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如果不是别人问起，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曾经病过，曾经做过心脏支架，需要按时吃药按时休息，不能生气不能激动不能劳累，血糖不能高血脂不能高血压更不能高。据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生命不出现意外。
　　 发病前没有任何症状，既不胸闷也不背疼更没有呼吸不畅。事发非常突然，突然到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就住进了医院。
　　
　　 第一日（8月29日）
　　
　　 我是在八个人陪护下去往北京的。
　　 这是我第一次以病人身份走进医院，是被家人搀扶着走进阜外医院大门。倒不是已经虚弱到需要搀扶才能走路，是要防止跌倒，防止一不小心出现的任何意外。常有人说我幸福，丈夫是外科医生，女儿是高护研究生，小毛小病不出家门就能及时治疗，我也时常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暗自得意。如今这父女俩，清楚地知道这一疾病的危险，照顾我像照顾十世单传的婴儿。我不知道主治大夫是怎样把“主干血管堵塞90%以上，病人有随时猝死的可能。去阜外医院，带着救护车走”的病情告诉家人，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反应，我更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到底如何，只知道他们扶我迈着小碎步，小心翼翼唯恐有一丝闪失，只知道被搀着走路意味着病情十分严重。
　　 住院手续办得非常顺利，一转眼我成了代号25131的冠心病患者，住在临时添加的病床上，开始了我的住院之旅。
　　 静静的躺在病床上，翻看着手机日历上的记载：
　　 8月20日：
　　 上午十点，上楼时突感胸闷，嗓子发干，极度不适。休息后，症状消失。
　　 8月22日：
　　 去社区医院做心电图，认为心脏有问题，建议进一步检查。
　　 “小题大做”，“我怎么会得心脏病！”我想。
　　 8月24日：
　　 吃药后，症状没有减轻。纠结很久后，决定住院。特别不想去。
　　 不能告诉父母和孩子。对，朋友们也不能让知道。听说这病很可怕。
　　 我不会真是心脏病吧？我不能得病，对父母，还没尽孝；对孩子，还没尽责。
　　 8月25日：
　　 一个人等待检查。
　　 从八点到十一点，从一号患者到二十一号患者，以病人身份孤身坐在嘈杂的大厅坐在众多的人群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8月26日：
　　 院方告知明天介入手术。
　　 几天来，总心存侥幸，希望检查没有问题。但事与愿违。不再恐惧，不再纠结，不再拒绝手术。
　　 我想：吃五谷杂粮，得百样疾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也好。
　　 只希望明天一切都好。
　　 想象力太丰富，想到了许多失败的病例。
　　 但还是害怕，借用微信释放恐惧：“虔诚祈祷明天阳光灿烂，一切都好！”
　　 收到许多回复“明天有事？”“教授又有表演？”“没问题，肯定艳阳高照。”
　　 8月27日：
　　 今天手术。
　　 入住家乡医院第四天施行手术。我拒绝躺在手术推车上，也不敢回头看送我出病房的人。穿着肥大的病号服，在护士长的陪护下，走往手术室。
　　 “康姐，你一定要接我出来。”
　　 “康姐，你可千万记着接我出来，可不能让我下不了手术台。”
　　 我反复说着这句话，仿佛她掌管着我的生死大权。
　　 手术真的很快，从被推进手术室到停止手术真如大夫所说“十分钟左右”。手术快的让我不安。我感到一丝不祥，因为手术室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常听爱人说，为了缓解病人的恐惧情绪，手术时，主刀大夫会跟病人谈些无关紧要的话，以此释放他们的紧张和压力。可，那时，我没有听到任何对话，手术室非常安静，静的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睁眼看时，手术台旁只有一个小护士。
　　 “做完了？”
　　 “完了。”
　　 “需要支架吗？”
　　 “……”
　　 “放了几个？”
　　 “……”
　　 “不能做吗？”
　　 忽然感觉不妙。
　　 片刻，主刀大夫回来告诉我，“病情有点复杂，去北京吧。”
　　 “您不就是北京专家么？”
　　 ……
　　 我生病住院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会功夫，病房聚集了许多前来探望的人。九点进手术室，九点半回到病房，我闭眼躺在床上，不敢看那些焦急关切的眼神。有人把被子往上拉，想要盖住我裸露在外的胳膊。“不要，不要。”我惊慌的大声喊着，声音之大，吓得她赶忙缩回了手，不解的望着我。我想到的却是影视片中的镜头：白色被子从下往上拉，缓缓盖住了头。一会儿，被送往……
