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源，是我们的家，是我们一生的温暖和期盼，是我们前方一盏不灭的灯火，是心中的一轮暖阳。
　　 ——题记
　　
　　 又一个青春、温暖的五月，盈步而来，淡淡留香。五月，因一个年轻的节日“五四”青年节，让这个初夏充满活力而奔放，希望满满。五月，又因为一个温馨、感恩的节日“母亲节”，爱意绵绵，柔情又温暖。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源，是我们的家，是我们一生的温暖和期盼，是我们前方一盏不灭的灯火，是心中的一轮暖阳。
　　 近年来，除了几大传统节日之外，多个西方节日随着“开放”的洪流涌入了中国大地，植根在人们心中，包括即将来临的母亲节。母亲节（Motherisday），是一个感谢母亲的节日。这个节日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而现代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是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母亲们在这一天通常会收到礼物，康乃馨被视为献给母亲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我是第一次知道中国的母亲节花——忘忧草，但据我知道，大多数人还是送康乃馨。
　　 五月的鲜花为您绽放，康乃馨褶皱的花瓣儿里，有您的坚韧与顽强，红玫瑰吐露的芬芳，是对您一生最好的褒奖。每到母亲节，花店门前络绎不绝，花店里的康乃馨、玫瑰则是最热销的品种。送花，一般是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多为学生为表对母亲的孝顺与感恩，在这天会给妈妈，或女老师送一束温馨且爱意浓浓的花。农村就不讲究这些了，再说中国人大多讲实惠。对于我的妈妈，因为距离的原因，既不能送鲜花，也没法送上礼物，只能打个电话问候几声，祝福两句。我是个不孝的女儿。
　　 说到回家，真是愧疚！每个节日和爸妈生日，都一样无法回去陪他们，不是借口，真是生活的现实无奈，我相信这种无奈不只我一个人有。以前没有电话，至少一个月一封信，后来有电话了，爸妈年岁也高了，对他们的牵挂与日俱增，就一周一个电话，甚者三天一个电话。妈妈因老年性耳背，只能给爸爸打电话，电话中，我跟爸爸说：“爸，今天是母亲节，祝妈妈节日快乐……”爸爸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好，好！我跟你妈说嘛。”哪管是简单的几句问候和祝福，也是一种亲情传递与互动，爸妈一样会开心无比，不光节日，平时也一样。
　　 妈妈是个能干的人，持家理事、烧茶煮饭、待人接物、鞋脚针织、缝衣补裳、熬糖、做米花、蒸醪糟，还有各种咸菜的腌制等等，无一不会，而且做得好。妈妈虽然只字不识，更不是大家闺秀，但是对于传统风尚，领悟得较深刻，也常将这些承传的精髓教与我们，尤其对于女孩子更是严格教导，不许以后嫁出去被人指责“没娘教”，所以，做饭、洗衣、扫地、割牛草、打猪草、看猪、放羊，样样都没少干。妈妈也是个要强的人，性格有些急，这一点很遗憾地遗传给了我。
　　 小时候，从拿得起扫把开始，早上起床就是扫地，每天必须把所有屋子打扫干净。六岁那年新年里一天早上，哥哥带着妹妹头天走人户没回来，就我和爸爸妈妈在家，妈妈和爸爸在厨房做早饭，叫我起来扫地。我起来扫完了我们睡的房间，妈妈以为我还没起来，就开始骂人了，我正好在门槛边弯着腰撮垃圾，听了妈妈的骂声觉得委屈，于是小声辩驳道“人家起都起来扫了一间屋了，还没看到。”却不想被正从街沿进到堂屋的妈妈听见了，两步垮过来，抬手就给我一耳光，正好打到我鼻子，顿时鼻血牵了线的流，顺着衣襟流到了地上，我更委屈了，一下子哭了起来。爸爸听到我的哭声，从厨房走过来，看到我衣服上和地上的血，也有些急了，一边找火纸给我堵鼻孔，一边责怪妈妈不该打我的脸。接下来妈妈的战争对象当然是爸爸了，说爸爸护着我，爸爸说：“看到都是个残疾了，还要再打成更凶，是吧！”听了爸爸的话，伤心和委屈包裹了我全身，哭得更厉害了，抽泣不已。
