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1996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十八）下午4：5时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听妈讲，父亲上午还去澡堂洗澡的，中午，妈给父亲调了一点奶粉，父亲喝了几口，就上床休息了。下午，两点多钟，妈在父亲跟前，父亲还落了泪，说：“我死了，你日子不好过，别看现在我跟你吵。”
　　 父亲去世时，我们全不在跟前。妈原在父亲跟前，父亲惦记着门市生意，就对妈说：“那边生意太忙，你去吧，炉子我自己会弄。”
　　 农历腊月十八夜，弟、妹和母亲坚持把父亲遗体送回老家，我只得同意，虽然妻子反对。
　　 十九、二十两天，我守在父亲身旁。父亲去世时，嘴巴原是张着的，我当时想托上去，始终没让父亲嘴合拢。第二天，我去老家再看父亲遗容时，发现父亲已经闭拢嘴巴，脸露笑意。
　　 腊月二十一，我把父亲送上山火化。
　　 如果讲迷信的话，那天父亲大概不愿走。火葬场的车子一路上停了好几次，一次在家门口，一次在火葬场门口，油总是上不来。
　　 腊月二十二，早晨大风，上午，风渐停转阴，下起毛毛细雨，中午送响汤时，雨略大夹雪，大概是老天对父亲的去世也伤悲。父亲一生待人忠厚，诚实，耿直，干工作兢兢业业，有魄力，但始终没有上去。一生几次受委屈，晚年本应享清福，可惜，疾病缠身两年有余。
　　 正弔那天，比较悲壮。基本上是大破孝。五六十人披麻戴孝，连同鼓乐班子，队伍颇长，这次事办得如此之大，是城岗老家第一家。
　　 我的观点是，老人生前要尽量照顾，死后，也要风光一番，让别人品论一下父亲的后人为他争光。
　　 去年中秋节，家里其他人叫父亲回新家过团圆节，父亲不答应。我知道他犟着哩。他对我盖新楼很不赞成。他认为宁要家宽不要屋宽，他怕我盖了屋后，欠账过多，日子不好过。我搬进新楼一年多，他都不去一次，这次，我叫他去，他马上就答应了，并催我妈带他快去。我知道父亲想去新家，但要面子，我不发话，他就不去。他也知道，我会请他去的。那天，父亲吃得很好，晚上他也没回门市，就住在楼上。妈说：“真怪，你大（父亲）在这儿睡得很好，也不喘，也不吐痰，一夜睡到天亮。”想不到，这是父亲第一次到新家过节，也是最后一次在新家过节。
　　 父亲临去世的前几天，我到他跟前说，我心脏可能有毛病，特别是喝过酒后，有时胸闷，气不足。他劝我抓紧去看，早发现早治疗，否则，到老就治不好了。
　　 父亲精神受到最大的打击，是1995年，也许是1994年吧。那天早上，我让父亲送3000块钱给妻子进货，父亲骑车出门，岳母和我一再叮嘱，结果，出门走了也不过百十米地，钱还是丢了。3000块钱哪，那可不是小数字。父亲觉得对不起儿女，便去老家找我两个妹妹借钱硬是抵上。父亲丢钱这件事，当时我是瞒着妻子的，因为年前，我怕影响妻子做生意的情绪。年后，好一段时间，我才告诉妻子。
　　 父亲去世的前几天，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我想让他住院，过个平安年。他说不住。实际上他是想住的，因为他怕死。可是，他知道住院花钱很多，也治不好，他不愿意再多花儿女的钱。他知道我盖楼欠了几万块钱，常为此事替我担心。
　　 有段时间，父亲身体刚有点好转，就急忙去做烟草生意。他不想用儿女的钱。他一生用钱都是自己挣，到儿女手中要钱花，他总觉不方便。父亲常到草编厂浴室洗澡。母亲说，父亲三两天都要去洗一次。很遗憾，我这些年没陪父亲去澡堂洗过一次澡。按说，我是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必要带父亲去的，他身体不好，让他一个人去洗澡，是不应该的，在这点上，我很内疚。
　　 父亲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躺在床上睡觉，母亲说，父亲夜里总是歪在床前，天很冷，为此，母亲为了照顾父亲，吃了不少苦。父亲临终前，常常憋得大喊大叫，但是，白天看到我在他跟前时，他就忍着。我想，他是怕儿女说他是装的，是想住院，实际上，他的确想住院。年前如果住一阵子医院，他也许不会离开我们。
　　 我抱怨妻子，说她对不起我父亲有两条：一是没让父亲搬来新家住，名义上说，是让父母亲住在店里替我们看店，实际是嫌父亲脏，乱吐痰，有病，怕传染给孩子们。二是怕父亲住院，因为住院花钱太多，再说了，父亲住了几次医院，效果并不明显。父亲每天都去医院看病，妻子认为在家治疗就可以了。再说，父亲一去住院，母亲就得陪着，影响生意。我虽然说过妻子几次，但没有坚持。实际上抱怨妻子还是不对的。妻子尽管有自己的看法，终究还是会听我的，如果我坚持，妻子也不会说什么。我真恨自己，我为什么不坚持让父亲来家住？为什么不坚持让父亲年前住院？现在再想让父亲回家来住，父亲是回不来了。父亲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们，去了那个飘渺的地方，他是不声不响走的。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会突然走去，也许，他看儿女不在跟前，招呼不及，干脆离去。不过，看他躺在床上那种熟睡的样子，不像是死前很痛苦。所以，我估计父亲肯定是睡觉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而离开人世的。人都说，父亲这种离开，是前世积德的。
