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父亲八十岁的生日，高兴之余让我想起了父亲一辈子的不易，更让我想起他的房子情结。父亲是个随和的人，也许是经历的苦难太多，对现在的生活他是非常知足的。父亲常说：“还是共产党好啊，咱老百姓现在过得就像旧社会的地主，住的房子比原先当官的房子都好，这在以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父亲小时候经常随奶奶去他姥姥家。父亲的姥姥住在商河县城里，家在西关早先的老监狱附近。那时商河城里还被日本人占领，鬼子背着带刺刀的步枪在街上来回巡逻，耀武扬威的样子让父亲非常害怕。父亲扯着奶奶的衣襟，匆匆走进姥姥家。到了姥姥家，癫着两只小脚的老太太赶紧抱着父亲，她说鬼子可坏了，经常无缘无故地就杀人放火，真怕那些鬼子发坏。
　　 那一次，父亲在他姥姥家还没有待过几天，姥姥的房子就被日本人霸占了。因为日本人要在西关扩建关押抗日分子的监狱，原来国民党修建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是非常地破败不堪。父亲的姥姥一家被野蛮的日本人赶出来，没有了房子，只好在村头搭了个简易的草棚子，暂时容身。但在草棚子里一住就是好几年，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结束，才又回到了村里。父亲说，每次去姥姥家都会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就怕遇到日本人鬼子。人们都为日本人的专横跋扈而气愤，但是却没有办法。父亲那时就想，什么时候自己长大了，就把日本人赶走，夺回姥姥的房子。
　　 父亲在他二十岁时，正赶上全国自然灾害时期，连着两年的洪水让庄稼几乎绝产，人们只能去野地里挖野菜、扒树皮以充饥。严重的食物匮乏，难耐的饥饿夺去了爷爷奶奶的生命。靠野菜和草根果腹的父亲，终于活了下来。父亲说，在那个最困难的一个冬天里，他已经饿了好几天，家里再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活着的人都对死亡已经变得麻木了，没有了太多的悲痛。人们只有艰难地挣扎着，盼望着春天的到来，只要田野地里长出鲜嫩得野菜，人们就可以活命。父亲在努力地寻找着一切可以吃得东西。也算幸运，父亲竟然在房顶上找到了一堆红薯藤和玉米芯。父亲喜出望外，把红薯藤和玉米芯，加上榆树皮一起用石磨磨细，磨成面子，做成饼子充饥。尽管难以下咽，但靠这些草面饼子，父亲总算活了下来。父亲和村里活下来的人，终于等到了那个迟来的春天。人们都浑身浮肿着，走向田野，菜色的脸上有了幸福得光芒。父亲缓慢地奔向田野，发现人们早以趴在地上，仔细地寻找着才露头的野菜，大口地嚼着。
　　 也许是对那些饥饿的记忆太让父亲难以磨灭，父亲对粮食有一种特别得感情。后来随着一个丰收的麦收后，人们终于告别了那些可怕的饥饿。但由于我们的家乡地处渤海退海地平原，盐碱非常厉害，粮食产量非常低，一年到头还是不够吃的。像很多山东人一样，父亲随着大批逃难的人流，闯了关东，去了东北讨生活。直到几年后，老家的生活改变了，父亲才又回来。
　　 后来有了哥哥和我后，本来就非常勤奋的父亲，更加辛苦了，起早贪黑拼命地挣工分。他想要给我们好一点的生活，但在集体公社时期，父亲的努力，也紧紧刚够温饱。在八十年代初期，哥哥已经十五岁了，在村里定了一门亲事。我们家的三间半老屋已经不能再适应了，因为以后要给哥哥娶媳妇，那房子已经非常拥挤了，所以父亲打算盖房子。但家里的收入是对于盖房子只能是梦想。父亲决定随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去天津干活挣钱。
　　 那三间老屋是爷爷奶奶留下来的，至今我还记得那土墙土顶破窗户。虽然村里都很穷，房子都是土的，但像我们家这样的土屋算是最老的了。房顶每年都要用泥巴抹屋顶，以防备雨季大雨的冲刷，房顶年年抹泥，越来越厚，可是每年雨季还是漏雨。
　　 秋天，房顶上会长满了野草，随风摇摆。窗灵是木质的四方格子，糊了窗户纸，被灶台出来的烟熏得黢黑，刮风时呼哒呼哒直响。夏天下雨时，破败的房顶经常会漏雨。母亲就在下面放上洗脸盆、锅、碗等接雨水。白天还好点，晚上听见叮叮当当的雨水敲击锅碗瓢盆的声音，让我们无法入睡。幸亏父亲在我们睡觉的这间屋顶上，铺上了一张塑料布，不然我们的大炕上也会淋雨。我们睡不着，我就依偎在父亲宽大的胸脯上，央求父亲讲故事。父亲就会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有时也讲鬼故事，吓得我钻进被窝不敢露头。
　　 为了盖新房子，已经四十岁的父亲，去了天津市郊的一家窑厂干活挣钱。父亲的工作是扣胚子，就是用人工活好了泥巴，再把砖胚扣出来，经过晾干后再装窑烧成红砖。每扣十块砖胚子二分钱，扣一千块两块钱，父亲每天能扣二千五百块砖胚子，比其他年轻人挣得还多。在天津，由于父亲的勤劳能干，被场长提升为小工头，带领工人们干活。三年后父亲带着辛苦挣得三千多块钱回来了。他拒绝了窑厂场长的极力挽留，回到了自己破败的家。他不愿再离开我们，因为他当时的梦想就是盖起自己的新房子，然后和我们一起生活。