　　 爸爸用火纸“止住”我的鼻血后，又找来干净衣服给我换上，赶忙把浸了鼻血的衣服拿去洗了。不知什么原因？在那件洗得泛白的衣服上浸得像地图一样的血渍，就是没洗干净，留下了带着永久“记忆”的痕迹。那个年代，这样的衣服也不能扔了，照穿不误，每穿上一次，我就会打个寒惊，想起那个早上……
　　 后来我那件被鼻血浸染过的，妈妈亲手缝制的，粗白布土染的，从右面扣纽扣的“阿婆衫，一直到我的手再也钻不进去了，才被妈妈剪烂填鞋底了（手工布鞋，鞋底是用旧布一层层用浆糊粘上去的）。然而，记忆却永远装进了我的脑袋。值得庆幸的是，我那如妈妈遗传给我的性格一样坚强的鼻子，没有因那一巴掌影响五官。
　　 自那以后，我总认为妈妈因为我是残疾嫌弃我，而对妹妹更好，我开始自卑……但却从未嫉妒过妹妹，从未恨过妈妈，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就是家里的最高权威，无论对错，必须听！不许有任何顶撞和辩驳。相反，妹妹一直是我保护的对象，每一次妹妹挨打，我会跟着哭，会给妹妹挡驾。
　　 为了得到妈妈的“宠爱”，别人给我的东西，我会揣回去给妈妈，就连收割麦子后，扛着锄把比我还高出一大截的锄头，在麦秆地里挖半天挖到的两颗头年的落地花生，我也没舍得吃，揣回去剥开花生壳，用沾满泥土的小手搓两下塞进妈妈嘴里，这是妈妈讲给我们听的“孝道”故事里就这么做的。虽然妈妈没有当面夸奖我，但我想她应该是蛮受感动的，否则，怎么会在第二年我生病的时候，抱着我喊“幺儿”呢？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粮食总是不够吃，幸好有妈妈储备的各种蔬菜作补充。在人称“荒月”的二至五月份里，吃的总是接不上气，一天三顿的白腌菜（只在开水锅里烙一下拿起来晒干）稀饭似乎都没喝饱过，所以，我也老爱在这个季节生病。记得也是收麦子的时候，不知怎么？我总爱肚子疼，妈妈说“怕是有曹虫”（蛔虫的地方俗称），于是爸爸背着我去公社医院找比爸爸小一岁的堂兄八哥诊治。恰遇八哥去县里学习了，让另一个与我们同村的医生看，也不记得医生说是什么原由，只记得开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药提回来熬着吃，另外有几颗叫“宝塔糖”的打虫药。
　　 吃了宝塔糖和几大包药，还是不见好转，每天阵痛，也吃不下多少东西。那是妈妈对我特温柔的时候，更不叫我干活了，生病的小孩子是最依恋妈妈的。一天，妈妈要去房后的地里扯麦秆，我要跟妈妈去，妈妈也同意了，也不骂我。
　　 我蹲在地边看着妈妈干活，邻居二审来找妈妈借东西，看着我突然睁大眼睛：“哎呀！这个娃儿咋个的哦？咋个瘦成那样子了，眼睛都落抠了！”妈妈很心疼，低声地回答：“啊，不晓得嘛，都吃了好几副药了，还不见松。”拿现在的程度说，我那时恐怕只差点没去见阎王了吧。
　　 我痛的时候，妈妈就放下手中的活，把我抱在怀里说：“幺儿呢，你是咋个（怎么）的嘛，还不好。”一副愁容挂在脸上，那一刻，躺在妈妈怀里，看着妈妈心疼又无奈的表情，我觉得“痛并幸福着……”。
　　 我们的童年，不如现在的孩子好玩，但很有乐趣，不是与鸡鸭猪牛相随相伴，就是与草背篓、柴背篓为友，干的活，像扫地就是最轻的了。春天，田边地头割野猪草；夏天，赶着牛，带着刚买回的小猪仔满山坡跑；秋天，红苕地里割红苕藤、挖红苕，给猪准备料食；冬天，背着背篓，扛着竹耙到山上捞被呼呼的北风刮落下的，金黄色的松毛（松针）。最重要是，可以背着大人随心所欲地玩会儿。
　　 懵懂的童真就这样被时光推移着走向青春，上小学，进初中，到高中。妈妈也在岁月的牵引中，脸庞渐渐多了些纹路，两鬓的黑发里冒出了根根银丝，对渐渐长大的我们，似乎也多了一些迁就和包容，多了些母亲的柔情。
　　 我上初中的时候，迎来了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拉开序幕，田土刚下户。缺过粮食吃的人，一有了田地，就把心思用在种地上，巴不得把所有能种上的都种上。妈妈本就是个要强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和爸爸一起，号召着哥哥们成天劳作着。妈妈也是个做事求完美的人，庄稼地里要不见一根草，田地刚下户的那两年，确实每家每户都是“打草杖”。只要我放学，或假期，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初夏扯花生地里的草，仲夏扯红苕地里的草。大凡在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都有经历，翻地、播种、除草、收割，这一季收了，马上播种下一季，地不能歇，人更不能歇。成天劳碌着，拼命着。
