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农村，不管家境殷不殷实，一年中最隆重最庄严最难忘的就是除夕；而除夕（也叫“大年三十”）这天农家男女老少，会一起动手，花费约8小时来准备一顿晚饭，这顿晚饭就叫——“年夜饭”。
　　 在我们家，父亲是364天说了算的“当家人”，记忆中家里五个孩子对父亲都是充满敬畏的。但除夕这天，父亲不是主角。年夜饭做什么菜？什么时候开始备菜下锅？什么时辰将大盘子菜端上大方桌开饭？鞭炮什么时候燃放？是母亲与姐姐们说了算。
　　 除夕那天，在我记记忆中常常是晴朗的天。
　　 当一轮酒红色的暖暖冬阳伴着炊烟在小村庄里远远近近升起的时候，象征着最张最隆重的一天便拉开序幕。
　　 在哥哥的帮助下，家里的大小桌椅得一骨脑儿搬到屋前的禾场空地上摆放齐整，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如果偶尔碰到雨雪天气，那么清洗工作就得在屋内的天井里进行，而这种记忆几乎没有。
　　 农家大方桌一年正常清洗两次，一次是除夕，一次是元宵节后。除夕清洗是为了庆祝，元宵清洗是为了储存入仓。
　　 大方桌与长条凳一年中正常使用时间为一般为16天。除家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外，农家日常不轻易使用。所以于城市极为平常的就餐工具，在我的故乡则是一种节日喜庆的象征。因此，尽管我从七岁起每年都负责这项工作，但父亲仍是不放心，总来监督、检查。
　　 我家的大方桌是母亲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陪嫁品，工艺制作十分讲究。桌面雕龙刻凤；桌沿儿到四条腿一溜儿镶边镂空，图案非常精美。而清洗那些密集的凹巢绝非易事。我往往要用新收割的稻草扎成一束儿，沾上池塘的水进行初洗，去掉一年来积累的尘洉；再用大大小小的抹布进行揉搓清洗，来回好几遍，确保淡去的油漆味与褪掉的大红喜庆的底色在年夜饭这天，重新又活过来。如同挂在泥巴墙上套着小红袋的失声已久的锁唢，总能在某个隆重的时刻，被十里八乡的乡亲或悲或喜的唤醒。
　　 当我的手在冰水的浸泡下冻得通红，几近失去知觉的时候，抬起头总能发现父亲端着一盘温热水立在我的身后。
　　 而姐姐们这个时候，一般会到池塘边洗做菜用的蒸笼、炡子，或莲藕、鱼类什么的，或到村外的田野边自家种的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如包着芯的大白菜，冒着嫩茎的油菜芯……总之，在故乡年夜夜的菜谱上必须要凑够“十大碗”，意寓来年“十全十美”。而这些蔬菜是做蒸菜的必备材料。
　　 十大碗菜谱中，除了非常好吃的牛肉蒸菜，还有粉蒸肉，卤肉，鸡蛋糕、蒸莲耦、红烧花鲢、香芹水鸭、海带糯米卷（做法如日本寿司，但是蒸食）、香菇蒸鸡块等等。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每道菜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佳肴。
　　 父亲在除夕这天的差事不过是个客串的司仪。他负责的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检测自己采购来的鞭炮是否受潮，能不能在年夜饭庆典仪式上炸得“响”；二是年夜饭的水酒是否温好，是否准备得否妥当。
　　 可就是父亲负责的这两件工作，常常出状况。
　　 1981年那年除夕，二姐出嫁的那一年，也是分田到户的那一年。那年我还在念初小。由于家里一年的积蓄几乎都给大姐购置了陪嫁物品，所以据说是那年超了支（就是欠了债）。那是我记忆中唯一没有买堂屋里的“连环画”，以及买年夜饭鞭炮的一年。于是温酒成了父亲唯一的功课。
　　 父亲照例在中午时分，在灰塘（一种用半方大小土砖围彻成的盛放燃料灰烬的农家灶台配套设施）里木材灰余温正浓时，将装有烧酒的壶温在灰堆里。
　　 父亲做这件事时非常细心。他蹲下身子，一手把着酒壶，一手将星星点点的碳火沿着酒壶壶肚严严实实溽妥帖。
