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公是湖南省湘乡县莲花村的地主，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斗地主是最为严厉的。外公家的田土、山林、牲畜、农具、衣物、碗碟等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小到一根针都没有留下。外公将储存的银元，装进一个酒坛里，埋在后山的一棵大松树下，结果，还是被抄家的群众找到，把这些银元倒进箩筐里，有大半箩筐。外公家的房产也被没收，成了村公所。
　　 其实，外公是勤奋白手起家。十岁时，外公的父亲贫病而死，外公去了当地的大户人家当长工。他省吃俭用，把积攒下来的工钱用来买地，慢慢地，他置下了二三十亩田产。虽然日子慢慢富裕了，但外公还是特别节俭，一年到头，也只有在过年过节能闻到肉味。多余的粮食卖了，一篓一篓的鸡蛋，外公不舍得吃，也都卖了。卖来的钱，他又去买田买土。
　　 一年天气大旱，大部分农户的水稻都干死了。但外公日日夜夜地挑水灌溉，累了，他就躺在田埂上小睡一会儿，外公家几十亩的水田竟保了下来。当年，家家歉收，甚至绝收，但外公家却粮食大丰收。面对饥民和流民，外公用粮食换土地，土地增至100亩左右。当时，村里有两户人家，穷得实在没法过，要把他们的女儿给外公做丫鬟，但外公生性精明吝啬。他琢磨，养丫鬟是要支工钱的，他没答应。这两户人家便把他们的女儿卖给外公做偏房。对外公来说，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投资，不只是可以多两个老婆，更重要的是，家里可以增添两个免费的长久的精壮劳动力。不知什么原因，二外婆和三外婆都没有生育儿女，外公的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都是出自大外婆。外公不舍得请长工，就自己亲自带着大姨和三个外婆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地经营着上百亩土地。
　　 很多地主在买田置地的同时，还喜欢建豪宅，外公一辈子不懂得享受，也不喜欢炫富，他只是热衷于土地，外公家一直只有几间简单的砖瓦房。
　　 舅舅读过私塾，新中国刚成立时，他正在湖南长郡中学读书。虽然舅舅年龄不大，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知道时代要变了。他建议外公散尽家财保平安，但外公不舍得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家业。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被打成恶霸地主，舅舅认为，这与当时的国家政策不符，因为，地主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雇长工、养丫鬟、放高利贷。这三条，外公一条也不具备。舅舅认为，外公最多只能划为富农。
　　 舅舅想回家了解情况，结果，他这个“地主仔”一回到家就被抓了。外公跪在一个高台上，头上戴着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向某某某狗地主讨还血债！”外公的名字上，还打着一个大大的刺眼红叉。外公低垂着脑袋，脖子上挂着一个装着半桶尿的尿桶。大外婆、舅舅、姨妈和妈妈跪在一旁陪斗。
　　 台下聚着全村的村民，准备开始对外公一家的“控诉大会”和“批斗大会”。在此之前，村里已经斗过几个恶霸地主。在对这些恶霸地主的“控诉大会”上，“苦主们”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他们被恶霸地主欺压的故事，整个“控诉大会”变成了村民们的“诉苦”大会。控诉会上，诉者哭、听者哭，男人哭、女人哭、老人哭、孩子哭，干部和群众哭成一团，有的甚至哭得晕死过去。
　　 可是，对外公的控诉大会和批斗大会上，没有村民站起来“算苦账”。干部想到了二外婆和三外婆，他们认为，二外婆和三外婆属于被外公欺压的对象，苦大仇深。干部撺掇她们和外公一家划清界限回娘家，并要求她们揭发她们在外公家“受苦受难”的事实。可是，她们看着台上跪着的一家人，不但没有诉一句苦，还哭着请干部放过外公。
