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剧形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之后，帝国主义依靠其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操纵了中国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使中国丧失了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自卫能力，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统治，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很不彻底，新生政权很快又落入具有反动派、大清遗臣袁世凯手中，中国进一步被帝国主义瓜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虽然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应予取消的条件，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均遭到拒绝。这一民族的耻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也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不满，引爆了震惊中外的举国抗议的“五四运动”。
　　 中国社会内忧外患，辛亥革命劳而无功、封建势力的依旧顽固、人民的不幸、科学的落后、祖国国际地位的低下构成了知识生活的社会大背景。郁达夫和同时期的不少在新旧社会更替的夹缝中里求生存的知识分子一样，正是在这苦难动乱的时代里浸泡成长，他所走过的，也正是这样一条矛盾、困苦和屈辱的生活道路。
　　
　　 二、悲剧形象塑造的两重性
　　 谈郁达夫小说悲剧形象的两重性不能谈郁达夫的个人性格。郁达夫(1896-1945)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一个旧式文人家庭里，郁达夫出生那年正是中国被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中说，“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的，是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郁达夫的“书香之家”破落下去。他三岁那年，父亲去世，郁家卖光了田地，祖孙六人全靠母亲缝补洗衣，节俭度日。时年九岁的姐姐，也被迫去当了有钱人家的童养媳。社会的腐败和时代的黑暗投射在郁达夫的心里，形成巨大的阴影，加上现实所造成的具体的痛苦和辛酸，给郁达夫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忧郁、苦闷的基因。接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又给所有爱国知识分子增添了新的忧郁和苦闷。郁达夫这时在嘉兴、杭州求学。少年离乡，不仅得不到母爱的温暖，还常常受到“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子弟”的期凌与歧视，使他处在极度的忧郁与苦闷之中，成为一个“孤独者”（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忧郁感伤的个人气质正是在这时候形成。
　　 郁达夫后来留学日本十年，去国千里，飘泊无依，弱国子民卑下地位不时地刺痛着他敏感的神经。“他的性格里充满了矛盾的两面性,因此,他的一生就不得不为这矛盾所苦忧。”这是郁达夫曾经评价他的崇拜者卢梭的话。我们也同时从中可以窥见郁达夫自身性格。事实上从他充满传奇和不幸的一生来看，郁达夫一生似乎都在“愤起，还是沉沦中挣扎”。[1]
　　 郁达夫小说强调“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郁达夫文集》中收入的44篇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叙事的“自叙传” 抒情小说有19篇，可见他的悲剧小说很忠实地体现了他的主张。并将他的经历内化为悲剧小说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悲剧人物大多有着分裂的人格，性格的“两重性”相当鲜明。所谓“两重性”是指人物性格的“两个极”，即不同个性的两个集合。两重性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了悲剧人物的典型性格。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互为因果。郁达夫擅长写落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其中对性和性爱的描写在郁达夫小说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比如，在《沉沦》中，“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够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以及“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于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无疑是悲剧知识分子陷入爱情的困境、性的困境、进而陷入性的堕落的心灵呼号。当然,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因为性的苦闷继而产生生的苦闷，因为感到生的苦闷，继而在性的苦闷中寻找解脱。从而造成了人物性格的病态，生活方式的病态，最终上升为病态的人生，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效果。
　　 强烈自卑与自尊的对立统一。郁达夫悲剧小说人物中大都有“强烈自卑与自尊”的个性。自尊是因为太自卑，而太自卑就是因为中国文人骨子里特有的自尊。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他所塑造的自我形象都是有着这种矛盾性格的人物。残酷的现实撕碎了他纯洁的内心，纤弱的神经又驱使他“细地咀嚼这磨碎了的心瓣”，悲剧人物们有着相同的精神世界：忧患、挚爱、不肯屈己于人、脆弱敏感而又热情豪爽、愤世嫉俗而又颓废无力，孤高傲世却又自卑自戕。
