姓，宋氏后人都没有“欺生”的现象。
　　 后来，村名改为“宋家泊”。我依然喜欢“泊里”。泊里有生活气氛、有和谐、有亲情。
　　 时至今日，耳畔犹回响外村人用敬重的语气询问：“泊里（lei）的吧？”
　　 若是遇到麻烦，得到肯定回答后，麻烦解除，还会得到对方真诚的道歉。此人定是去泊里赶集上店之时，得到村人小小的照顾，铭记在心，找机会报答。
　　 贯通东西的大街把村子一分为二，庄人称为“当街”。当街以南自西向东为二队、三队、四队，当街以北自西向东为一队、五队、六队。大集散布于当街与南北叉出的胡同里。街西头路北为泊里小学，宋秀平是校长，宋炳美为副校长。学校呈长方形，五个教室，两个办公室，办公室前悬挂的铁钟最为吸引眼球，上课下课都靠它来指令。勤工俭学时，还在办公室前建了兔子屋。屋子一米多高，平顶，就有学生自制了木球拍、木球在顶上推挡，酷似现在的乒乓球。操场上除了杨树就是榆树，一群群的麻雀喜欢落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校长让每个人承包一棵树，树身挂带自己名字的纸牌，看看谁的树长得最好。我一有空闲就给我承包的树浇水、松土，不浇水不松土的时候就站在树下观察。一次大风后，耷拉下一块树枝，我想用绳子绑上去，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整块树枝断了下来，为此我还偷偷地哭过。好在我的那棵树争气，长得很快，还超过了别人的。
　　 学校很长时间没有像样的厕所，四周用砖头堵了，权当茅房。茅房墙外是一道很深的水沟，流淌着清冽的沟水，沟沿上盛开着蛋黄的猫耳朵花。那些早上不洗脸不洗手来上学的学生，都被老师拽去洗干净，方可进教室读书。家中困难，需要挣钱养家又极想进学校读书的孩子，往往流连于沟边，一边放羊，一边听学堂里孩子的读书声。有时会攀墙倾听，羊儿跑了都不知道。学校紧挨着一队，秋收时节，长生果子进了场院，那些嘴馋惹事的学生就会跳墙偷吃，每每被一队的保管员扯来找校长告状，罚站挨批，却屡教不改。
　　 我读三年级时，学校的教室用不开，搬去庄后一农家闲置的屋子。离学校太远，很难准时听到上课下课的钟声，我便经常被老师指派去一队的笼烟屋子看表。我根本不会看表，就创造出“一点七十”的奇闻，差点把宋清香老师笑岔了气。
　　 学校里有三个女教师：宋桂香、宋清香、宋莲香。我私下称她们为“三香”，她们的“香”也名副其实，都长得非常漂亮。
　　
　　
　　 二
　　 从学校往东走不远，有一口水井，庄人称为”西井“。西井紧靠大路，供西半天的人吃水。村中有井三口，一口在离我家不远的西胡同里，称为“东井”。一口在后庄“大个”爷爷的家门前，称为“北井”。去东井和北井挑水的人都是附近图近便的人，多数人家都去西井挑水吃。一是逢着大路行走方便，二是挑水的路上可以耳闻目睹轶闻趣谈，因西井靠着大路，还可以停下担子，拉呱拉呱家长里短。若是天气晴好，井边停几副担杖，穿大腰裤子的男人，从腚后摸出旱烟包子，有的用烟袋，有的随手卷个纸筒，就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烟熏火燎中，男人不忘插科打诨，不富裕的生活，难得的明朗。遇到老年妇女或孩童前来挑水，男人们嘴里叼着旱烟，手却不闲着，帮她们打水，助她们上肩，还不停地嘱咐：慢点走！别摔着，别叫筲碰着脚后跟！
