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委实命途多舛，之所以能够生活到幸福的晚年，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恩人师友把我搭救过来的、把我帮扶过来的、把我保护过来的。尽管我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尽管曾经遭遇过人心险恶之时，尽管曾经有过矛盾纠结之处，但是每每经历和战胜凶险、磨难或挫折之后，我总是对人民的热爱倍增，对生活的热爱倍增，对人世间的热爱倍增。
　　 其实，什么凶险、磨难或挫折，什么十磨九难，什么九九八十一难，现在统统成了我这个精神富翁向往者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每日把玩、咀嚼、品尝不止，越来越觉得色香味浓怡性陶情。亲爱的朋友，请你们来一起分享、共同感恩吧！
　　
　　 1、阎王殿里走一回
　　 从5岁至7岁，我都住在外婆家。6岁那年，可怜的我还是一个零智商、负智商，于是就演出了一折愚不可及的悲剧。一个12岁的牧童，听我问一口山塘（名字还怪好听：天塘！）里有什么时，他说里面有许多美丽的东西。我急于看到那些美丽的东西，他就给我指点迷津，让我沿着木梯式闸阀往山塘里走。我如他所言，畅游水府，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上了几十公斤塘水。
　　 救我的人，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他叫吴启让，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吴启让是一个最大的智者，他从南庄挑稻谷回李家庄，路程不短，但他一听说是我掉进塘里，就飞身把担子挑到塘坎上。放稳担子，他不脱衣裤，径直跳进塘里，把我从塘底抱到塘坎上，让我脚朝上、头朝下躺着以排水。外婆、舅舅找医生给我继续排水；闻讯赶来的母亲又请医生给我拿了一些相关的药，一来二去，终于使我脱离了险境。
　　 到阎王殿里转了一圈，我快满7岁了，于是父亲（他在离家40千米外的干川杉木小学教书）叫母亲把我送去上学，学校就在离外婆家一千多米的里仁小学。
　　 救命恩人吴启让的义举，我终生难忘。他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且在我发蒙读书之前，就给了我第一本无字的人生教科书，使我全身心地感知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良心，什么是善举，什么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本无字的人生教科书，使我一生都自愿做好事，一生都喜爱做好事，一生都坚持做好事。
　　
　　 2、双目失明危机
　　 顺利的人生都是一样的，坎坷的人生却光怪陆离、异彩纷呈：有的千回百折，有的上下沉浮，有的沧海巫山，有的野火春风。我属于后者。 1959年以前，孩提时代的我，读了几年书，识了几个字，便与书和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今中外的中文版文学书，只要我能借到的，我一定一口气把它读完。读书看报，成了我生活的第二必需。从1958年起，我酷爱涂鸦，不得拿笔就手心发痒，浑身不自在。写字作文，就是我生活的第三必需。由此，我染上了读书涂鸦两癖，比第一必需尤甚，且终身不渝，终身不悔。这读写两癖，构成了我人生的主线，我的人生百事概由它折射面生。
　　 不过，人生之师，生活的教科书，又自然而然地闯进了我的生活，使我更加觉得生活的对立统一是那样的艰辛而美妙，苦涩而甜蜜，更加觉得生活如七色阳光，是那样的多棱多角，多彩多姿。
　　 50年代的青少年，满眼红旗，满眼鲜花，我也绝不例外。教科书，课外书，《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等报纸，《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刊物，还有电影、广播、戏剧、歌曲，激荡着我的心潮，撩拨着我的情怀，牵动着我的思绪。我便用源源不绝的希望的彩线编织着一个个甜美的人生之梦：大学梦、记者梦、作家梦……梦幻五光十色，千姿百态。即使三年困难时期困扰着国家、民族，也困扰着个人之时，仍陶醉其中，不改初衷。
　　 1961年，在小学任教的父亲与世长辞。从此，我开始跋涉坎坷，攀登崎岖，历练艰险。那时，我十四、五岁，母亲要我参加劳动，挣工分，帮着拖小弟小妹。于是，我十二万分不情愿地告别了我心爱的校园生活。此后一些年，我一直在“农民——民师”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在“家乡——外地”若干地方车旋旋。在黔东北，我一双光脚踏平荆棘，替人砍柴于高山之巅，参加筑路于峭壁之中。在家乡桥堡，我一颗铁头顶着烈日，锄草施肥于田野之上，笑傲人生于天地之间。无论何时何地，我与书笔始终不曾离开。