　　 父亲走时很干净，里外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
　　 大爷去世时，衣服是我和小亚几个人帮助换穿的。
　　 父亲去世时，衣服是我和一个亲戚帮助换穿的。
　　 腊月十八的那天中午，参加粮食局利达公司开业庆典，我在那儿被招待吃饭，没有看望父亲。下午五时左右，我去看他，当时，门市的大门是开着的，房内因光线不足，略有点暗，我进里间，看见父亲躺在小床上，枕头垫得较高，被子盖着下半身，右手插在心口窝的棉衣里，左手伸在被子外面，他双眼紧闭，嘴半张着，像是熟睡的样子。我喊了两声不见动静，发觉不好，便拍拍父亲的脸，不醒。我知道坏事了，父亲走了。他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看样子，父亲走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现，很可能是睡着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来不及反应就走了。我不相信这是事实，连忙叫来医生，医生用听诊器听，说听不到，又翻了一下眼睛，说眼睛已经静了，走好一阵了。我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他很乖，他的胸口还是热的，右手还是热的，我非常难过。父亲很怕死，每当病重一点，就把我的兄弟姊妹叫到跟前来，可是，这次他招呼不打就走了，因为是年前，也许他怕耽误我妻子的生意，所以硬挺着，想自己闯过年关，可是，他没有闯过来。父亲几个月前就说过，今年怕吃不到水饺了，我没重视他说的这句话，只想有病就看，重了就住医院，怕什么嘛！我曾劝他常去老家转转，看看，玩玩，开始还去几次，后来就不去了。一来老家没人能照顾他，弟妹们太忙，顾不上他，在我这儿都是我母亲照顾他，再者，在我这儿方便，看病、洗澡，他能骑三轮车。最主要的是看病方便，他不想死，不想离开自己的子女。为此，听母亲说，父亲很伤心地哭过几次，可是在我跟前，他从没有露出来过。我在他跟前时，他一是关心我的工作，叫我不要骄傲，要好好跟人家团结，要听领导的话。再一个，他对我妻子的生意始终不放心，关于生意事，我常常顶它，认为他那套生意经不行，他不服，为此，我们父子俩常常不欢而散。
　　 我写武侠小说时，父亲专门在小冲（老家的一个村庄）请了一个鼓书艺人，可能是胡大楼吧，据父亲说，此人书说得不错。父亲把他请来，目的很清楚，是想帮我写好武侠小说，当时，我看这个艺人有点自命清高，就没有领父亲这个情。
　　 这些艺人是乡土的，跟文学艺术还相距很远，再加上此人不太谦虚，交谈了几句，又谈不到一块儿，只能作罢。
　　 父亲最喜爱的一辆自行车，是青岛产的金鹿牌大架单飞车，那车子很笨、很重，没有哪个年轻人爱骑它。可是，父亲偏要骑它，说它能带货，能爬坡。
　　 父亲骑着这辆车卖过布，那是去离老家十几里的小冲赶集，不过，有一次他带一二百斤布，从老家西山坡下来时栽倒了，家里人不知道，是他朋友老胡把他扶到老家城岗街的。他当时曾对我们抱怨说：“如果我栽死了，你们不也不问事了吗？”母亲说：“你跌倒了，俺也不知道，知道了还能不问吗？”
　　 到新沂后，妻子卖鸡蛋，父亲也帮助卖鸡蛋，他用那辆自行车，跑到离新沂五十里的老家，去贩鸡蛋来给我妻子卖，一次几百个鸡蛋，上百斤重，我们不让他去，他非要去。父亲脾气很犟，一辈子自己做主惯了，来新沂儿子家，乍不做主，他很不舒心。实际上，我们是不想让他多费心，享享晚年之福，可是，他总是对我们放心不下。母亲为此常怪他说，他们的事（指我和妻子的生意事）你不能少管吗？你要是死了，他们还能不过？父亲一听母亲说这样话，就斥责母亲，说她不懂事！
　　 在我的婚姻问题上，父亲也操了不少心。高中时，我和女同学谈恋爱，后因文化大革命，我们断绝了关系，其主要责任在我。文革前，因为来往书信较多，影响了我的学业，班主任徐老师找我谈话，我主动和她断交，父亲很不乐意，因为这个女同学来过我家，我祖母看了也很满意。文革时，我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去找过那个女同学家，希望我们和好，可惜，这个女同学此时已经谈了一个现役军人，所以，她就谢绝了父亲的好意。在芜湖和同事相恋时，颇受挫折，父亲去看我时，没有批评我，他从来都相信自己的儿子，我那个女同事虽然来自上海，又是个大学生，但对我父亲非常尊重和孝敬。我和妻子结婚时，需要钱，是父亲从生意中挤出千元，交给母亲来南方送给我的。直到去世，父亲和我岳父也未曾见过面。不过，每次回家探亲，父亲就常常教育我要孝敬岳父母。他说，谁都有两头父母。他对弟弟说得更多，因为弟弟和他岳父之间关系不太融洽。