　　 一群半大的孩子，没有见到他们想要见到的热闹景象，便冲上高台，对外公一家人拳打脚踢。大外婆瘦小，被人一推，就滚下了高台，摔死了。
　　 外公和舅舅被分别关押，第二天，有三名地主被拉出去执行枪毙，外公和舅舅也一同被绑了去。当时，外公和舅舅都作好了死的准备，可是没想到，几响枪声过后，外公和舅舅毫发未伤，原来外公和舅舅是“陪毙”的。
　　 虽然外公和舅舅免于一死，但他们每天都要接受批斗。三九寒冬天气，经常有人泼冷水到外公和舅舅身上，外公身体好，扛得住。舅舅只是个谦谦书生，经不起折腾，舅舅患上了支气管炎。后来，舅舅被发配到一个没人愿去的石灰厂，染上了肺结核，活活地在石灰厂折磨而死。
　　 那段时间，多亏了二外婆和三外婆，她们没有响应干部号召回娘家，她们无怨无悔地，带着妈妈和姨妈等几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住在牛棚里。她们每天下地剜野菜，上树捋树叶，凡是能吃的野菜和树叶，她们都采回来煮着吃，诸如马齿苋、苦菜、野芹菜、野荞麦、马神菜、醋酸菜、灰灰菜、柳芽、榆叶、榆钱等等。即使这样，一家人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五六岁的四姨妈因为饿得慌，到地里扒拉生产队的红薯，被人追着打，一急，她便往路边的池塘里跳，淹死了。妈妈和大姨也因为成分不好，不能继续读书了，妈妈十岁左右就开始抬水、拾柴、拉磨、推碾子。外公家一度穷困到了讨饭的边缘。有一次，村东头有一家办喜事，宴请亲友摆酒席，二外婆和三外婆不好意思出面去讨要，就想叫大姨和妈妈两个孩子去。因为嫌丢人，大姨和母亲也不愿去。当时，母女们僵持了好一会儿，母亲说，那种无奈难过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最后，妈妈和大姨还是坚持不去讨要。
　　 舅舅的死，给了外公很大的打击，原来的批斗，再残酷他都能忍受，舅舅死后，外公逃跑了。他来到湖南与江西的交界处，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地带，建茅草房，开荒种地，养鸡养牛，外公很快就安顿下来了。新中国成立前，妈妈跟着舅舅念过私塾，并且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在当时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外公逃到江西的第二年，十二岁的妈妈带着十岁和四岁的姨妈，以及二外婆和三外婆，一路乞讨来到江西，找到外公，一家人团圆了。
　　 外公勤劳能干的本性，马上又表现出来，整条山谷都被外公开辟成了良田，鸡鸭鹅成群，牛儿满山坡。
　　
　　 二
　　 不敢说外公阅人无数，但他看人颇准。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村里有一户刘姓人家穷得叮当响，但外公认定，这家人的长子刘成述忠厚老实有出息。当时刘成述只有十来岁，大姨只有八九岁，外公托媒人到刘家提亲，刘家受宠若惊，满口答应了这门娃娃亲。一辈子节俭抠门的外公，对刘家很是大方，逢年过节，总是三斗五斗地把白花花的大米和肥硕的鸡鸭鱼肉送给刘家，平时，刘家揭不开锅，外公也总是送谷送米送番薯的。
　　 为了培养舅舅这个唯一的儿子，抠门的舅舅在家里办起了私塾，私塾里的一切费用，由外公一人承担。刘成述也在私塾里一起念了几年书，村里其他农户的孩子，想到私塾里念书，外公也高兴地答应，并且都是免费的。
　　 外公还真没有看错人，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被打为恶霸地主，刘家没有和外公划清界限，没有悔婚，大姨和成述长大后，刘家娶了大姨。后来，大姨夫凭着他根正苗红的身份、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厚道的为人，从生产队长干到乡主席、湘乡县的县委书记，后来湘乡改县为市，大姨夫升任为湘乡市市委书记，一直干到退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公快八十岁了，没有劳动能力了。俗话说，叶落归根，外公想回湖南老家。大姨夫把外公接回了湖南，大姨夫和大姨无微不至地侍奉着外公，直到外公以一百零一岁的高龄无疾而终。
