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千年难遇的大天旱，因为家里的姐弟都死得差不多了，无奈之下，赳母对赳爷说：“儿呀，你若想活下去，就趁早先走吧。我们哪一天走也不一定的，你现在出去，存活率可能大一些。”于是，赳爷就答应了母亲，离家出走，一路南下，最后在广东某个小山村里跟一个地主的儿子结拜为兄弟，自此就定居在了地主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地主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家遭批斗，林哥父母就是在这次批斗中身亡的。他们死得不明不白，但是文革之后，也没有人再翻起这些老事。林哥从小就被父母宠坏的，对父母的死，他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不是他的父母死了，这些不管他的事。而赳爷看到兄弟都不为自己的父母喊冤洗罪，他一个外人更插不了嘴，所以也就没敢再提这事。
　　 到1987年分单干的时候，林哥跟赳爷在村里开了一家碾米厂，其实就是在一个很简陋的草房里筑起一道墙、放置一台碾米机。
　　 平日里，他们没事干，基本都呆在那个房子里。两人都没有结婚，他们一直都单身着。直到有一天，林哥劳累过度，倒在碾米机旁，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夜，三十来岁的赳爷很害怕，他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不想像林哥那样悄然而去，他想好好活下去。
　　 在办完林哥的后事之后，赳爷离开小山村，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或许他回老家了吧，或许他寻找媳妇去了吧。人们猜测着。
　　 二十年后，赳爷回来了，他是回来讨债的。因为他进村的时候，穿得破烂不堪，所以赳爷回来一定是讨债的。
　　 二十年前人们碾米赊账的小本子，赳爷依然存着。这泛黄的小本子，见证着赳爷的过去；这泛黄的小本子，就是他的过去。
　　 有主人开玩笑地问起他离村后的生活，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嘴角翘起来笑笑。就这样他一家一家地讨着债，每到一户，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坐下，然后从那沾满油渍的口袋里小心翼翼拿出他的小本子，像拿出一个鸡蛋，生怕它破碎了似的。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的数字，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他会让主人家看，看了多少就多少，许多人家是欠他几块、几毛钱的，都不想让赳爷那么难堪，干脆就给十块了。但赳爷死硬不肯，他说：“蓝塘人卖帽子，一顶就是一顶！”拗不过赳爷，人们只好接受了他的‘条约’了。人们都说，赳爷还是那么沉默、那么老实。时间在变，人心却不变。
　　 二十年的光景，说长也长，说短也不短的。
　　 赳爷老了，村里的变化是飞跃的，家家户户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房。他看着这个曾经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小山村，洋溢着现代化气息，突然感到茫然失措，锁眉扣得紧紧的。
　　 “他肯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所以就不得不回来了。”人们又在私下议论着。
　　 人们从此就害怕他了，害怕他虎视眈眈地把村子的东西偷走。每天赳爷都是盘旋在他那个废墟边，睡在那里，晚上出来活动，有点像鬼的行迹。
　　 人们怎么看赳爷也不像有孩子老婆的人，就他现在这个样子，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没有家的人。
　　 有一天，在那堆废墟边突然冒出了一辆小轿车，这是村里少有的景象，立马就吸引了村子里小孩和老人们的围观。
　　 只见一个戴着墨镜、身穿白衬衫黑裤子，脚穿一双刷得铮亮黑皮鞋的男人坐在车里，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和双胞胎的女孩。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莫非那就是赳爷的儿子？
　　 ‘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儿子这么厉害，怎么老爸就沦落到这种地步呢？这儿子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那个男人摘下墨镜下车了，但是那个女人和小孩并没有一起下来，大概是见到这么多人不好意思吧。
　　 此刻，围观的人把车子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密密麻麻的。那个男人下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废墟的方向走去。顿时，现场围观的人群为他闪开了一条小道，那个方向就是赳爷碾米房的方向，说来也奇怪，他怎么知道赳爷就在那里呢？难道有人爆料了？
　　 男人的神情很严肃，最后，到达了废墟堆，他停了下来，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原来，赳爷在废墟的一棵小松树下睡着了。
　　 此刻，赳爷被如此洪雷的吵杂声惊醒了，男人一把抓住赳爷的肩膀，咆哮道：“那，十万块还你，从此我们谁也不是谁的谁，就当我从来没有出现过！”
　　 说完，男人把一个黑色的麻袋丢在赳爷的脚跟边，然后急匆匆地戴上墨镜奔向他的车，像逃犯般仓皇逃逸了。
　　 此刻，车后的人们在窃窃私语着，然后都把目光聚焦在赳爷身上，只见他缓缓地走到车道上，遥望着远去的车，深深叹了一声气，嘴边不停喃喃着：“谁也不是谁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