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围观者，无不为之惊诧：右手拉胡，左手打板，右脚上绑着的一支鼓槌，击打着一面圆鼓，左脚上绑着一支木棒，敲击着一面铜锣。一阵暴风雨般的锣鼓点响起，骤然间，你眼前仿佛展现出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威武雄姿。昂扬起伏的二胡旋律，声情并茂地演绎着穿林海跨雪原的豪迈气慨……
　　 而转瞬间，那几根粗黑的手指尖一转一移一伸一屈，鼓声如吟，锣声如泣，细碎竹板，婉转起伏，声声似山泉跳跃，如小溪绕石，你眼前倏然又展现出另一种景象，你似乎看见了梁山泊祝英台十八相送时的缠绵悱恻，缭绕在半空中的那一句句一声声情深深意切切的浅吟低唱，撩动着你的心弦。
　　 逛早市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围拢过来。一个个瞪圆了眼珠盯视着端坐在人行道道牙上的一个没有眼睛的中年男人，无不唏嘘赞叹。
　　 可是那个放在地上的糖瓷缸里，却只有廖廖几张一元的毛票，和一些零散的硬币，却并不见有人再往里投币。我搜了搜口袋，把身上仅剩下的一张二十元的钞票投进糖瓷缸里。可是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二个戴大盖帽的男人走过来。其中一个眉心中有一条刀巴的大盖帽，三下二下扒拉开人群，一边喊叫着：瞎子，你没交管理费吧。你看你招惹来这么一大帮子人，占了多少个摊位？看你是个瞎子，就照顾照顾你。你就交三个摊位的钱吧。外加卫生费，行了，就收你二十块钱吧。
　　 大盖帽一边说着二根粗粗黑黑的手指头，早已伸进糖瓷缸里，把我刚才投进去的那个唯一的一张二十元的钞票，一夹夹进他胸脯子上挂着的一个肥肥大大的钱兜子里：看好了，我就收你二十块钱。照顾照顾你个残疾人。
　　 那盲人却像是根本没有看见也没有理会大盖帽收走了他糖瓷里仅有的一张大票，依旧全神注地演奏着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只是那原本就凄凄戚戚的旋律，更叫人觉得凄戚悲凉。
　　 这时候却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穿一身乳白色连衣裙的女人，悄悄地从人缝中挤进来，把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对折着，悄悄地投进糖瓷缸里，正要悄然转身离去。却不曾想，围观的人们呼啦一下把目光全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那女人被齐刷刷扫视过来的各种各样的目光盯视得脸颊腾一下绯红，赶紧挤出人圈儿，踩着尖尖的高跟鞋，飞快地跑走了。
　　 却就听见有人说：好家伙，一出手就是一张大票。是个二奶吧。
　　 瞎子今天早上可是发财啦！顶咱们起早贪黑干好几天的啦！
　　 这买卖可真是不错。手指尖一动弹就能来钱。
　　 不知为什么，在往回家走的路上，我脑海里竟然又浮现出文化宫刘老根大舞台上，那些腕级演员们，学演瞎子瘸子等残疾人惟妙惟肖的动作神态时，台下爆发出来的一阵阵开心的大笑声。
　　 而每每这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回到姥姥家的农村串门时，每每开村民大会，支书或是队长大呼小叫点名时的情景：王瘸子！王瘸子来没来？独眼龙！独眼龙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陈瞎子！陈瞎子你别装瞎，一开会你就睡觉。歪脖子是不是又进城捣腾小买卖去了？别看这小了脖子带拐弯的，资本主义尾巴可是又长又直溜儿。
　　 支书或队长的话音未落，队房子里就会爆发出一阵阵开怀的哄笑声。人们像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快慰。
　　 可是对于超级大腕演员们在大舞台上的超级表演，我却从来也笑不起来。因为每当这时候，我都会想起，十几年前，我在本市最贫困最落后一个区一所中学任教时，教过的一个得了小儿麻庳的学生。每天上课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一对黑亮亮的大眼睛，每一节课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的嘴，生怕漏捍一句话一个词。学习成绩理所当然地名列全学年前茅。可是，却因为体捡不合格（那时的政策残疾孩子是不能报考大学的），没被批准参加高考，第二天就服毒自杀了。从那以后，那一双黑亮亮一眨不眨的眼睛，就时常在我眼前闪现，使我心底里一直埋着一个深深的痛。
　　 退休以后，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到文化公园西侧门散步，却又碰见了那位盲人音乐家。这回他演奏的是阿炳的《二泉映月》，低婉回还的旋律，如泣如述。声声撩人心魂。我正听得入神，就见一个很威仪的女干部，在一左一右两个大盖帽保安的陪同下，走了过来。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女干部很是厌烦地皱着细细的眉尖，这是文化公园你知道不知道？显然女干部对这个盲人对于文化的无知很是不屑。
　　 你瞅你拉的这个哭赖赖的曲子，吱吱咯咯像哭丧似的。快走快走。一会儿市长要陪一位以色列的部长来吊唁他的祖父，叫人家外宾看见你像个要饭似的，不是纯粹给咱们社会主义抹黑吗？！快走快走！
　　 没等女干部的话音落地，她身旁的那两位黑衣保安，早一人架着一条胳膊，把盲人音乐家架走了。
　　 我知道，被誉为东方莫斯科的江城，二、三十年代曾居住过二十几个国家的三十几万侨民，以俄罗斯和以色列人居多。这一带曾被叫做“毛子坟”，是外侨们的墓地。文革破四旧被彻底铲平，改革开放以后改建成了一座公园，起名曰：文化公园。人们都说这名字起得好，很有文化。
　　 而我却始终没有弄明白，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到底在哪儿？我们果真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化大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