　　 日记又写道：
　　 8月27日：
　　 下午，老王去北京阜外联系住院事宜。
　　 8月28日：
　　 高铁站，我仔细的打量着家乡的蓝天，贪婪的呼吸着家乡的空气。我要再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浪。因为，此去不知吉凶。
　　
　　 第二日（8月30日）
　　
　　 住院第二天是周日，阜外医院正常休息。
　　 被隔绝在白色围城里，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想，当然也可以什么都想。在寂静的病房里，一个人可以清楚的看见过往，看见自己曾经的心灵挣扎。
　　 那些纠结再一次清晰的浮现于眼前。
　　 你说不能告诉父母？是的，他们年纪已大，受不起惊吓。那你长时间不联系不看望，他们不起疑心？不会，我告诉他们去北京看同学了。可你们毕业三十年聚会刚刚结束啊！是的，十天前我们聚会，我告诉父母有同学从美国回来。他们信了？信了，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女儿。可你撒谎了？是的，我欺骗了他们，是有同学回国，不过那是八月初的事，聚会时大家已经见面。你打算永远瞒着他们？哦，不，出院回家后，站在他们眼前再告诉他们这二十多天干嘛去了。既然都瞒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知道？我想听到父母的安慰，需要父母的关心。
　　 你也没有告诉朋友？是的，没有。难道你没有好朋友？当然不是，我有许多可以交心的朋友，但我不能自私，不能用自己的疾病徒增朋友的烦恼，白白让她们替我担心，何况，她们不是医生，治不了我的疾病。
　　 听说你也不让女儿回来陪你？是的，最初没有，我以为是小病，没大问题。
　　 可大家还是知道了？是的，都知道了。住在家乡医院，我以为，说不定是弄错了，即使有问题，输点液就会没事的。不料，主刀大夫建议去北京。你害怕了？是的，我怕了，怕疼，更怕死。于是你打电话求助了？没有，可我真需要倾诉，需要大哭一场释放压力。在你爱人怀里哭泣呀！我不能，他的压力已经够大，他是医生，知道这病的危险，那几天他天天失眠，他要联系医院联系大夫，我不能再增加他的负担，我得撑着。你真坚强！哦，不！我不坚强，我是女人，是病人。那你怎么释放压力？我借助微信释放我的紧张和恐惧。
　　 对疾病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使我极度压抑，我真需要倾诉，需要得到鼓励和安慰。微信发出后，昔日的大学室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力劝我即刻进京。仿佛约定好了似的，在那个下午，我接到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收到一条又一条的微信，有同事有朋友，有学生有亲戚，有建议有安慰，有鼓励有偏方。一时间我感受到来之四面八方的关心和牵挂，顿时，我不再感到孤单，不再感到绝望，我明白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跟病魔作战，我有一个庞大的后援团。虽然他们不能治疗我身体的病痛，但他们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是朋友的安慰解除了我的精神紧张，缓解了我的心理压力，使我有了战胜疾病的斗志。忽然间，我明白了，一个人可能会有生病的身体，但决不能有病态的心理，一个人身体可以有病，但心理绝不能有病。
　　 闭上眼睛，室友陪伴住院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这是我同窗好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大学我们一个宿舍住了四年，一个教室读了四年书。那时，学完《水浒传》后，我们模仿梁山好汉排定了八个人的大小顺序，那时，我们反用周作人“苦雨斋”的书房名，给自己宿舍起名为“乐读书斋”。如今，从入院第一天开始，在大姐安排下，工作在北京的四姐妹下班后又有了新任务：到医院陪老三。
　　 于是，在忙碌了一天后，在倒过几次地铁后，在赶一个多小时路程后，她们来到医院，带给我许多美食，讲给我各种奇闻；于是，大姐雪琴把刚刚编好的《采桑子》送来了，二姐若云把加班炖好的鸡汤、烙好的鸡蛋饼送来了，四妹冬霞把刚刚买来的鲜花捧来了，五妹红萍翻出了好久不用的相机；于是，堆满药盒的小桌上有了芬芳的鲜花，悄无声息的病房里有了我们悄悄的私语；于是，我的住院变成了同学聚会，这使我的住院不再寂寞，焦虑的等待不再漫长，对即将到来的手术也不再恐惧。在她们陪伴下，在她们安慰下，在她们鼓励下，我丢掉顾虑卸下包袱，抖擞精神，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个住院的日子。
