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年开始流行一词“哥们儿”的。我们80年代那会没有“女汉子”这词，常在一起的男女也喜欢称作“哥们儿”，表明彼此只是同志（真正纯正的同志关系，而不是现在地球人都知道的另类“同志”）关系，不会发生什么。
　　 春节刚过，一个原单位的同事打来电话：“小泥儿，你的一个哥们儿，年前因为心梗走了，告诉你，可别难过啊！”我心里一惊，在原单位称兄道弟，没几个呀？是谁呢？当对方说出名字时，我的眼泪已经淌了下来，老沈，你才72岁，不是好好的，还在省建筑协会工作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说起老沈，他是无锡人，说话字与字中间的间隙很小，有的字好像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别人听起来很吃力，可他那声音却很轻巧。老沈，说实话长得那样子很丑，但却让人感到很亲切，很安全。想起来这就像是在昨天，可今天我们却阴阳相隔。悲痛中，曾经的一个场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请两位书记靠近点。”金科长笑着轻声地说。老沈操着无锡普通话说：“还是保持点距离，不然小王看了会气掉的。”哈哈地笑声中，金科长手中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留下了我和老沈的合影。那大概是84年的夏天。院里的人都说：“老金最爱拍领导的马屁。”那天，他为什么给我们俩照相，过去30年了，实在想不起来。我只记得有这张照片，可是放在哪呢？
　　 我坐在地板上，搬出好大一堆相册，流着泪翻找着，心里很痛：“老沈啊，你这哥们儿也太不够意思，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王子病中为一个朋友的项目，我们还一起吃顿饭，哦，那是5年前吧？你还说：“小泥儿，我推荐你到协会工作，建设厅还左着呢？说你的‘动乱’问题没解决，不能出来工作，我生气的和他们理论，可没用啊。”当时，我听了很感动：“谢谢你老沈，王子这样，我出不去，可你能替我说话，我该谢谢你。”你把嘴一撅，瞪了我一眼：“咱们是老哥们了，还客气。”你不会说那个“儿”字，改不掉无锡家乡的强腔调，听起来很滑稽。
　　 啊！终于找到那张照片。那时我们一起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旁边是他的办公桌，对面是我的办公桌，我们对面坐了6年。6年中他是党委书记、是老师、是兄长，工作时我们相互称书记，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把我看成是个女的，所以和班子成员约定，没人时称哥们儿，他们几个中只有老沈比我大９岁，其他人都大得多，没人和我计较，于是：“哥们儿就哥们吧。”太多的回忆在眼前回放，然后笑了，然后会流泪。
　　 上世纪１９８４年省里一刀切，老干部离休成了顾问，年轻干部上台，我还在北京出差，一个政治的大雨点掉到我头上，于是我瞬间茁壮成长，一个星期就长成设计院的党委副书记。我在睡梦中走进党委书记办公室和一个长得丑陋的男人握手，那就是后来的搭档、党委书记的哥们儿老沈。
　　 这位新来的书记，让我很不舒服，他个子不高没有1.7米，大头短脖子，长得很黑不说，仔细看黑中还有更黑的雀斑，小眼睛，鼓鼓嘴，不说话还好，一说话牙齿就会暴露出来，这张脸看起来不大干净，可这人的衣服和鞋子总是干干静静的，还好，全身中和一下还算舒服。
　　 全院的知识分子，可没有看得这么仔细，新书记一进院，他们几乎没有心情来评论我这个坐“飞机”上来的女书记，把矛头一致指向这位从省一建施工单位调进来的新书记，他们认为设计院的书记就应该从设计院里产生：“这个人什么路子可以从施工单位调到设计单位？”知识分子的百般挑剔和不满可想而知了，可老沈平静的应对这一切。
　　 那六年里，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设计院工作面临万象更新的时期，老沈作为党委书记掌握着设计院这艘航船的方向，带领仅有五个人的新领导班子一路前行，创造了设计院有历史以来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想想真不容易。
　　 回想当时，院长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业务尖子，党外人士，我是一夜间蜕变的“小书记”，那年才30岁。班子只有一位行政院长和业务院长是上届班子成员，对这位新书记还不削一顾。
　　 老沈靠着自己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把握着方向，帮助非党院长逐步适应领导角色，手把手的教会我如何当好党委书记，很好的调动了业务院长的积极性，使设计任务持续保持满负荷，那位一直因为没有当上一把手院长的原副院长也不得不屈尊管理好院里的行政工作。
　　 想一想，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知识分子的领导工作都有其特殊性，既要给予尊重，又要以理服人，最后赢得信任。老沈真不容易，就是如此的工作量，他从没和任何人发过脾气。有时我看不惯了，就会大声指责他：“哥们儿，你这个人可真窝囊，怎么就不能说说他们？在这样下去，他们要骑在你头上拉屎了！”老沈总是笑笑说：“500多知识分子，有问题就吵，会先把自己气死了，哥们，我看你要学会遇事冷静啊！”他那平静丑陋的微笑慢慢地也变得好看起来。
