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主席台上受表彰的那位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的男人，竟然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初中同学胡成兰。区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去场外找他，可扑了个空，四下寻找也没见他影子。会不会被区领导留下用午餐了？……我正犯疑时，蓦然，有一个人影骑着电瓶车从我面前一闪而过，样子与胡成兰很相似，正朝马路上驶去，眼看就要脱离我的视线，我急中生智，朝他背影大喝一声：“胡司令，请等一等。”
　　 那男人猛然刹住了车，显然是听见了我的叫喊，缓缓地转过脸，怔怔地看着我：“你是——在叫我吗？”
　　 “对呀！除了你，这里还有谁叫胡司令的？”我笑呵呵地走了过去。
　　 那男人困惑地朝我上下打量着：“可我怎么不认识你？”
　　 “这很正常，就像我认识习主席，习主席不认识我一样。”我幽了他一下。
　　 那男人哑然失笑：“我怎么能和习主席相提并论呢？可我真的记不起来你是谁？”
　　 “初中的同学阿庆嫂，你还记得吗？”我忍着笑。
　　 “阿庆嫂？”那男人脑子飞快地转着，突然眼睛放出异彩：“哎呀！你是阿庆嫂？真没想到，幸会幸会。”
　　 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在我胸口捣了一拳。
　　 眼前这男人是胡成兰已确定无疑了，但我仍想继续逗他，于是说：“你现在是名人了，披红挂彩当先进的，我等鼠辈可是望尘莫及哦！”
　　 “瞎说什么呀！我这不是没办法吗？赶鸭子上阵，我不得不上呀！”胡成兰皱起了他那两道熊猫眉。
　　 “跟你开个玩笑的，胡司令，怎么样？四十多年没见，你还好吧？”我拍了他一下肩膀。
　　 “还行吧！你怎样？退休了吗？”胡成兰问。
　　 “刚退不久，现被返聘，还在上班呢。”
　　 “哦，那行呀！可以拿双份工资呢！比我强多了。”
　　 “还是你强，当红娘都当成大师了，真让人刮目相看。”
　　 ……
　　 就这样，彼此逗乐寒暄了一番后，胡成兰突然看了一下手表，露出了歉意：“不好意思，阿庆嫂，我得先走了，下午还有要紧事呢！”
　　 “行，我也得赶回单位上班，那我们什么时候好好聊聊？”我很期待地问。
　　 “这样，我给你个手机号，另外再约吧！”胡成兰随即报了一串数字。
　　 我记下了他的手机号后，目送着他匆匆离去。望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我不禁心生疑惑：一个刚步入花甲之年的男人，竟然萎缩得跟耄耋老人一般，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身体欠佳？还是当红娘当得太辛苦了？我无法从中得到答案。
　　 胡成兰，这个颇有女性味的名字，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其中的含意，但对他“胡司令”和我“阿庆嫂”这两个绰号的由来，我还是记忆犹新。那是我读初二的时候，也是现代京剧样板戏最红火的年代，无论在什么地方，到处可以听见学唱或表演几大样板戏的场景。因为胡成兰无论是长相或声音，都和《沙家浜》里的胡传魁有几分相似，所以，每当学校里表演《沙家浜》片断，他都是当仁不让的角色。久而久之，他的真名被人忘了，“胡司令”倒成了他的姓名。而我的绰号“阿庆嫂”，却是起得很勉强，只是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清”字，又经常喜欢和胡成兰对唱《沙家浜》中阿庆嫂“斗智”片断，所以，同学给我起了这么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绰号。其实，那时候我和胡成兰关系很一般，自从有了这么个绰号后，反而走得很近了，彼此上学玩耍形影不离，直到1972年6月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北大荒农场，而我则分配在上海某工厂工作。就这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一晃就是四十多年，我们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蜕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真让人感慨不已。
　　 自从初中毕业各奔东西后，胡成兰再也没和我联系过，我曾经想方设法得到对方地址，给他写过一封信，可一直没接到回信，自此，我和他的联系戛然而止，杳无音讯。想不到四十多年后，彼此竟然会在这儿相遇，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别后第三天正逢周六休息，我根据胡成兰说的地址，下午特地去了一趟他的住处。胡成兰所在的惠民一村，与我所住的惠民四村，只相隔一站路的距离，同属一个街道。而他的住处属于棚户区，还没动迁，有1500多户人家，简陋的房子像鸟巢似的，密密麻麻连成一片。我骑着电瓶车七拐八弯，在一条很深的小弄堂里，总算找到了胡成兰的家。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衫站在门口，吸着香烟等着我呢！
　　 “哎呀！阿庆嫂，你终于来了，我怕你找不到，就在门口等着。”胡成兰扔掉烟蒂笑嘻嘻地说。
　　 “胡司令，我记得你应该住在鞍山新村的，怎么住这儿了？”我纳闷地问。