　　 闭上眼睛，另一个身影走进我的视线，她是阜外主任医生杨大夫，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大夫，她是受人之托了解我病情的。委托人是我的一个学生，那个毕业后联系不多的孩子，我眼中的孩子。他从别人那里知道了这一消息，以最快的速度联系了阜外心血管专家杨主任，委托她前来了解病况。看过带来的视频资料和病历，杨主任从医学角度，用科学严谨的语言帮我分析了血管堵塞位置以及程度，讲述了初步的手术方案和比较详细的治疗步骤。杨主任站在那里轻轻地说着，浅浅的笑着，我对疾病的恐惧，对手术的担忧，随着她轻声细语的讲解慢慢消失了。那时我想，老天眷顾我，杨主任就是它派来解救我的，一定是的。
　　 如果说，是同学的陪伴解除了我精神的紧张，那么，是杨主任的讲解消除我对疾病本身的恐惧。此后，我快乐的过着每一个住院的日子，盼望着手术时间快点到来。
　　
　　 第三日（8月31日）
　　
　　 今天再一次接受介入手术。
　　 早晨查房，所有陪床人员全被请到了楼道，病房里只剩我一人。在这难得的清净里，主治大夫拿来厚厚一沓手术风险单，要我签手术同意书。接过那些决定我生死的纸片，我不敢认真阅读，眼睛扫过之处，看到的全是可能出现的意外，我不知所措，呆呆的望着主治医，一时不知如何抉择。此时，我仿佛置身于一望无际的荒原，前不知出路，后没有退路，眼前没有同学可以商量，身边没有家人可以依赖。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菩萨也得靠自己；我知道，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亲手签署生死契约。于是，我像慷慨赴死的英雄，郑重的拿起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与家乡住院不同，术前检查有家人跟着，有同学陪着，有医生用轮椅推着，有导医带着来往于各科室。感动之余，也真切的感到自己是个病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病魔的威胁。
　　 等待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焦虑不安了八个小时后，我被包成一只粽子，推到手术室外再次等待，楼道里寂静无声，电子挂表的滴答声显示着时间的流逝。我一秒一秒的数着溜走的光阴，无奈又无助。
　　 等待不堪回首。手术同样不堪回首。不叙也罢。
　　
　　 第四日（9月1日）
　　
　　 术后第一天，被固定在床上，手脚失去了自由。能活动的只有眼睛和思想。在炎热的夏季，躺在洁白的床上，透过窗户那狭窄的缝隙，打量着窗外的自由世界。
　　 盛夏，天气晴朗，阳光从窗户射入，轻轻巧巧的从我头上走到腿上、脚上，一会儿功夫，那束灿烂的光线照到病床、墙壁，斜斜投射的光里，有飞动的尘埃。躺在床上，只看到窗外纵横的树枝婆娑的树叶，仔细辨认，竟是银杏，那扇型的叶子，片片舒展，嫩绿油亮，发闪着勃勃生机。这是夏日，万物生长的季节，树枝树叶攥足了劲向上生长，屏住呼吸仿佛能听到它们扩张的声音。躺在床上，上看不到树冠下看不到树根，只见一段粗糙的树干，只见树干上一只淡黄色蝉蜕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常说秋天叶落，可夏天叶子也会掉落，常说黄叶飘落，可青叶也会飘落。在我用目光抚摸叶片的时候。一枚嫩叶悠悠下降，那飘飞的身影旋转灵活轻盈洒脱。也许有风，那嫩绿的叶片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自由的在空中翻飞。在万物生长的季节，本该沐浴阳光吸取雨露不断成长的叶片，是什么终止了它的生长？是风吹雨淋还是虫咬病变？离开树之母亲叶之集体，它有没有哀伤会不会孤单？
　　 看着那枚夭折的树叶，忽然想起昨日拒绝手术的少年，不知他现在情形如何？昨天，我和几个即将手术的病人等在手术室外，没有说话声，没有走路声，只有电子挂表的滴答声显示着楼道的寂静。此时，一个声音打破了宁静，“叫主任来，凭什么先给他做？我可来的比他早”，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里充满不可遏制的愤怒。“插队的孩子不到17岁，情况非常严重，可他一直拒绝手术，现在终于愿意做了。给他做完马上给您做，好吧？”另一个解释的女性声音，满是温柔，语气里包含着对这男人的歉疚。可那男声仍然不依不饶的说着自己该先做的话，说着自己亲戚是某某官长的话。片刻，楼道再次响起说话声，“24床放弃手术，送回病房”。隆隆的推车声就由远而近，经过我身旁又渐渐走远，走出这楼道。护士窃窃私语声使我知道了这病人的情况。这就是那个男孩，先天性心脏病，再有三个月才满十七岁，四岁做过手术，十岁又做一次，这是第三次手术，术前准备已经做好，可已经躺在手术床上的男孩儿突然决定放弃。“我不做了！不做了！我害怕！”他凄厉的哭泣声久久回响在安静的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