　　 三千块钱在八十年代算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要是盖一般的土房子是绰绰有余的。可是父亲却想把房子盖得更好些，因为他认为既然盖，就要盖村里最好的房子，必须要结实，而且还要敞亮。他的计划是盖六间砖瓦房，玻璃门窗。父亲去过大城市，知道当时城里的房屋门窗的样式，所以他倔强地没有听从母亲和工头们的建议，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盖房子。这就有了挑战，因为钱就那些，根本不够。这时我们家的老屋已经摇摇欲坠了，房梁都有了虫蛀，不能再将就了。
　　 父亲又一次做出了决定，自己烧制砖瓦。父亲算了一笔帐，当时公社的砖瓦厂卖的砖瓦，如果去买够六间房子的砖瓦，三千块钱就基本用完了。那些白灰、木料、工钱就差得太多。如果自己烧制砖瓦，就能节约一半多的成本，那样钱基本就差不多。下了决定后，说干就干。父亲把砖胚模子，找会木工活的二大爷做好。父亲和哥哥整整用了一个冬天，用牛车拉回烧制砖瓦的泥土，在过了年开春后，就开始扣制砖胚子。我们家都一起上阵，垒放砖胚、帮助父亲活泥。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一座圆形的土窑终于在场院里冒出了烟。窑里那种黄黄的、带着呛人硫磺气味的烟雾，袅袅升起。带着父亲的希望，土窑慢慢地燃烧着。
　　 土窑燃烧了半个月后，停止了冒烟。父亲以他在窑厂干活的经验，又等了十天，终于起窑了。一块块红色的砖瓦都被来帮忙的乡亲们取出来，垛起一溜红色的砖垛。收工后，围着砖垛，人们对父亲烧制的砖瓦赞不绝口，这质量比公社窑厂烧制的砖瓦还好。后来父亲会烧砖的手艺被乡亲们互相传颂着，他成了烧制土窑砖瓦的把式，被十里八乡的人请去帮忙烧制砖瓦。
　　 经过一个春天，一排高大宽敞的新房子在万家坊的村里，拔地而起，超越了周围那些低矮破烂的土房子。父亲脸上带着喜色、带着骄傲，和前来观看的乡亲们打着招呼、递着香烟。后来，父亲时常都会坐在院子里吃饭，看着自己亲手盖起来的房子欣赏。这是他的梦想、他的追求，经过他不懈地努力和艰辛，他的房子梦终于实现了。
　　 父亲对他亲手盖起来的房子，是非常满意和眷恋的。这从后来他不让我们动这座房子，在原址上再翻盖新房就可以看出来。哥哥结婚有了孩子后，再住在父亲分家时分给他的两间房子里，已经觉得很紧张了。哥哥嫂子年轻力壮，在工厂上班，日子过得挺滋润，就有了盖房的想法。但他们又不能翻盖父亲的房子，只好去找了村支书，村里又划出一块地基，盖起了五间大瓦房。父亲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儿子超越，虽然嘴上还不服气，说那新房不如自己这老屋住得舒服，可心里却是高兴的，因为他常常背着手在哥哥的新房前转悠，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村里人都跟他闹：现在不行了吧？你那房子都多少年了，都成了村里的老古董了。父亲却笑呵呵地说，还早呢，这房子还能挺它三十年，我心里有数。
　　 后来我在镇上做生意有些了钱，也想翻盖老屋的想法。可是父亲怎么也不同意，无论是母亲说还是我们说，他都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房子还能住，而且非常结实，再住几十年也不会倒塌，他对自己亲手盖得房子是了解的。可是我和妻子却觉得那房子已经太落后了。现在村里都翻盖了新房子，我们家的房子已经二十年了，尽管很结实，但是却与周围邻居家的高大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相比，却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显得又矮又破，如树林里的一棵蒿子，大煞风景。
　　 为了能够说服父亲，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说了很多好话，举了很多例子。可是父亲就是听不下去，仍然不为所动。我们只好作罢，妻子为此意见很大，过年都不愿回去，经过我的周旋，才不情愿地回老家去过年。
　　 2006年，我在镇上买了一块地皮，打算在这里盖上沿街楼房。父亲知道后，骑着自行车来镇上好几趟，他让我回去盖房子，他说他想通了。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通的，后来听母亲说，那是他怕我在镇上盖楼后就不回老家了。那时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他怕老了我不在他身边。可是我妻子却不愿回去盖房子，她认为在镇上盖楼房会有升值空间，在家里盖房子没有多少用处。但父亲却天天催我回去盖房，他再不愿让别人说他的房子老古董了，从年轻就要强的人，现在不能输给别人。
　　 我还是拗不过父亲，在老房子的基础上，翻盖了更加高大的新房，又一次给父亲圆了一次房子的梦。当然，我在镇上的楼房也盖上了，只是比计划晚了几年，多花了十万。三年前，我又买了一处住宅楼，打算把父母接来享福。可是父亲和母亲只来住过一天，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住了。父亲说住在那鸽子笼一样的房子里，非常地不舒服。还是住在老家的新房子里心里敞亮，住得跟从前的地主似的，舒服得很。
　　 闲不住的父亲，在院子里种上了各种果树和蔬菜，收获了水果和蔬菜后，经常骑着电动车给我们送来。尽管他已经八十岁高龄了，可是耳不聋眼不花，说话高嗓门，走路带风，一点也不像他的年龄。我想，父亲盖了一辈子房子，他的身体和性格，就像他盖得房子那样结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