　　 除了粮食地里，菜地里也没少妈妈忙碌的身影。记得妈妈常念叨一句俗语：“正二三月莫走嘎（音：娘家的意思），在家多种窝瓜，五黄六月才有掐（吃的意思）”。所以，开春种豆种瓜，秋初栽葱种蒜，撒各种菜秧子，如青菜，大头菜，胡萝卜，芫荽等等。多余的菜，妈妈要么腌制咸菜、要么拿去卖给乡里几个食堂，也卖给我们学校的食堂。一天，学校食堂用我妈妈早上背去卖给他们的盐菜炖汤，坐在教室里就闻到那个香啊，恨不得马上吃上两大碗。因此，学校的老师几乎都认识我妈妈，我的老师都喊我妈妈“赵伯娘”。
　　 大头菜一般只能腌制。妈妈腌制的咸菜，可谓是咸淡相宜，色香味俱全。特别是妈妈腌制的大头菜，比街上卖的好多都鲜香，更有特色，在我们当地方圆十里都是有名的。无论是泡菜还是腌制的咸菜，什么泡椒、泡菜、泡姜、泡萝卜等，腌制的大头菜、盐菜、豆豉、豆腐卤、火葱头、藠头等等，只要一揭开坛盖，那扑鼻的香味就窜满屋子，让你口水直流。有一个饭馆的肖阿姨，尝到妈妈做的大头菜，让妈妈连着罐子一罐一罐地背去，等她用完了，再去结账拿回空罐子。这也是妈妈最为得意，以至于现在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件事。十年以前，妈妈还能做的时候， 我们偶尔回去，也会带一些妈妈做的大头菜送给成都的亲朋，只要是吃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女儿两岁那年国庆节，第一次带她回外婆家，吃到外婆做的藠头，好吃得很，每顿饭都要，后来回家的时候，妈妈特地装了一大包塞给我带回，说女儿喜欢吃。
　　 妈妈还会把多余的菜接济给邻里乡亲，我们全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大多得到过妈妈的“蔬菜接济”，给张大嫂两把腌菜，王三姨两窝青菜，戚二婶一碗豆豉，刘二爷两根莴笋。生产队的人在我们家附近干活的时候，妈妈就会早早烧两大缸茶水，从咸菜罐里抓两大钵腌制的火葱头，端出来招待乡亲们。腌制的火葱头装熟以后，微咸带甜，很入口，个个吃得喜笑颜开，边吃边夸妈妈做得好吃。
　　 妈妈看到穷的人，总是心里难受。当时有个被打成“右派”的胡老师，下放在我们生产队，住的是队里废弃的猪场，已经垮了一半的茅草房，也没吃的，妈妈经常会送一些蔬菜和红苕给他，我也给胡老师送过萝卜去。也因此，胡老师跟爸爸妈妈成了挚交，有段时间离开生产队，就把他比我大几岁的儿子寄养在我们家。胡老师“平反”后安排在我们村小学，成为我和妹妹尊敬的老师，至今已退休近三十年，早已离开了当地，却时不时跟父亲打电话问候近况，给我爸爸妈妈寄些衣物。
　　 我和妹妹长大后，能多体谅妈妈，为她分担大部分家务，妈妈也平和多了，更显温柔和蔼。寒暑假回来，妈妈已经舍不得让我干活了，总说我有作业，大概是因为我在县城读书，一学期才回家一次的缘故吧。
　　 我上高中后，书学费更贵了，除了伯父每月资助我十元生活费，其余还得由爸爸妈妈凑。因为哥哥们都大了，成家生子要用钱。地处闭塞，也没啥能卖得成钱，一年卖几头毛猪，几毛钱一斤，也卖不了几个钱，家里经济始终比较拮据。妈妈又开始为我的学费操劳了。每年开春除了种菜，还种甘蔗。
　　 种甘蔗也不那么简单，开春栽到土里，过段时间，如果生得不好，还得去补窝，待到农历六月，也是最热的时候，要拔叶、施肥、敷行，这个活也几乎是妈妈干。每年管理甘蔗那几天，妈妈穿梭在铺满叶子的甘蔗林里，干几天下来，一双手会被甘蔗叶割出许多口子，血流不止，疼痛难忍。高二那年暑假，那几天似火的骄阳烘烤着大地，乱糟糟耷拉下来的叶子，在风中发出“唰唰”的声音。看到地里越来越干，甘蔗叶子干得一捏就碎，似一着火就会燃。妈妈说再不下雨甘蔗就会死了，敷行施点肥，可以润着点。干甘蔗叶最割人，妈妈的手掌被一皮从手心滑过的叶子，划出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妈妈回到屋里找水蜡烛止血（一种可以止血的植物，茸毛附在杆上，犹如蜡烛。）。我在做作业，看到妈妈沾满鲜血的手和脸上直淌的汗水，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我不再怀疑妈妈嫌弃我了，赶忙站起身帮忙寻水蜡烛。