　　 “嘿，那都是老黄历了，这儿是单位1992年增配给我的房子，鞍山新村那房子我父母在住。”胡成兰直言不讳地解释。
　　 原来是这样！我心存的一点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跟着胡成兰上了楼，他把我领到了二楼朝东的一间房间，我好奇地四下打量：这是一间完全用木材和纤维板阻隔的一个不大的空间，顶多16平米，虽然朝南有一扇窗，但房间高度不够，人居住在里面，总有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屋里有些阴冷，胡成兰打开空调，才暖和了起来。他又端来两杯茉莉花茶，一杯放在了我面前，一杯留在了自己的手边。彼此嘻嘻哈哈聊了一会儿后，我将话题转入了正事，我含笑问他：
　　 “你怎么想起当起红娘来的？是不是闲得无聊？”
　　 “怎么，我不像红娘吗？”胡成兰眨巴着小眼睛反诘道。
　　 “不像，当红娘的都是女人干的事，你一个老头操的哪门子心呀？”我玩笑道。
　　 没想到胡成兰脸色霎时阴沉了下来，他白了我一眼，说：“我本以为你今天来，会给我一些鼓励的，想不到你和我老婆一样，一个鼻孔里出气，真让我扫兴。”
　　 我有些窘，伸手搡了他一下：“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肚量真小。”
　　 胡成兰脸色这才阴转多云，站起身给我茶杯里添了许些热茶后，脸上露出笑意：“不好意思，老同学，让你见笑了，我主要是生我老婆的气，她不支持我干这行倒也罢了，居然把我晾在一边，跑到儿子家里去了，说是要领小孙女。”
　　 “这么说，你现在是单过？”我感到愕然。
　　 “也算是吧！她一个礼拜回来一次，搞搞卫生什么的，像探亲似的。”胡成兰苦笑着。
　　 我想笑又笑不出来，只能同情地瞥视着他，劝慰道：“她也许是一时赌气，时间一久，会想通的。”
　　 “但愿吧！”胡成兰叹息了一声。
　　 这时，胡成兰衣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敏捷地掏出手机放在耳朵边听着，只见他一会儿眉头紧蹙责备着什么，一会儿嘴角又露出笑意，与对方说了一阵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然后收起了手机。
　　 “这是一个腿有些瘸的女孩打来的电话，我上个月给她介绍了一位聋哑小伙子，她对他很满意，可过了一段时间，又嫌人家经济条件不好，思想上有些动摇。我刚才数落了她几句，她不吱声了。”胡成兰颇有不满地撇了撇嘴。
　　 我嗯了一声。胡成兰又说：“人呢，就是这样，贪得无厌。当他饿着的时候，希望有一只大饼充饥就好；一旦有大饼吃了，他又指望能来一只蛋糕；所以，贪心不足蛇吞象，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少分量……”
　　 胡成兰俨然像一位老师，在滔滔不绝地演讲着，连茶都没喝一口；我却像一位学生聚精会神地听着，暗自佩服他的口才。然而，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不断地变化着，我又忍不住笑了。
　　 胡成兰看见我在笑，眨巴着小眼睛问：“怎么？老同学，我说得不对吗？”
　　 “不不，你说得很对。我是在想，四十多年没见，你变化太大了，能说会道的像个演说家；那时候你可不是这样，三记棍子下去，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我笑着说。
　　 “我能说会道？哈哈，阿庆嫂，你别洗涮我了，我这是被逼无奈……好了，不说这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胡成兰仰面笑了一阵，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我楞了一楞，望着他：“不是说那女孩的事吗？”
　　 “不不，我想起来了，是说到我老婆。我老婆现在是越活越糊涂了，她也不想想，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我千方百计给他找了一门媳妇，他可能至今还是个光棍。人呢！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己有吃的了，就瞒了恩，也不想想饿着的人。”胡成兰不满地发泄着。
　　 “你儿子对象是你介绍的？”我感到不可思议。
　　 “是啊！老子给儿子介绍对象有啥不可以的？又不是包办。”胡成兰咧嘴一笑。他站起身来，拉开一只五斗橱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本红色丝绒面的相册，放在我面前：“来，看看我儿子那副尊容吧！”
　　 我放下茶杯打开相册，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几张小夫妻的合影，我猜那男的可能是胡成兰的儿子，女的则是他媳妇；可我没看出他儿子有什么异样，外貌也属于过得去的那一种。
　　 “有什么问题吗？”我纳闷地问。
　　 “你没看出来？”胡成兰盯了我一眼。
　　 “没有。”
　　 “真没有？”
　　 “当然没有。”
　　 “哎呀！阿庆嫂，你这眼睛也太不好使了，你朝我儿子的额头仔细瞧瞧，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胡成兰急不可待地用手指着他儿子的前额。
　　 我再凑近一瞧，终于看出一些名堂来了，他儿子的额头确实与众不同，正常人的前额是饱满往前凸出的，而他却是凹进去了一块，若不是头发遮盖，不难看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看着他。