　　 我们这些孩子去水井挑水，个头太矮，担杖太长，走几步，水筲就碰到了脚后跟，到家时，脚后跟也就没有皮了。最恐怖的是打水，井钩钩住水筲吊下去后，蹲在井边，站着是够不到水面的。大人一个摆动就会满筲，我们几个摆动，才会打上半筲水。使劲不均，水筲脱钩，掉到井里去了。回家喊大人打捞，就得挨一顿臭骂，弄不好还会吃不上晚饭。没办法，四处借来抓钩，反复打捞，才会把水筲捞上来。若是遇上有男人在场，他们就会自报奋勇地帮你打捞，当然也有面孔冷漠的男人，他才不管你的闲事呢，这种人在村子里也找不出几个来。
　　 黄昏时分，总有三五人家在碾子上干活，碾子离水井也就十几步，在大路的南面，宋金仁的家东。这盘碾子庄里人称为“西碾”。碾有三盘。东碾在十字路口南，一墙之隔就是宋汝建的家。北碾在宋福亭家西边，当时周边还没有人家。东碾很少有空闲的时刻，每次去都被人占着。我家在西碾干活的次数最多。偶去北碾干过一次两次。家数多的时候就得等，孩子是喜欢等的，可以踢毽子、藏猫猫、下五大棍。大人等不起，时候多了，男人气得抬脚就走，女人去旁边人家串门。一来二去，竟和碾边人家的女主人交成好友。多年后，碾消失了，女人还会从西头跑到东头，找好友闲聊。
　　 干完碾活，回家的时候，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过小胡同，走北大湾沿。一条是走大路，经过大队。娘从来不走大路，她不喜欢遇到大队的人。父亲性格刚直，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道说道，即使是书记做的，他也眼睛里进不得沙子，非指出来不可。当他们排挤父亲的时候，父亲就装聋作哑，娘可不吃这哑巴亏，经常去大队找他们讲理。娘不爱遇到他们也在情理之中。
　　 我和娘截然相反，我喜欢走大路，顺道去大队逛一圈。大队里风景很多，有卫生所、磨坊、木匠铺、面条铺，一个阶段还造过酱油，吹过玻璃。我去的真正目的不是浏览这些铺子，主要想从木匠铺淘换几个木块做“飞”：一面染成红色，一面染成蓝色，可以在手里把玩的四个木块。机遇好还能找看电话机子的宋兆纯要几张报纸包书用。
　　 看大门的“瘸老九”铁面无私，他也不管你是“官二代”，铁拐杖噔噔噔发出三声，永远没有笑容的脸上发出僵硬的声音：快走！快走！
　　
　　
　　 三
　　 最让我望眼欲穿的是卫生所里装针剂的纸盒。当时的赤脚医生是“六先生”和宋汝光，褐红的抽屉里装满各种各样的草药，针剂稀少。时常见仙风道骨的“六先生”背着药篓去东河挖草药，拣择后，晾晒在卫生所门前。村里背着药篓挖草药的还有一个老人——“老两”，他治疮疤疖子的医道了得。大嫂刚嫁进我家时，长了一脸小疮，就是他给治好的，没留下一点疤痕。
　　 疑难杂症，经“六先生”望闻问切后，几副草药就会痊愈。“六先生”为医学世家，儿孙从医，都医术高明。汝光叔的医技也有独到之处，常有人跑很远的路来找他治病。遗憾的是，他的医术没有传人。和汝光叔做邻居的是我本家的老嬷，鹤发童颜，面容慈祥，村里的孩子发烧感冒发懒打盹，找到她，在头上摸拢几下，念叨几句，回家睡一觉，就好了。老嬷活到九十多，具体多少岁，她从来不告诉别人。她对我说：“不能说实岁，说了小鬼就会来叫你。”
　　 卫生所里稀有的几个药盒，要缠磨半天才会得到一个。回家用胶布缠了盒底，就能用个一年半载的。
　　 我到了大湾，却没有回去的意思。庄里的耍景都在这里。湾头青石铺就，老柳盘踞。粗大的枝桠上，挂村中的大钟。早上上工点名，三队、四队都在这里，钟声一敲，响遍全村。夏天，湾里水多，生产队的棉槐条子和胡麻都沤在大湾里。初秋除去淤泥，洗净，编筐编篓；胡麻剥皮制成麻绳。略细的，用于做鞋。湾里时常游着扁嘴、大鹅，湾边洗衣裳的石块下，还经常可以捡到鸭蛋、鹅蛋。秋后，大队组织挖湾泥，沤肥，还会捡到肥鳖。冬天封冻，就成了小伙伴玩耍的天地，在冰上擦滑、打溜、做游戏。