　　 如《南迁》中主人公的哀吟：“名誉、金钱、美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如《沉沦》中：“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的说‘你这卑怯者’ ！” 《茑萝行》一文中主人公自道： “天生胆怯，从小就害着自卑狂的我——从不敢自家吹一点小小的气焰。”“啊啊！好胜的心思，比人一倍强盛的我，到了这兵残垓下的时候，同落水鸡似的逃回乡里去——这一出失意的还乡记，就是比我更怯弱的青年，也不愿意上台去演的呀！”
　　 悲剧主人公自我麻醉，自我沉沦，然而酒醒之后，却是更深的自责，更强的自卑。再如《沉沦》中的主人公滴着冰冷的眼泪在日记中哭诉：“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是二十一岁！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一个青春正炽，本该意气风发的青年，却饱尝生理、心理、生活处处围剿，无处突围，最后他们迎来而来的仍是无边的绝望，叫主人公们怎能不捂胸长叹。
　　 如果仔细品读郁达夫的全部小说作品，我们似乎总可以瞥见一群熟悉的知识分子的影子。似乎总有一个清瘦的、孤独的、而又含着淡淡忧郁的青年茕茕行走于文本之中。他们手中握着一本外文书，不时地用英文或德文等外文吟诵某名家的作品，似乎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其实，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书”只是悲剧主人公们表达自尊，排解自卑的特有的甚至是最好的道具。
　　 入世与出世的内心挣扎。郁达夫小说中的文人形象难以摆脱旧中国文人的底子。不少主人公是充满士大夫情致的文人。
　　 郁达夫小说中自然风景描写的片段很多，然而我们仔细阅读后会发现，他与其他多数作家有所不同，他的作品中描写风物，并非只为烘托环境，暗示人物的命运。相反他善于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物情绪的表现结合在一起的。着意突出主人公“入世与出世”两种个性心理的挣扎。
　　 悲剧主人公无论在飘洋过海去求学，还是立在国内求生存，他们都有着读书济世的理想。甚至渴望成为英雄，救世的英雄。我们在郁达夫的小说作品可以找到例证。如对于郁达夫来说，他也不停地在小说中实践着寻找英雄的努力。如 秋柳》中的主人公于质夫是个有侠义心肠的客人，他主动要求“鲁钝”而“不美”的妓女海棠来陪伴，并放出豪言：“老子原是仗义轻财的好汉，海棠!你也不必自伤孤冷，明朝我替你去贴一张广告，招些有钱的老爷来对你罢了!”显然，于质夫这个人物是将照顾妓女的生意看作侠义之举，可能于质夫认为只有在海棠这样不美又无生意的妓女面前，他才感到有救世主式的优越感。其实这种貌似侠客的英雄行为在骨子里却是虚弱的，一旦于质夫发现“连海棠这样丑的人都不要我了”的时候，又禁不住“自伤自悼”起来，济世的梦被无情的击碎。
　　 同时，我们从郁达夫作品中发现，当主人公们感到苦闷时，他们就会走进自然，寄情山水，自我陶醉。如《沉沦》中的主人公，由于感到“不容于世人”，“孤冷得可怜”，他手捧诗集，独步于鲜活水灵的自然美景中间。顿时，“他的身体觉得如陶醉似地酥软起来”，种种甜蜜温情的幻想都来了。怡情山水之间，他沉醉了，忘却了心中的苦闷，只希望在那淳朴的乡间终老。我们看到，主人公士大夫的出世情素，真真切切地流了出来。越到后期，这种心态表现得越充分。
　　 此外，郁达夫的后期作品《迟桂花》和《瓢儿和尚》（两作均写于1932年），更是大量进行风景描写，有着较浓厚的桃花源式的色彩，对瓢儿和尚的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描写充满了赞美。在这两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渴望隐逸、向往孤高避世的隐士生活，以及返朴归真的心理淋漓尽致的显露出来。
　　 因此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被“入世”和“出世”所支配着，渴望济世，振救衰亡的祖国，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连一个妓女都救不了，就想远避尘世，归隐山林，这正是那个时代新旧思想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反映，也是他们成为“多余人”的真实写照。也恰好体现出怀才不遇，进退失据找不到答案的知识分子矛盾性格的两重性。
　　 阿Q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融合。文学大师鲁迅在五四时期创造了影响巨大的经典形象——阿Q形象，并以“以精神胜利法”赋予其形象重要的精神实质。这一形象在郁达夫作品也有深刻的体现。
　　 如《沉沦》：“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类似的描写在郁达夫其它文本中也能看到。不过，与同时代相似作家作品刻画的具有相似个性特点的人物相比较，郁达夫悲剧小说知识分子形象还多一份特质，那就是爱国主义。并且是阿Q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往往相互融合的，达到统一的，体现出郁达夫悲剧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如《沉沦》：“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那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的，日本人对我们的称呼‘支那人’，一点点地吞噬着他的心。当他被迫说出自己是‘支那人’时，他的心碎了：‘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内心的自卑与自尊，自我的安慰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表露无疑。其实，郁达夫悲剧小就主人公“出入与入世”也好，“阿Q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也罢，都是主人公矛盾性格个性特点的内显或外化。
　　
