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图书室觅得郁达夫小说集一本，遂于工作之余细细读之。十年多前，初读郁达夫小说，这次算是重温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争议、最为人所诟病的非郁达夫莫属。一系列的小说如《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等，暴露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悲哀，塑造出伊人、于质夫等充满病态的零余者形象，这些灰色的人物无疑带有作者的身影。作者以自叙的手法践行了其一贯的主张，即“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沉沦》一文更是惊世骇俗之作，以石破天惊的笔触直指中国历代文人几千年以来不敢公然言及的东西。
　　 中国文学向来讲求含蓄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有尽而意无穷。父系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宰，也因此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传统士大夫肩上扛着强烈的家国意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当个人遭遇困窘之时，当社会理想和现实激烈冲突，发生碰撞之时，文字无疑是较好的倾诉载体，于是，一篇篇充斥着心理苦闷的诗词歌赋就顺时而生了。贾谊《吊屈原赋》写出了逐臣的愤慨，曹植《洛神赋》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李商隐一系列的朦胧诗更是把本人的苦闷演绎得淋漓尽致。诸如此类的写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多如繁星。或隐晦纡徐，或扑朔迷离。中国男人隐忍了几千年，虽有放浪如杜牧、柳永者，却始终为道学家所不容，进而收敛“劣迹”，重归道德重地，踏入仕途。而能如此大胆直露描写的，郁达夫实属旷古第一人。尽管作品有争议，但从始至终都充满着束缚与挣脱，率性与道德伦理的纠葛。非一味放纵，而有着浓厚的道德自律。“原来日本的妇人都不穿裤子，身上贴肉只围着一条短短的围裙。外边就是一件长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没有钮扣，腰里只缚着一条一尺多宽的带子，后面结着一个方结。她们走路的时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开来，所以红色的围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这是日本女子特别的美处；他在路上遇见女子的时候，注意的就是这些地方。他切齿的痛骂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也便是这个时候。”（《沉沦》）这段文字作者通过“他”大胆地表现了对女性的渴慕，表露人性的原始欲望而非单纯色情，又有着来自于心灵深处的自谴。
　　 处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斗士、猛将，郁达夫们不会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毅然决然地与旧的传统观念、旧的婚姻断裂，义无反顾地追求理想、幸福，并影响了一些后世青年。于是，中国几千年的怨妇中又多了几个女人的名字：朱安、孙荃、张琼华、张幼仪……他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把无尽的孤独、寂寞、冷清留给了青灯孤影下独守空房的女人们。这当然是个人的悲剧，亦属时代的悲剧。
　　 在现代文坛上，使郁达夫扬名的不仅仅是其诗文的艺术成就，亦在于其与王映霞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富春江上神仙侣”，才子佳人，为时人所艳羡，爱如风雷激荡，离时惨惨戚戚。如果没有郁达夫，王映霞则可能是万千普通女子中的一个，不为人所熟知；如果没有王映霞，郁达夫情感生活可能要逊色几分，亦会影响到其创作的灵感。是是非非都已是过眼云烟，只留下几多回味、几多嘘唏。女性始终是男人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独特的经历和忧郁的性格形成了其忧郁感伤的文学情调，透过郁达夫作品，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在春风沉醉的晚上，野茫茫，沉沦，回不到“过去”，做了一只“迷羊”，最终“银灰色的死”。
　　 “伤乱倦行役，西来又一关。偶传如梦令，低唱念家山。海阔回潮缓，风微夕照殷。愿随南雁侣，从此赋刀环。”细行虽不检，然大节无亏。民族危亡之际，为抗倭而奔走疾呼，舍生取义，血溅异域，彰显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光彩。这一点，为同一时期的周作人所不及，也是明末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