　　 我每次见父亲专注地做这件事时，总能让我联想到印有《三国演义》连环画的小人书里“关公温酒斩华雄”的故事画面。于是对父亲的敬畏便又多了一成。
　　 酒于父亲而言似乎是他唯一的嗜好。我从大舅及村邻们那里听到过不少父亲年轻时如何不顾母亲拖儿带女的辛苦，如何卖掉家里的小猪换酒喝的故事。据说每次出去走人户，几乎都是醉着回来。但年夜饭父亲却从没有醉过。不知是因为没有人陪，还是其它原因，总之那天他抵挡住酒香的诱惑保持着难得的清醒。
　　 那年除夕的年夜饭是下午四点半左右做好的。母亲让我通知父亲，说年夜饭可以开席了。按照故乡习俗，年夜饭前必须关好门，放鞭炮以示庆祝。
　　 我关好大门，跑到父亲身边低声说，“年夜饭好了……”
　　 父亲没有吱声。他拿出小孩子们过年玩的那种小火枪常用的纸质版炮，一版似乎是20颗，一颗包裹着约模小指头大小的微量火药.我们小孩管它叫“米炮”。
　　 父亲将“米炮”摆放在院子的石板上，一手按着边沿，一手执铁锤对准“米炮”悬在空中，却不动作。当左邻右舍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相继响起来，父亲一脸庄严地用力锤下，于是微弱的“米炮”声次第响起，旋即淹没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
　　 我想好面子的父亲是有意为之的，怕是不想让邻里笑话，笑话我们家没有钱买鞭炮。
　　 我记得当时一版“米炮”大约是八分钱，而一挂普通鞭炮，差不多八毛钱左右。母亲后来说，父亲之所以没有买是为了省下钱来换几斤待客的烧酒，以及让子夜出“天放”(注：乡俗。首先在自家屋前空地上摆上香碗，插上香；再架一小扎茅草，燃时须向屋内方向慢慢倒下，意为“招财进宝”。但这些仪式必须有两人以上举着青竹篙朝天而鸣的大鞭炮做支撑)的鞭炮份量足一些。
　　 放完鞭炮，摆上“十大碗”后，一家人开始入席。
　　 临堂屋正北墙上挂着祖先的画像，左右两侧则挂有家人们的黑白照。父亲唯一一张年轻时拍的上过红蓝色料的“美术照”就在其间。
　　 那一方席位似乎是父亲的专座，据说是上席。南面是姐姐们的席位，是客席；母亲引领大哥与我分坐东西两侧，那是长者的席位。
　　 这席位坐次我不知道是谁定的，大抵也隐含着男尊女卑的陋习。
　　 入席后，不能落座，要先起立面对祖先画像祭祖。
　　 父亲按照乡俗，先在祖先画像下正方安放的小神龛上，往香炉里插上三柱香，接着烧上纸钱，然后摆上六双筷子、六个小碗、六个小酒杯，再倒上六小杯茶。做这些工作时家庭成员要恭恭敬敬且不能出任何声响。
　　 父亲刚摆好祭件，正要转身找酒壶给祖先斟酒，忽然一声惊乎，“该死的，谁把我的酒踢翻了……”
　　 我们猫下腰，发现有只伸展出去的脚正好触碰在父亲放在桌脚边的那尊温好的酒壶上——那是三姐的脚。
　　 据长辈说，年夜饭有几个忌讳，一是吃饭时不能打碎碗；二是买来的鞭炮不能炸不响或者响声不连贯；三是酒壶不能被洒出酒来……不然不吉祥。
　　 怎么个不吉祥？是来年家庭不和，人丁不兴，六畜不旺，庄稼不丰……我不知道。
　　 父亲的脸顿时铁青，一双怒目狠狠瞪着三姐。三姐遭到了父亲的厉声喝斥（年夜饭骂人或吵架是不被允许的）。三姐委屈地想要分辨，被母亲阻止了。
　　 三姐赌气下了桌，把自己关在房里，门摔得山响……
　　 接下来的年夜饭是在没有笑声，没有碰杯声，甚至没有任何声响的状态下吃完的。如果说真有声响，便是三姐低低的抽泣声，以及父亲喝闷酒时熟悉的那种一饮而尽的声音……
　　 三姐碰倒父亲酒壶的事件无独有偶，在后来一年的年夜饭端菜上桌时再次发生；而同一年，家里捂在“炒米”中的鞭炮自燃……
　　 接下来的几年，家里确有不顺的事发生：三姐辍学、大哥从牛背上摔下来，我的手臂骨折、父亲生重病……
　　 但母亲一直认为这与三姐无关，自然也与年夜饭无关。但三姐却成了父亲克星这件事，在父亲嘴里翻滚了好些年。
　　 父亲是特别要强而颇有计划的一个人。每年的年夜饭后拜完祖先，父亲便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拿着笔与纸在房里谋划老半天，不准人去打扰。我后来知道，父亲在谋划着子女们的上学的钱还没着落，开年后该拖点石子去卖了；谋划着新一年该给二姐三姐物色户好婆家了；谋划着新的一年家里该添置些什么；谋划着家里的几亩薄地收入不够，而后山坡还有几亩无主的荒地，开春后该向村里递张申请条了…