　　 胡成兰叹息了一声，和我说起了他儿子的事。原来，他儿子刚踏入工作单位那一年，有一次骑车上班的路途中遇到了车祸，颅脑损伤，生命垂危，经医院抢救终于捡回来一条命，但他从此前额凹陷，智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属于三级残疾。虽然属于工伤，单位也照顾给他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他的婚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三十二岁也没有找到对象。万般无奈之下，胡成兰费了很多心思，总算给他找了一位边远地区农村的打工妹，才了结了儿子的终身大事。
　　 儿子婚姻的周折，引起了胡成兰对残疾人婚姻状况的深思和关注，他由此特别留意起身边的一些残疾人的婚姻情况，之后又逐渐扩大到整个地区。在他所接触的很多残疾人中，结婚成家的只占28%，大多数残疾人一直是单过或靠父母生活，生活质量也不高。为了给残疾人的婚姻排忧解难，他特地对本地区未婚的残疾人进行了调查和探访，并建立了个人档案。2012年10月2日，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因为经他牵线搭桥的第一对残疾青年，终于喜结良缘。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当红娘的角色，3年以来已经成功为62位残疾人介绍了对象，建立了家庭。虽然这数字，在婚姻介绍专业人士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它的含金量是正常人无法相比的，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群弱势群体，其工作的艰难程度无法想象。
　　 胡成兰是个性情随和，脾气却很固执的男人，只要他认准的方向，他会一条道走到底，哪怕十匹马都拉不回头。从胡成兰的口中我还得知，为了给残疾人当红娘，他不仅得罪了家人，而且他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都逐渐离他而去，有的人甚至背后骂他脑子有病，吃饱了撑的，他只能装聋作哑，把委屈和苦涩往肚子里咽。
　　 胡成兰说话的语速很快，皱巴巴的团脸上，两只小眼睛不住地闪烁，表情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当他将儿子的婚事以及自己当红娘的艰辛，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后，才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你说做人是不是要凭良心？噢，自己的儿子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不管了，我老婆就是一个太自私的人！”
　　 我没想到胡成兰对他老婆有这么大的意见，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只能劝和不劝散，所以，我拍拍他手背说：“算了吧！胡司令，都老夫老妻了，还计较什么？或许她是心疼你，怕你累出啥毛病来。”
　　 “得了吧！她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心疼我花在残疾人身上的那点钱。其实又不多，只是我省下来的一点烟酒钱，再说，我又没用她的钱。”胡成兰一脸不悦地嘀咕着。
　　 看着胡成兰满头的白发和疲惫的面容，听着他那直爽真挚的话语，我仿佛看见他冰清玉洁的灵魂，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敬意。是呵！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完全可以逍遥自在地享受着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但他却自讨苦吃，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替未婚的残疾人分忧解难，这是一般没有点思想境界的人难以做到的。
　　 我曾经在报刊杂志上，读过有关残疾人婚姻状况的报道。我国目前有将近一亿不同程度的残疾人，婚姻状况堪忧，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单身，而真正能结婚成家的不到一半。残疾人不仅要面对自身残疾缺陷的痛苦，而且要应对就业难、医疗难、生活保障等几大问题，因此，结婚成家更是成了很多残疾人的一种奢望。残疾人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渴望能和正常人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社会的偏见和自身的自卑感，往往羁绊了他们的手脚，让他（她）们对婚姻可望而不可及。虽然现在城市以及互联网上，婚姻介绍机构非常多，但全都是为肢体健全人服务的，最需要关怀最需要帮助的残疾人，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没有谁愿意去替补这个社会责任的空缺。因此，胡成兰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拾遗补缺的行为，是对构筑和谐社会一种功不可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