　　 都知道吃甘蔗的时候，几乎都进入冬季了。那时乡上没有集市，我们家离最近的一个场也是十多公里，没法搬那么远去卖，所以一般只好就近。时间都等到春节的时候，一是过年过节闲耍的人多一些，二是妈妈那时才有时间。妈妈卖甘蔗有两个地点，一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黄克桥”，那是我们村与乡的主通道，二是乡上的电影院门口。妈妈说每年的除夕和春节这两天生意最火，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一百多根。
　　 卖甘蔗的时候，爸爸当“输送员”，妈妈是主角，我和妹妹都做妈妈的助手，妈妈给顾客刮甘蔗皮，我和妹妹一人看着，一人收钱。如果生意好，爸爸就再回家扛来。那时不是讲斤两，而是论根卖，生意好的时候，一根甘蔗可卖八角钱，不好的时候四五角也卖，卖一天最多就几十块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不知那时是气候更冷，还是穿得更单薄的原因？没顾客的时候，妈妈就把手捂在围腰（有些叫围裙）里，可在寒风中站一天，手脚还是会冻得像冰块儿，脚杆僵直得“像两根木头”。高中三年的学费，几乎是这样在妈妈的辛劳中凑过的。
　　 想起妈妈被甘蔗叶割得血淋淋的手，想起妈妈卖甘蔗被冻僵的手脚，拖累了父母的愧疚感萦绕在心头。回学校再也静不下心来学习，成绩总是跟不上。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后，愧疚感更加强烈，无时无刻不在大脑中盘旋：我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伯父，对不起我的老师和所有关心我的人！困惑茫然了好一阵子后，才来到成都投奔了伯父。
　　 妈妈是个闲不住的人，后来我没上学了，随着妹妹的出嫁，家里就算没啥负担了。我和妹妹自在成都有工作后，每年都会给他们钱，穿的衣服也几乎是我们全包了，可妈妈仍然不停歇地劳作着，除了农活，有几年春末夏初时跟着一群老妈子，带着干粮，跑几十里的茶山去摘茶叶；在山上摘三月泡；扯开花的折耳根；夏天扯“转转藤”，捡樟叶，秋天在地里捡花生，捡红苕等等。有时我和妹妹会心疼地抱怨：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就那么拼命？都这个年纪了还歇不下来。
　　 就在几年前，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妈妈还是如此。一次我打电话，问爸爸“妈妈呢？”爸爸说“去摘三月泡了”。我们一再叮嘱不让她再去弄那些，怕她摔着，可她就是不听。后来春节回家问妈妈：“您摘三月泡卖了多少钱？”妈妈满自豪地回答：“别看我，还是卖了一千多块钱呢！”我们听了，除了附和着称赞，心里更多的却是担心……
　　 今年已整整九十高龄的妈妈，耳背已经几年了，而且哥哥说，自春节生病康复以后，说话也有些“张吧了”（记忆力减退，说话重复），可仍然在犯“老毛病”。那天我打电话，五哥说她非要去做这做那，喊都喊不到，她总对哥哥说：“就你一个人在坡上做，我们光是在屋头耍”。我听了，只有无奈又欣慰地笑了：妈妈，您就是我们心中的一尊佛，您的健康是我们的福气；您的健在是我们的自豪；您是我们心中的一轮暖阳。愿您老人家永远幸福安康，母亲节快乐！我爱您！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妈妈，及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祝福母亲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吉祥如意！
　　 2016.5.8.凌晨1点50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