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有一句带有开玩笑又多少夹杂着讽刺的话语叫你这个“猪脑壳”。而我今天要讲的半个猪脑壳，并没有半点的讽刺意蕴，而是一个时代的烙印。
　　 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文革之前。那时农村的吃肉政策是农家吃一半，卖一半。也就是农家养出一头猪，除了猪脑壳和杂碎，一半要交给国家。
　　 当时农村实行队为基础，少的十几户人家，多的几十户人家为一个生产队。吃粮政策按三七开、或者四六开。不论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体现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生于七十年代之后的也许没有这个记忆，这里就不得不多累赘几句。三七开或四六开，就是生产队如果当年生产出一万斤粮食，其中三千斤或四千斤要拿出来做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剩下的七十或者六十按工分分配，体现多劳多得。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庄稼不像现在可以吸白粉（化肥）。社员辛辛苦苦，好的生产队可能超过当年国家供应干部每年三百六十斤的标准，差点的就可能不到三百斤。国家干部包括工人每月还有一斤肉、二两油的供应。社员不但没有供应，而且还要缩食养猪才能解决油肉问题。社员如果不养猪，不但自己没有肉油，而且连国家干部、工人、学生、军人的供应也会落空。
　　 连人都吃不饱，哪来猪食呢？勤快的人家只有找猪草，三、四岁的小孩就吆猪到山上去放。如今三四岁的娃娃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基本都在幼儿园唱着“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而我那时就只有听着小猪“喈喈、喈喈、哄哄、哄哄”的声音在清水边、绿草处度过我幼儿的时光。
　　 吃一半卖一半，村子里虽然有一半的人家可以杀年猪，但那时的年猪不像现在一杀就是四五百斤。在我的记忆中，最大的就是我们村有一个何大爷爷家杀了一个有一百三十斤就是当年的新闻。
　　 正因为他家的猪大，再加之何大奶奶是我母亲的娘娘（阿姨），母亲便打起了他家猪大的主意。于是找何大爷爷和何大奶奶商量，把我家那头卖给食品站，然后他家应卖给国家那一半分给我家。
　　 何大爷爷说，亲呀戚的。把你家的卖给食品站，国家那一半就分给你家。
　　 待到他家杀猪的头一天晚上。何大奶奶来到我家找母亲商量。你大姑爹说了，你家的猪小，我家的猪大。我家要下掉一个项圈（猪脖子）。按政策，卖给国家那一半是不准下项圈的，并且卖给国家那一半还不允许砍偏，砍偏、砍短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母亲算是通情达理，如果你家要下项圈可以，那么猪脑壳分我家一半。何大奶奶说，能个们不行嘛，猪脑壳是三十晚上的供品，供品要完整，砍掉一半咋个供。母亲又说，那么分点杂碎给我家，娃娃们也不能单吃肉呀。我说，我要猪腰子。何大奶奶说，小妹，腰子你二娘娘早就把起了。给你家接点猪血，做点血豆腐。母亲禁不住流下两滴眼泪。大娘娘，我家不占你家的光了，我家的猪小们小点，但五脏齐全，我家的拉到到食品站去给公家宰，也不想扯那个砍多砍少的皮，既然宰一个猪，就让娃娃们样样尝点。
　　 次日下午。张二妈来到我家，说是老何大耶出事了。母亲问出什么事？张二妈说，他家把卖给国家那半肉砍偏了，还下了一个项圈，被食品站的蒋大头拿了游街，屋头这一半还要背去由食品站的蒋大头重新砍。我说，活该，连个猪腰子都舍不得分给我家。母亲朝我额颅头上夺了一指头，小娃娃家不要多嘴。
　　 为了吸取何大爷爷家的教训，母亲带着我把我家那头猪直接拉到当时的公社食品站去宰。砍多砍少由食品站去砍，反正不占国家的便宜。猪虽然小了点，但还是宰得九十多斤。
　　 杂碎有了，我要的猪腰子也有了，年三十晚上也有猪脑壳供了，从母亲的脸上，我看出了她的喜悦。那天虽然天上雪花飘飘，故乡的小河寒风刺骨，穿着一条黑纱裤、阴丹蓝衣裳外加麻布短袄、脚上没有袜子的我，肉体上的寒冷却敌不过我心中的暖意。母亲告诉我，你爸爸在城里工作，国家每月供应一斤肉，二两油，我们娘几个平均下来也和你爸爸差不多。明年你在好好的放猪，多把它吆在有草的地方让它吃饱，肯定比今年的还大。打铁全靠本身硬，吃自家的硬气。
　　 转眼到了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后两年的我被招到当时的地区行署外贸局，我终于吃上了国家供应的每月一斤肉、二两油。到单位报道那天正好是五·一节的前一天。刚把住宿安顿完毕的四个新职工正准备去食堂吃饭，总务主任就来到我们宿舍。你们几小个今晚辛苦一下，给你们安排一个任务，吃完饭就到局大门外县食品公司三门市排队买肉，每人三个小时一换，排晚了，明天的五·一节就吃不上肉了。初到新单位，总得给老同志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新招的四个人没有哪一个露出一句怨言，三个小时一换，直到次日总务主任去拉肉付钱。
　　 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土地下放，粮食增收。不但农民填饱了肚子，而且连猪也膘肥腰圆。记得有一年回家过春节，《云南日报》曾给我们通讯员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回家过节的各单位通讯员要通过回家过节期间的所见所闻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当时我以故乡的舂饵块、杀年猪、“穷鬼娶亲”串成一篇通讯《政策带来家乡的福音》，不但刊用了，而且还获得了二等奖。
　　 肉食政策取消供应之后，故乡也不在为吃肉而发愁，我也不在为吃几斤好大米去找粮管所的走后门。吃肉出门就买，要哪里砍哪里，你说要半斤，他会给你砍上八两甚至一斤。不像当年食品站的员工刀上也长眼睛，有那样精湛的砍肉技术，一刀下去，半斤肉不会给你占两钱的便宜。昔日食品站职工的小气，今日卖肉商贩的大方，根本不是什么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前者怕肉不够卖，后者怕肉卖不完。大米也是如此，当年干部三十斤，居民按年龄从十几斤到二十五斤不等，其中还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四十的杂粮如玉米、荞麦、甚至洋芋。如今，东北大米满街大堆小码。昔日供应机关干部的杂粮已成其为猪的主粮。宣威火腿就像东北大米一样销往全国，走出国门。
　　 每次回故乡，沾亲带故的远亲近邻都想给我一只火腿。我说，火腿不要了，就给我那个猪脑壳吧。乡亲们说，猪脑壳吃不成，绵嗝嗝的。但每次吃着猪脑壳，我都会想起母亲，想起肉食困难的岁月。于是我想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妈妈，有祖国的日新月异，你再也不要惦记儿孙们的吃肉问题了，当年儿子想吃的猪脑壳、猪腰子，现在满街都是，只是儿子没有了当年的馋福。
　　 时下。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也不公，那也不平。和贪腐分子相比，我也曾经怨声载道。但仔细想之，“别墅在大，睡下去也是一张床；钱再多，也只不过是一日三餐”。特别是看着习近平总书记及其王岐山等党和国家带领全国人民挥起反腐铁拳，一个个“老虎苍蝇”已进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反腐严冬。用国家给我那三四千元的养老金安度余生，我更深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