　　 外公家在深山里的“世外桃源”，很快被外人发现，当时，国家清算“流窜”人口，一群人冲进外公家，对这个“流氓家庭”又是一番打砸抢。但在这一群人当中，外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这人其貌不扬，大概只有150厘米的身高，少言寡语，但他下手没有其他人狠，他对外公家的所有物件，好像存有一份疼惜和敬畏。这人就是我父亲。
　　 事后，外公打听到，父亲出身赤贫，虽然28岁了，但还没结婚，外公便托人到父亲家说媒。母亲年轻时很是漂亮，所以，父亲对母亲有好印象。我家的兄妹，凡是长得像母亲的，男孩帅气，女孩漂亮。更重要的是，母亲不但漂亮，她还遗传了外公优良的基因，外公身高在190厘米左右，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见过的最高的男人。母亲长得像外公一样，非常高大结实。这很是符合当时农村男子的择偶标准：健康结实，吃苦耐劳，生育能力强。更何况父亲这么一个矮子，更是想要找个高个子老婆。
　　 父母成家后，父亲不但给了母亲一个安稳的家，他还从来没有嫌弃过母亲“地主婆”的身份，生活一直幸福美满。母亲跟着父亲，也算得上衣食无忧，父亲从生产队长一直干到了乡长的位置。前些年，父亲去世了，如今，母亲还享受着每月几百元钱的遗属补助。
　　 后来，外公爱上了相人，他没事就拿起《易经》和相书来研究，外公第一次站在我家新房的屋坪前时，他兴奋地对着父亲说：“好风水，你家一定能出大学生！”
　　 正是冲着外公的这句话，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在“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观念盛行的时代，我硬是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从此，村民们开始认识到，坑山旮旯出大学生，并不是不可能，村里的学习风气日渐好转，村里的大学生源源不断地涌现。
　　 但外公相面也有让人痛苦的时候。每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出生后，母亲总喜欢请外公掐掐算算。大哥的二女儿出生后，外公说，这孩子必须认一对干父母，否则，孩子很难活过三岁。但哥哥不相信这些，侄女儿二三岁时，她到屋边的小溪玩水，掉进水里淹死了。那时的溪水真的很浅很浅，只有没膝深。
　　
　　 三
　　 外公非常喜欢劳作，他对农事的热爱，近乎到了疯狂的程度。
　　 外公的农活做得非常精细，不只是田里，哪怕是田埂上和田岸上，都没有杂草。外公做水田，不但要犁田，要耙田三次（一般的农户只耙田一次），秧田还要用一把楼梯（楼梯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来来回回地在田里拖拉。用楼梯压过秧田还不够，外公还要用一个比锅盖稍重的圆盘，在秧田里“磨田”，他做出来的秧田，光洁平整得像漆过的桌面。
　　 不管有事没事，外公每天要到田间地头转很多次，看见嫩嫩的秧苗，探头探脑地冒出嫩芽，看见禾苗拔节生长，看见禾苗像怀孕的少妇，羞羞赧赧地抽穗，看见谷穗上挂满霜白的花粉，看见稻穗变得沉甸金黄，外公比喝了蜜还更高兴。到了谷子快要成熟的时节，经常有野猪和麻雀糟蹋水稻。外公不但一天三餐在田间地头解决，连晚上他都睡在野外，身边燃起一堆篝火吓野猪。时常有人嘲笑外公，就是一个“移动的会说话的稻草人”。
　　 那个年代，外公已经颇懂生态养殖的道理。他把牛栏和猪圈设在了水田的上方，以便把猪牛的粪便引入水田肥田。外公从不用化肥，秋冬时节，他没事就割草，把草沤在水田里发酵肥田。
　　 外公不但喜欢种田，他还喜欢饲养各种家禽和家畜。当年，对一般的农户来说，一头牛就相当于半个家，但外公家随时养着一大群的牛，包括公牛、母牛和牛崽。外公对这些家禽家畜，像孩子一样疼爱，刚到江西时，外公住茅草房，可是，他的宝贝牛群却住土胚房。外公出门随时带着一把镰刀，看见绿油油的青草，他就顺手把它们割回来喂牛。
　　 外公不但爱牛，他更懂牛。有一次，母牛产小牛，母牛也像妇女一般难产，先出来的不是牛头而是牛腿。母牛痛苦地哞哞叫，眼角流着两行泪水。慢慢地，母牛没有力气哞哞叫了，像人一般发出低沉粗重的呻吟。刚开始，外公只是无奈地抱着母牛的脑袋，和母牛一起掉眼泪，看着母牛奄奄一息，外公轻轻地把小牛的牛腿塞回去，他把手伸进母牛的肚子，拽着小牛牛头，把小牛慢慢地拔出来。后来，小牛和母牛都很健康。