　　 父亲的心忒软，忒善。
　　 父亲做生意从不宰人。那些年，乡下一些农民驮鸡蛋来给我妻子卖，他们最喜欢让我父亲接收。因为父亲信他们话：“黄大爷，下面鸡蛋涨价了，你得加钱。”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回答：“行呢，行呢。”有时，父亲看我妻子给小贩的价太低，就偷偷摸摸地塞钱给送鸡蛋来的小贩子。父亲反对做生意心太黑，他说买卖都不能心黑，一黑的话，谁给你货？你卖给谁？也许正因为父亲的善良，所以，每当鸡蛋俏市时，只要父亲去拦鸡蛋，谁也要不去，别人出价再高，也不行，那些乡下来贩鸡蛋的小贩子，首先看我父亲要不要货，父亲不要了，才能给别人。
　　 父亲喜欢听书。每到逢集，他把布摊子出好，便让妹妹做生意，自己跑到书场听一阵子。我尚未结婚时，每年都要探家一次。那时，我管图书馆，手中书多，便带一些《三侠五义》之类的书，回家读给父亲听。那时，家还是三间茅草屋，很小，很窄，我便找个小板凳依墙而坐，一个水泥做的粮缸，缸上有个锅拍子，锅拍子是高粱梃子穿的，锅拍上油灰很厚，很少清洗。锅拍子上放盏小煤油灯，豆大的灯火摇曳不定，我便在这样的夜晚读书给父亲听。虽然，我读书不如说书人那样精彩，但父亲却听得津津有味。我给父亲读过《书剑恩仇录》、《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父亲自己喜欢听书，还经常把书介绍给别人，想住在老家街里的陆信（土说书艺人，即看书本说书人）等。
　　 父亲欢喜听戏，为此，他几次和我女儿（很小）争看电视，不过，他总是气哼哼地让步。后来，我表弟送来一部黑白电视机给我父母亲，就没争过。当然，父亲很少来家，因为，他和母亲住在街上我的店里看店。一次，父亲的要好朋友进城买货，把毛驴拴在我的院子里，我不乐意，虽然没说什么，但是，父亲还是能觉察出我的不高兴，后来，他没留他朋友在我家吃饭。也许他是觉得自己现在不当家，所以，他几次想请他朋友来家坐坐，或喝上一杯薄酒，都没有。比如，他想请工商局的副局长胡某，胡某原在我的老家当过领导，父亲对他不错，原来，父亲做生意时，据父亲说，他是第一个被批准的商贩。胡在会议上说：“谁不批，也得批老黄的。”父亲说：“在三岗（城岗三个大队：岗南、岗北、城岗）挂土城，还没有人不赞成我的。”
　　 我总觉得父亲还没有离开我们。他还在那个小小的门市里。他穿一件旧的黄军大衣，那黄大衣可能是我弟弟给他的，也许是妹婿的。他很喜欢穿，一来暖和，二来他还有点军人的情结，再者，方便。走到哪儿，歪在地上，靠墙跟，也不怕搞脏。父亲喜欢下棋，常常在街头看人下棋，或和他人下棋，即便是风口也感觉不到冷。他戴一顶火车头帽子，那是他自己买的。我每次去门市看他，他总是力装还能做生意的样子，实际上，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也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因为他跟我母亲多次说过，过年的饺子恐怕吃不到了。母亲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对他的话总是不以为然，认为父亲是怕去那个世界。父亲去世前，精神压力很大，母亲说他经常哭。我去过几次，安慰父亲，劝父亲多一点精神疗法，少打针吃药，多吃点好东西，可是，父亲不管如何，他就是去看病，看病。他不想离开他的子女，不想离开我们，这些他含辛茹苦抚养大了的孩子。虽然我们有家有道，他还是不放心。他不放心我，怕我在单位跟领导和同事关系不好，怕我工作出问题。我不主持新沂日报周末班，去了广告部，他始终不放心。他没敢在我跟前说我，他知道我大了，自尊心很强，一次，还是我自己在父亲跟前提起这事的。我说不是我工作干不好，而是我工作干得太好，太出色，所以，引起一些人的妒忌，原来跟我不错的，因为我比他强，他不高兴，那些想往上爬的，甚至是头头，怕我山太高，遮了他的太阳，所以极力反对我，贬低我，打压我，我现在不干了，他们又同我和好了——虽然，我知道这个好是假的，我不影响他，也没想跟他争权力，他又何必跟我作对？跟我作对毕竟对他们也不利。我把这种情况跟父亲一解释，父亲也就放心了。他说，是这么个情况，他也有同感。父亲过去工作很棒，也曾遭过他人的嫉妒、陷害过。尽管他很理解我，但他还是劝我要团结好同事，要与人为善，万万不能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