　　 三、 悲剧形象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进行小说创作的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复杂的年代，在国内，“五四”已处于退潮时期，黑暗势力卷土重来，整个社会呈现严重的病变状态，到处弥漫着腐败窒息的空气，北洋政府及当时积习未改的封建保守社会，根本视知识分子、外来文化如草介；在国外，中国贫困落后，卑贱的国际地位使她的子民倍受欺凌。沉重的失落感仍是压在他们心头的坚石，而生活的颠流离，命运的无情嘲弄更是加重，使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他们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地位置。那时，也有一些对自身命运较为清醒的知识分子，开始发生一些分化：有的努力挣扎，而最终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然而，现实的无奈又不得不把这些清高的士大夫式与这个污浊不堪的世界绑在一起，所以，许多知识分子们实际上成了这个特定社会中的“多余人”。所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形象色彩似乎都是较为灰黯的，调子是较为低抑的，内容是较为琐碎的。它的对象就通常是 更为世俗、平凡、形而下的。而郁达夫在这个背景下创作的悲剧小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我们先来看看五四时期其他著名小说家创作的几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情况。
　　 鲁迅“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知识分子小说。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白光》、《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辈子受“八股取士”的毒害，完全是旧式知识分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过封建教育的熏陶，又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对封建礼教制度他们具有反叛精神，也都曾意气风发地指点国是，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他们都比较脆弱，缺少韧性，终于被封建黑暗势力打垮，压碎。和《在酒楼上》有所不同，《孤独者》在风格上显得格外冷峻，魏连殳的结局比吕纬甫更凄惨，更令人战栗。作品提示出，魏连殳不是病死而是被人杀死的，凶手不是别人，就是他生活着的社会！和以上两类知识分子不同，《伤逝》中的子君、涓生以及《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是当时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诞生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一开始就受到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洗礼，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封建礼教冲击，追求着幸福的生活。然而，最终仍远脱离悲惨的命运。黑暗势力和现实环境给予他们的是毫不留情的打击，压倒了他们的反抗与追求。子君是不得不回到她曾经勇敢地出走的家庭，最后是带着无限的凄怨悄然死去，死于“无爱的人间”。涓生虽然想奋翅高飞，也不过是寄希望于渺茫之中，到头来只落得悲哀和悔恨，饱尝这人生的可悲。《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家也终于在白菜、劈柴和孩子的哭声中撕碎了稿纸，回到了艰难的现实。
　　 鲁迅在说易卜生的名剧《娜拉》时就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坠落，就是回来。”这是对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的总结。
　　 巴金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说：30年代初写他的《激流》，让青年高觉慧“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只有五四时代的“浮躁凌厉之气”，才鼓励这种激情与狂想；也只有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才如此雄心勃勃，“幼稚”、“大胆”而且“狂妄”。改造中国，拯救人类，——他们的目标总是那样气魄宏大；追究“根本”、探寻“终极”，——他们的思路往往超越了生活的平凡性，极力驰向更广漠的思想空际。这无疑是虚空的，脱离现实生活土壤的。
　　 叶绍钧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小说：《倪焕之》中的同名主人公，他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满腔热情地献身于教育事业，当他的满怀希望在社会恶势力面前碰了壁……
　　 从上这作家作品反映的主题来看，我们还发现不管是鲁迅的知识分子体载类的小说，巴金的同题材小说，还是叶绍钧的“教育小说”。他们在作品中也提到了知识分子的写作，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提到了教学，然而却没有一篇能把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求学、看书、写作、翻译、教书，甚至酸溜溜地写诗寄情，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立体空间支撑起郁达夫悲剧小说主人公丰满、独特的形象。
　　 有人概括郁达夫小说的题材特点，以为他多写“穷”、“伤”与“色”，这似乎还不能算作五四时期知识者的特殊不幸。写知识分子的“色”、“伤”、“穷”，中国文学史上代不乏人。许杰的《醉人的湖风》——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吃饭哟！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走路哟！啊！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做人，简直是不是人！这一写照把现代读书人在一个”穷“字的威压下的种种辛酸，抒发得淋漓尽致。而能将“穷”、“伤”与“色”融为一体，写到的极致恐怕只有郁达夫一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郁达夫悲剧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两重性” 独具匠心的刻画，达到了深刻性、立体性，显著性，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小说真实而沉重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人在“沉沦”与“奋起”中挣扎，进退失据的“生的苦闷”与“生的悲哀”，文中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并且包含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