　　 那时候的工作太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评定技术职称、改变多年的住房条件、发展生产发放奖金、走出国门出国考察、开展多种经营。
　　 可我刚刚走上领导岗位，什么都不适应，一天还蹦蹦跳跳，每次上班我的脚步很重，经常是一溜小跑跑进办公室，老沈就会开玩笑地说：“老远就知道一匹小马驹呱嗒呱嗒跑进来了。”我觉得他“呱嗒呱嗒”那两个字说的很有意思，有时会哈哈的笑起来，他会问：“说你是小马驹，开心啦？”我立刻严肃地说：“以后不许拿我开心。”他还是那句话：“还哥们儿呢？开个玩笑还生气啊。”
　　 他来了以后，办公桌的两个窗台上，他都放上花，这些花，我几乎没浇过水，都是他来浇，有一次他从我的背后走过去，拍了我一下，我吓了一跳回头问：“干什么呢？拍我一下，吓死我了，告诉你以后不许动手动脚啊。”弄得老沈很不好意思，他大红着脸说：“还哥们呢？碰一下怎么了？我从你身后过去浇花，告诉你一下好不啦。”我也觉得严重了，说：“对不起，但是下不为例啊。”以后5年中，他每次从我身后过去浇花，总是说：“哥们，浇花啦！”今天想想，他究竟养了些什么花？我好像从没看过，今天也想不起来都是什么花，只记得有一盆米兰，开花时，满树的小米粒，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可那香味却沁人心扉，此时，那米兰花的芬芳好像又随着思绪飘了过来。
　　 每天上班他来的很早，我到办公室，地板都擦完了。有一次，他说：“你和我在一起工作多好，来了就是一个干净的办公室。”我知道他是随便说的，可是我心里一直为此歉疚，早上因为要送孩子，怎么也不能来得太早。那天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些不快，在两张桌子中间用粉笔画了一道白线说：“老沈，以后打扫卫生，我这边不用你劳累，我自己扫。”他不好意思了说：“哥们，开玩笑还当真了，不用你的啦！”他拿着拖布擦掉了那道白线，笑笑说：“真像个小孩。”
　　 他是个细腻的男人，每个月领多少工资，多少奖金，他有个小账本。可我从来不知道每个月领多少钱？各种补助都是多少？奖金多少？真是稀里糊涂。如果需要知道时就去问他：“哥们儿，咱们发多少钱？奖金是多少？”他就会笑着说：“秘书，给你看看啊？”然后一定会给你一个准确的数字。
　　 那时候出差，回来要贴票据，然后找他签字，他每次都要说我：“这贴的不对，下次要改。这个补贴少了，你会吃亏的。”我就会趁势说：“哥们儿，你这个秘书，就负责到底吧！”每次就把一堆票据推给他，他耐心的帮我贴好，填好单据，签好字，再让我拿去报销。所以我6年里竟然没学会报销旅差费。那时候像这样的小事，我都觉得没什么？更没有珍惜过，今天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时，都被岁月稀释成泪水，流了下来。他的好就像埋在地下的酒，总是经过很久，我才能体会到，今天剩下我这个饮酒人，只能寂寞孤独品着过往中酿出的沉香。
　　 写到这，擦擦眼泪，心想和他在一起怎么就写些小事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个很好的党委书记。
　　 他刚刚当书记那会儿，真是不适应设计院知识分子的挑剔，许多喜欢捣蛋挑刺的人总是变着法的为他制造麻烦。有的时候我不得不替老沈解围，比如，老沈作报告讲的都是无锡普通话，很难懂，有些不想听的人就睡觉，有些不怕事的人就喊：“下去吧，换人。”有时候没办法，我只好上去临时帮他读稿子，每次回来老沈都会说：“哥们，看来我得好好学说普通话了。”我有时会拿他开心：“哥们儿，你怎么像院里的小山东，都多少年了还乡音不改。”
　　 院里很多人，以貌取人，以话取人，影响不少沈书记的威信，可他不在意，一心一意的支持非党员院长的工作，院里很多重大的决策都是他的提议，比如多种经营，开展第三产业，并且支持我担任经营院长参与院里的行政管理。我的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出于他手把手的指导和孜孜不倦的教诲。
　　 他的文笔特好，我刚走上这个岗位，连个总结都写不好，错字连篇，一逗到底。有一次他看了我写的东西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小泥儿，我想用这种方式和你交谈，汉字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一撇一奈，一横一竖，一钩一点，都有他的历史演变，都沉淀着民族文化的精髓，所以我们在书写文字时，除了敬畏还有认真，因为不同文字的组合，就有着不同的意思，千万不可以随意的不负责任的写出来。另外作为一个合格的党委书记，一定要有文化作为底蕴，写作、演讲都离不开文字的组合。我希望你以后在这方面再做一番努力，你会更加优秀。”
　　 看了这段话，我除了脸红，更深刻的是感激，我把这篇文字，贴在自己笔记本的首页，用来提醒自己。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包揽了院里的总结报告的第一稿，每次写完都是老沈一字字改过，有的需要重写，有的还派上用场。每次老沈看完都会笑着说：“哥们，不错，有进步，只是……还有点错误。”我今天能写点东西离不开那段日子，老沈给予的帮助。