　　 杀猪组和大湾遥相呼应，收工回来，男人们喜欢集聚在杀猪组的南墙根下，晒晒太阳，闻闻烧肉的味道。“大个”爷爷和宋炳公爷爷负责杀猪组，总感觉他们的脸孔比别人要亮上几倍。烧肉还没有烤好，醇香的味道就香透了全村。在父亲的授意下，我去杀猪组买过烧肉、拆骨肉、肉汤。烧肉每次不过三毛钱的而已。
　　 贪吃不念老婆孩子的男人，几毛钱的烧肉很快消灭精光。吃后不过瘾伸长鼻子使劲地吸，好像味道也会进到肺里去。那些没钱买烧肉的，聚在宋宝森家门前，听宋伯祥说古书。伯祥叔说书声情并茂，肢体语言丰富，说着说着还会唱起来，一点不逊色于一些说书大家。
　　 伯祥叔说书的地方，也是放电影的地方。如果得到晚上放电影的口讯，孩子们早就用砖头瓦叉占据下看电影的疆域，任何人侵入，都是侵略行为。这个疆域不只属于自家，七大姑八大姨的都给占下了。嘴快的女人早就捎口信去娘家、亲戚家，告知他们晚上村里放电影，邀约他们来看，还会提前报功：占下地方了。
　　 等到电影开演，黑压压的一片。后边的人看不清晰要站起来，民兵连长宋汝进就会站起来，用棉槐条子抽打，有的人不怕抽打，打下去又站起来。
　　 不演电影的时候，宋汝清还会放幻灯给庄里人看。汝清叔，可是我们村的能人，他在城里的附小干过教导主任，还会拉二胡、摄影、修电器。我喜欢去他家玩，和他的女儿宋芳英也是好朋友。宋海江的父亲——六爷爷，他在辛店工作，也会放幻灯，还会玩几手简单的魔术。
　　 宋克坚也会拉二胡，美术字写得不错。我们在老房子居住的时候，汝清叔和克坚叔还在村东的小桥上拉过合奏。桥边一棵棠梨子树，树上结密密麻麻的小果子，微风吹来，树影婆娑。天上一轮皎洁的明月，几个穿打补丁衣裳的孩子围坐在石墩上凝心静听，喑哑低沉的二胡声传来，带着拉二胡人的迷茫和不甘。正当我们听得入迷，二胡的节奏急转急下，如大风吹动乌云，如雨过天晴，听二胡的人尽管没有全懂，却变得充实起来。
　　 棠梨子树后来砍伐了，宋汝瑞家盖上了新房。汝瑞的娘，我叫“三嬤嬤”，勤劳善谈，和我娘关系很好。他家是一个买卖人家，汝瑞叔是个贤良方正之人，生意做大后不忘乡亲，据说修路和修谱，他都投入了大笔资金，堪称村人之典范。
　　 我家西邻——宋金友的母亲，也是个不凡人物。我称呼她“老嬷”，娘说老嬷生了十几个孩子，只活下五个。我从小就和三爷、四爷、五爷玩耍，五爷的性格最好。老嬷也有绝活，除会给孩子看病外，还会掐算。谁家丢了东西，她掐指一算，就知道丢在哪个方向，顺着方向找下去，定会失而复得。我去老嬷家玩的时候，她总说，这个孩子以后有大处。尽管我连小处都没有，她那娇小伶俐的身影，我都清晰记得。老嬷最让人佩服的是，给亡者处理后事。不管老少，只要咽气，都招呼老嬷前去穿衣、拾掇、整理、入殓。也不管贫富，老嬷都一视同仁，在孝子满意的基础上，尽快让死者入土为安。
　　
　　 四
　　 二队在大湾沿西，“四类分子”“二毛”在那里看场。“二毛”我得喊他爷爷，父亲从来没有轻视过像“二毛”这种身份的人，反而很照顾他们。心怀叵测的人还以这个为缘由，举报过父亲。