　　 外公家曾经有一头母牛不肯给牛崽喂奶，小牛蹭到它的腹下，母牛就用牛角顶小牛。外公抚着母牛的背，摸着母牛的头，对着母牛又是温柔地说，又是轻轻地唱。奇迹出现了，听着外公温柔的说唱，母牛竟然流泪了，温顺了，终于肯喂奶了。
　　 分田到户之初，农户既要交公粮，还要交定购粮，每个村子还要给公社上交一两头猪。所有的村民，都不愿意承担摊派下来的交猪的任务，外公曾经是地主，所有的农户，都想到了外公。外公也怕别人再把地主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每年年底，家家户户杀年猪过年，外公家也杀年猪，但不是为自家，而是杀了交给公社。有时，猪长得还不够大，外公也只能忍痛把猪杀了上交。
　　 有一年，生产队长又来外公家杀猪上交给公社。一般的农户在杀猪的前一天，就开始停止喂食，但外公相反，不管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总是先要把他们喂饱。外公照例倒了一大盆猪食到食槽里，外公看着猪儿欢快地吃着猪食，他忍不住伸手摸着猪儿的背、脑袋和耳朵，眼里满是温柔和不舍。外公摸猪的样子，真的像摸着自己的孩子一般。
　　 猪儿吃完食，外公转身离开。队长示意屠夫上前，屠夫和几个村民走进猪栏，将猪儿团团围住。猪儿半蹲在身子，警惕地盯着这一群人，屠夫向猪儿扑去，猪儿机灵地闪在了一边，屠夫趴在了猪栏粪里。猪儿站住了，四条腿直愣愣地杵在了地上，耳朵直愣愣地竖在了空中。一旁的村民一拥而上，一个人率先抓住了猪的一条前腿，猪立马咬着他的手臂不放。一旁的人都吓呆了，谁也不敢靠近，颤栗地看着这一幕。
　　 人和猪就这么对峙着，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
　　 突然，有人想到了外公，大声喊了一句外公的名字。外公从里屋走出来，往猪圈走去。猪一边咬着村民的手臂，一边机警地竖着耳朵。马上，它松开了村民的手，撒欢地朝外公跑去，嘴里发出“哕哕哕——”的叫声。走近外公，它抬起头，一边对着外公哕哕哕地叫，一边在外公的裤腿上蹭来蹭去。
　　 外公蹲下身子，在猪儿的背上抚来抚去，慢慢地，猪儿站着不动了，也不哼哼唧唧了。又过了一会儿，猪儿像狗狗一般，趴在了地上。
　　 外公向屠夫使了个眼色，屠夫和村民一拥而上制住了猪。猪顿时发出尖厉的嚎叫声，外公摸了一下猪的脑门，说了句：“谁叫你要变头猪呢？”他缓缓地站起身，背过脸向里屋走去，那场面，他不敢看。
　　
　　 四
　　 小时候，最喜欢去外公家，虽然，外公家很远，要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要路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要走五六个小时，才能到外公家。每次走得筋疲力尽，我就会在心里想，下次再也不去外公家了。但每次父母要去外公家，我总是会忘记上一次的“教训”。
　　 在那没吃没喝的年代，外公家好东西真多，腊肉、牛肉干、腊鹅、咸鸭蛋等应有尽有。虽然二外婆和三外婆，不是我们嫡亲的外婆，但她们对我们这些外孙和外孙女很是疼爱。每次看见我们，总是把我们搂在怀里，叽里呱啦地说一些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的湖南话。接下来就杀鸡又杀鹅。我们解了馋要回家，外婆总是装着大包大包好吃的东西，让我们带回家，鸡蛋和鸭蛋怕我们会摔烂，我们出门的当天早晨，外婆总是要煮好几十个熟鸡蛋和熟鸭蛋，让我们带回去。
　　 虽然外公有三个老婆，但三个外婆都先他而去。外公越来越老、越来越孤独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姨夫接他回湖南养老时，外公家不但谷子满仓，猪牛满圈，外公的存折里，还有上万元存款，是当时难得的万元户。这么多钱，在当时足够建很好的砖瓦房，但外公在江西，一直没有建像样的房子。他离开江西时，住的仍然是自己动手建的低矮潮湿的土胚房。也许，外公从来没有想过，要永远地留在江西，因为，他的根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