　　 我们家是队里第一个买长江牌收音机，第一个买武汉牌手表的，第一个买永光自行车的……据说是大哥借邻村同学的收音机听；三姐借了同村姐妹的电子表载；同村的几个男青年骑着两轮车围着二姐转……
　　 在父亲的谋划中，家里经济情况好转起来。
　　 1987年年夜饭后，父亲的计划里列了盖新房的宏伟目标。父亲在计划里写道：趁着女儿还未出嫁，趁着家里还有点劳力与余钱，趁着自己还有点力气，该为渐渐长大的儿子们盖间新房了……
　　 那一年，我们家告别老旧的土胚屋，我与哥哥姐姐提前住进了新盖的敞亮高大的砖瓦房。许多仍住着老屋的亲友们拎着“堂画”等礼品来道贺时，父亲乐呵呵的，一脸得色。而住惯了老屋的父亲与母亲不肯搬，依旧守着老屋，而但逢亲友来访必带到新居参观，殷情招待。
　　 1988年，“汉城奥运会”落幕的那年年夜饭让我永生难忘。
　　 那年，全家人只有父亲没有入席。许是建房操劳过度，新居落成后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
　　 为了省钱，为了不给儿女留下过重的债务，父亲拒绝到省城继续接受治疗，执意要留在家吃偏方。
　　 那年我们按照父亲的嘱咐，买了戏剧《狸鱼换太子》、《红楼梦》、《秦香莲》《劈山救母》的连环画，年夜饭前贴在了新居的墙上，父亲说自己看病花了不少钱，家里也没什么发展，也什么好招待的，亲友们来拜年有个看头。
　　 我与三姐在用浆糊往墙上贴这些画时，我看到眼泪在三姐眼眶里打转。贴春联时，三姐一定要把我写好的那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春联贴在父亲房间的门楣上。
　　 那年年夜饭，三姐用自己卖“金针菇”的私房钱买了一挂长长的大个头鞭炮，她用长竹篙卷了好几米长，央求我与她搬到老屋大门外（乡俗一般关起门来燃放）点燃，绵绵不绝的脆响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那年的年夜饭，面对满桌的菜，我们都没有动筷。三姐从“十大碗”中挑了父亲最爱吃的“莲藕蒸菜”端到房里喂给父亲吃，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扭过头去。其实父亲那时已经吃不下任何的食物，只能喝少量的汤水，但父亲的心结远比病痛更加的强烈。
　　 父亲一直都不愿原谅三姐。三姐以为父亲之所以怪罪，是因为在父亲发病前，三姐曾让车把手误撞了父亲，而且正撞在父亲的胸口，几天后父亲病倒。三姐后来明白，那次的意外与父亲病因无关。三姐最终也明白，父亲的怪罪其实压根儿与那次意外无关。
　　 面对饱受病痛折磨的父亲，正一步步扭向天国，像父亲一样倔强的三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在父亲的床前号淘大哭，请求父亲的原谅……
　　 那一年的年夜饭，依然是下午四点半开的席。那天，三姐没有碰倒父亲的酒壶，那一年席上只有三个人，大哥、三姐与我。母亲一直留在父亲房里守护着。
　　 那年的年夜饭，我不知道三姐与父亲说了什么，父亲吃了一口三姐送进去的年夜饭，与三姐和解了。
　　 那年年夜饭后的父亲照例要写的新年计划，是三姐代笔的。
　　 五天后，1989年正月初五凌晨，挺过除夕，年仅53岁的父亲去世。那年成了父亲在这世上最后的年夜饭。
　　 三年后，三姐出嫁，我找到了父亲留下来的那本写在农历上的“新年计划薄”。
　　 但见三姐在那年的计划中写到：1988年大年三十团年夜，我跪在即将离世的幺幺（乡俗对兄弟中排行最小的父亲的别称）病床前发了誓，我让幺幺放心，新的一年，我一定会照顾好母亲；我一定让残疾的大弟在镇上找到谋生的工作；我一定要让小弟继续念书，直到考取大学，否则我决不出嫁……
　　 那年三姐25岁，她与生命垂危的父亲在年夜饭后完成了“当家人”的最后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