　　 最难忘，终生记，在黔东北江口的江民公路上，我眼患重疾，几致失明。紧急危难之时却有神助。这位神仙名叫杨桐生，秀山邑梅兰桥地方人（这是他对我说的），也打工贵州。他晓得我身无分文，对我寄予十二万分的怜悯。他认得一种能治我眼疾的特效草药。他决心为我治好眼疾。他跑了几个山头，寻遍沟畔田野，给我采来了草药，很快就给我治好了眼疾。他太直，几近于憨。别人向他请教那株草药，他毫不保留，以致有心人将周围各处所生的药株尽行挖去，植于各自院中。作为对他的回报，中午工休，我免费给大家讲全本《西游记》、《三国演义》，他们都惊于我的记忆力，都夸赞扬桐生给我治眼疾的无量功德。
　　 他比我只大几岁，可算一位体己的大哥哥。但在我心中，我一直把他当作神仙、救星。只要想一想，如果双目失明，又在异地他乡，那我得到的将只是黑暗、痛苦、煎熬、死亡。那么，读写两癖将要我的命。那么，他作为我的第一位人生之师，伟大、正直、光明、磊落的人生之师，他的名字，他的事迹，他的心地，他的恩情，将伴随我的终生。后来，我们天各一方，到处打听，再也找不到他，无以回报。这是我的终身遗憾。
　　
　　 3、第一位新闻恩师师唐治华
　　 我离开盘溪口后，并没有回家，暂时也没有找到精神生活。两手空空，怎么回家？这次我运气来了，重到万山，碰上了几个秀山口音的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家召开“路口会议”，一致决定：到万山汞矿，去找被丢弃的贫矿，敲原砂，赚大钱，发财去！几个人正准备行动时，却被铜仁地区民政局管理“盲流”（“盲目流动人员”之简称）的车子碰上，一车把我们送到地区民政局在松桃办的垦殖农场，开荒种地。
　　 到农场第二天，几个“路口会议”的同伴坚定地走向了万山。因为赚钱发财不是我的愿望，也没这个能力，就祝福他们发财发财发大财，伙伴们走了，我留下了。
　　 在这里，无需再找工做，也找到了一点少得可怜的精神生活：与重庆市江北一个“盲流”林贤文成了中国象棋的棋友。林贤文对我开诚布公，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我也说自己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想到贵州来找私塾教。高高大大的林贤文听着矮矮黑黑的我，笑得前仰后合：“我这个高中毕业生尚且找不到私塾教，何况你呢？私塾是有，早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我们就在这里听天由命吧！”
　　 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是个穷县，所以“盲流”们经过松桃后，一般向松桃四周辐射，绝不停在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农场，“盲流”不会在松桃境内停留。这个农场见效慢，铜仁地区经济负担加重，地区民政局就根据“盲流”们自报的地址，与各地联系，要各地来人把他们所辖地区的“盲流”接回去。
　　 于是，秀山县民政局派了一位谢中平同志来接本县“盲流”。他怕接不走这些人，完不成任务，就谎称秀山县也办有这样一个农场。及至到了秀山，才知道县里虽有一个农场，乃是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根本与“盲流”无缘。
　　 大家认为爱骗上当，很不满意，于是分成了三派各自行动。顽固派立即掉头南下，又去贵州；正规派回了家；还有七、八个中间派，既不返贵州，也不回家，我亦在其中。
　　 对这八个中间派，八个“活神仙”，县民政局决定慢慢做工作，最后达到动员他们回家的目的。
　　 南下干部王田心、欧阳裕当时分别任民政局局长、会计，二人工作方法得体，对人态度和气，他们自信能把这些人教育好，劝回去。
　　 秀山县民政局将“八仙”暂时送往贵道溪水库修小渠，后又转到茫磨电站工地当临时工。民政局给这些临时工发一点零花钱，星期日还有休息权。
　　 趁星期日休息，我进了秀山县城，到报社去玩耍。此时，我有机会接触《秀山报》的记者了。报社的记者、编辑虽不认识我，但记得几年前的1960年就有个中学生通讯员，便对我进行指导、帮助，记者唐治华帮助得最多。
　　 唐治华，四川铜梁人，时年三十多岁，一手的文笔。他锐利的眼睛，透出了超人的观察能力；瘦削的脸庞，有着丰富的表情；口才佳，谈天说地，说古道今，口若悬河，滔滔直下，使我十分着迷。
　　 1965年3月2日，在唐治华的指导下，我的新闻处女作《两家喜事?两样办法?两种结果》在《秀山报》见报了，洋洋五千言，占了报纸的半个版面，报上终于有了我的第一块“豆腐干”。