　　 我们那届班子在他的领导下，真是设计院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新建了办公大楼，两次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在全国率先通过全面质量管理的审定，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部评定了技术职称。那些日子老沈拿个计算器，每天到建设厅去为院里争取指标，晚上回来还要接待因为评不上职称哭哭闹闹的知识分子。他说：“能理解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行，职称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像生命一样珍视。”
　　 随着改革开放，房地产开放如火如荼，设计院的设计任务也非常饱满，奖金分配就是头等大事，院里奖金分配方案，是人代会通过，可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每个月发完奖金，许多知识分子会带着计算器来找书记。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无能为力，连自己每个月拿多少工资都不知道的人，算奖金更是没门。老沈是浙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于这些小儿科的算数举手之劳，既能精确的计算，做好思想工作，还能修改合理的奖金分配制度（公式）解决按劳分配的问题。
　　 不能不承认，设计院有了老沈，无论是班子工作，还是设计院的工作都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可是设计院根深蒂固的帮派关系，名校观念，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
　　 89初夏年，我参与了那次“动乱”，老沈为了能保住我，几次到建设厅和领导据理力争。可最后领导还是决定通过党委改选，拿掉我的党委书记职务，院里有一位后来取代老沈的人和一直想当院长的那个原副院长，开始活动，打着为我抱不平的理由，决定把老沈选下去。
　　 因为我已经准备下台，所有的经历都放在最后一次党委改选上，做好最后一次党委改选的主持工作，我没有发现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地下活动。本以为还是老沈当书记，可没想到，却把老沈给选了下来，原以为我一个人下台的却变成两个人的下台。
　　 今天，院里老职工还说：“把老沈选下，是设计院的一大损失。”时间是评价一个人最好的试金石，好多事情，只有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后来，我下海了，老沈被安排一个叫“标准化办公室”的单位，十几个人，四五张桌子，在借设计院的两间房子里办公，他接手时，这个单位已经负债累累，人员都是减员组合下来的一些能力差、不合群、身体不好、不好安排的老知识分子。
　　 老沈就这样一个单位做院长兼书记，在任期里，硬是把这个烂摊子经营成为一个省标准化设计院，人员发展到200百多人，把设计院经营的成了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单位：自己买了办公楼，奖金高于其他设计院，住房好于其他设计院，年利润年一百多万。
　　 可没想到老沈又被上级贪官瞄上了，让他送礼、让他赞助，都被老沈拒绝，所以老沈的下场只能被换掉，在标准化设计院发展最好时期，老沈被调走，院里留下的几百万利润，被新院长一年多挥霍一空，其结果是患癌症去世，查无对证，保住了那个贪官。
　　 老沈从此到省里的建筑协会工作，又把这里的工作做得在全国同行业的首位。设计院的人想他，标准院的人也想他，因为老沈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心里只装着工作，只为当好一个称职的党委书记。
　　 人世间，不知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好人得不到好报、得不到认可，只有到死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这样的好人怎么就走了呢？这样有才华的人怎么没好好的使用呢？
　　 唉！老沈，你走的时候，两个设计院的同志，建设厅的领导，还有全省协会在各市的会员单位，厅里各个处室的人，无一缺席，那么多人都去送你，都说你是个好人，是个有才华的人，说你是个好书记，好领导！有的人看到你是微笑着的，你听到了吧？你走的风光、潇洒，因为你从来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因为你的心地干净，你的路走的正，到天堂也会得到天国人的敬重！
　　 老沈，我没能送你，死，是一堵厚厚的墙，将我们阴阳相隔。但是我相信，在梦中，在四月，我们的灵魂会在雨滴中相遇；老沈，我的好哥们儿，一路走好吧！真想听你再叫一句哥们儿，再看一眼你那丑陋又亲切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