　　 二队吃全村最低的口粮，是第一个实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二队的妇女泼辣，敢干、说话嗓门大。大过年的晚上，都去南河偷草。看南河的是宋秀方，光棍一条。过年晚上回庄里过年，初一回去，门前的一垛木柴就不知去向。秀方爷爷也属于刚正不阿之人，他和我们是本家，竟然还烧毁过我大姐的筐子，原因是大姐和几个伙伴去南河割草。大队明令不准去河里割草，留着冬天“收树行子”。
　　 所有的东西进仓后，树行子里草木皆枯，大队就允许“收树行子”了。南河东河一块收，看东河的是宋培荣，同样的孤家寡人。一个生产队分到一大块，每家分到一小块，只要不砍伐树木，小枝小条都可以收回家去。“收树行子”很隆重，七大姑八大姨又被召唤来，天刚鱼肚子颜色，就分头去了树行子。谁家也不敢马虎，这可是一年的烧火柴，在沟沟坎坎是割不到这么硬的柴禾的。轻易没人进行子，一旦有了大动静，那些藏匿的坡兔会逃窜，被眼尖的人捉到，就是一顿美肴。正忙活着割草，就听到：“抓坡兔子！抓坡兔子！”收林的人也不干了，跟着东跑西跑，最后还是让坡兔子逃掉了。
　　 东大井就在河边上，生长的油草最多最高，杀猪组常年收购了绑生猪肉用。干油草，一毛钱一斤。分到这个地角的人家很仔细，打成一捆捆的，眼红的人说：“发财了！”其实，也就是换个块儿八毛的。我村和宋岗以东大井为界，树行子也成半口子形，一直延伸到南大井。过河，即为小河崖。大井，有的人熟悉，有很多的人不熟悉了。很深很大的一个圆坑，高垒上去，几人高。雨天的时候，大井可以贮藏很多的水，防止干旱的天气。大井也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旱年时，我村就是靠大井和几个机井浇灌土地的，从来没像别的村那样，因为旱天而颗粒无收。还有专门看大井的人，北大井是宋秀廷，南大井是宋华先，两个人我都得称呼爷爷。
　　 南大井的水，有一个中转站，通过南沟，用电机引上南坝，缓缓流入各个地块。南坝不是很长，连接着很多沟渠。南坝在1974年发大水时还拯救了整个宋家泊村的人，是它用自己的身躯生生抵挡住荆河水的泛滥，才没有冲毁我们的家园。相比于南坝，北大坝长。北大坝像一条游龙，从“二级扬程”开始，一直盘桓到北岭，成为和兴和村的分界线。我家原先在五队，后来父亲去四队“包队”，我家也跟去了四队。四队的很多地块都在北大坝西，有名的“石盖子”，就有好几十亩。
　　 五队和六队紧挨着，都在东大湾北沿上。四队在东沟西沿，三队和它相距不远，在我家西南边，三队吃全村最高的口粮，队长是宋汝来。
　　 我在相州读的初中，当时的同学有王洪波、宋永红、宋凌云、宋兆山。和王洪波、宋兆山走动得多一些，因为都住在一个小城。凌云已经很多年没见了。永红去年见过一次，多数时间电话联系。永红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三个孩子都读的名牌大学，是村人的骄傲。
　　 我读高二的那年，国道加宽，整去北大坝，废除大井，修建了著名的“荆河永济渠”，说是高架引水。这个高架渠道浇过几次地，就停用了，至今矗立那里。恐怕连它自己都困惑，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以前的老家：一个大队、一所学校、六个生产队、三口井、三盘碾子、两个大井、两条大坝，无数个身怀绝技，深藏智慧的老人，村子布局科学合理，每当回想起我的童年，都让我沉醉其中。
　　 族谱修整之时，这些琐屑的文字，无以表达我对老家的赤诚之心，只当我对故乡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