　　 重新找到精神生活的我，第一次用稿费请了客，除了另外七仙，还请了白沙小学的民师金浩。金浩看了我的处女作，甚是嘉赞：“厉害！你用了烘云托月之法。”
　　 有了这一次意外的成功，我坚定了在人生道路上闯下去的决心。自己的写作能力，已开始获得了社会的认可；那么，自己的教书能力，也要想办法显示出来，争取获得社会的认可。再渺小的人物也不能自暴自弃，只有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否则，一个酒囊饭袋，即使他一生都处在花天酒地之中，又有什么意义？
　　 报社副总编王奕才以文识人，后来成了我的第二位新闻恩师。
　　 我后来能考上涪陵地区1977年亚元，能终身热爱文化、文学事业，都与我的两位新闻恩师唐治华、王奕才有极大的关连。
　　
　　 4、南下干部王田心帮扶我当勤务员功败垂成
　　 王田心、欧阳裕二人看了我的处女作《两家喜事?两样办法?两种结果》后把我找去，同我谈了很久，我表明了自己的心迹。王田心说：“青年人，好好干，这样干下去，一定有前途！”
　　 王田心，河南许昌人，曾任二野的一个指导员，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才到秀山县。秀山县解放后，先在区乡工作，后调任民政局长。此人爱才，因而喜爱我。他要为我铺一条顺风的直道。他把我在工地上的表现，在《秀山报》登了文章的情况向县长冉海光推荐，并建议将我录用为县人委勤务员。冉海光点了头，签了字。
　　 王田心准备第二天就通知我上班。他从“盲流”的大海中为党和政府找到了一个合格的勤务员，为此他十分高兴。
　　 忽然，天外射来一颗冷弹——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来了。
　　 王田心拿起了话筒：“喂，你是哪里？”
　　 “我是保安公社。”
　　 “你找谁？”
　　 “我找县民政局王田心同志。”
　　 “我就是，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是保安公社副社长麻红玉。我们保安公社有个石歆梧，现在还在你们那里吗？”
　　 “在，我们已安排他到县人委当勤务员了，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吗？”
　　 “他是伪保长的儿子，我认为不能录用。他家里有三个小姊小妹，请你通知他回来照看小弟小妹！”
　　 王田心仰天长叹：“一番心血白费了，怎么茅草窠里杀出个李逵来！小石啊，你命运不济啊！”
　　 王田心、欧阳裕保了密，没给我讲，只是给了我一套被褥、100元钱，劝说我回去。我此时觉得已不是两手空空，又有《秀山报》见报文章，脸上已有光彩，便回到了家乡。
　　 保安公社副社长麻红玉嫉恶如仇，把我一枪打中，虽未打死，也是遍体鳞伤。
　　 我1969年参加进驻秀山报社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县民政局去看望王田心、欧阳裕，两位领导同志才将当年不得不保密的苦衷告诉了我。
　　 我有次回家，专程到保安公社找到麻红玉，对她说：“你一辈子做了太多太多的坏事，你认识到了吗？身为党的干部，难道党叫你这样干吗？党叫你大干社会主义，你干了几桩事在哪里？”麻红玉哑口无言，但内心还是自以为得计。南下干部王田心、欧阳裕两位领导同志帮扶我当勤务员的善举虽然功败垂成，但是他们对我的赏识、对我的好心、对我的帮扶，难道我能够忘记吗？我是没齿难忘的。
　　
　　 5、桥堡寨乡亲把我扶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路
　　 故乡有个望乡台，1965年1月，我曲曲折折地回到了故乡桥堡寨。我的教师梦日烈，然而险关道道、关山重重。因为人们一戴上左视镜，就看不到我父亲是人民教师，而是看到一个万恶不赦的伪保长，看到我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伪保长崽崽。我不服气，一点也不服气。这是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彭真同志、陈毅同志关于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为主题的讲话，我的人生选择、我的人生塑造还是大有可为的。即使我命途多舛、生命超贱，即使我生活在别人的脚底下，但是，我有了精神支撑，就在心中步下一道铁阵：只要“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此项政策付诸实施，国家就一定会用上我，我就一定会比踩在我头上者高出一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