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是其几十年苦心研究的心血结晶，呈献给读者一帧别开生面、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本书语言精炼流畅，考证翔实可信，分析全面到位，评价中肯有力，是当前史学界一部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
　　 第一，本书坚持正确、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传统史家，撰著明清史事多夸大清军实力，将南明一方贬低的不堪一击。作者通过对所掌握的大量真实可信的原始史料的研究，证明八旗军入关后的兵力远远少于抗清一方，且要留守北京等主要城市，用于进攻的兵力十分有限。明朝覆灭后，残明势力仍拥有南方的半壁江山，其中有全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总兵力在百万左右。对于南明的败亡，满清国力逐渐强盛，对立双方强弱易位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则是南明内部的争斗倾轧削弱了兵力，抵消了抗清的实力，最后自掘坟墓。比如鲁王监国政权与隆武帝的争立，绍武帝与永历帝的争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作为明朝的宗室人员不为抗清复国努力，反而为了自身私利相互火并，手足相残。南明大小官吏贪拥立之功，拉帮结派，你扶持一个王室称帝，他拥戴一个藩王监国，大打内战。绍武帝与永历帝大战多日，还未缓过气儿来，清军已经兵临城下，不日攻破广州城，绍武帝领导的小朝廷顷刻间灰飞烟灭，前后存在仅仅四十来天。传统史家常把抗清的主要力量认定为残明势力，其实是十分错误的。由于明朝政府军的腐朽堕落，虽说数量多，但是战斗力弱，大敌当前将帅非降即逃，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真正担负起抗清大任的则是原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死后留下的大西军和李自成死后留下的大顺军。在明军节节溃败，永历帝四处逃难之时，是农民军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上着想，主动与明朝政府军合作抗清，才使明清双方在力量对比上发生逆转。以孙可望、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余部相继收复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大片领土，在桂林城迫使叛明降清的清朝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以李过、高一功为首的大顺军余部被南明政府改编为“忠贞营”，也在抗清战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直至清军攻克昆明城，永历帝逃入缅甸，农民军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最后在清朝康熙三年（1664）于夔东失败。带有阶级偏见的传统史家往往视农民军为贼寇，为匪患，对之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将其取得的成绩一笔抹杀，甚至将农民军取得的战果张冠李戴到南明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头上，扭曲事实，贻误后世。
　　 第二，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本书对书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客观、公正、全面，既肯定其功，亦指摘其过。比如史可法，传统史家将他的形象过分渲染拔高，致使几百年来他一直作为民族英雄流芳后世。顾诚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史可法远没有那么伟大。弘光朝廷偏安一年之久，毫无作为，他作为督师大臣，一直驻防扬州，近在眼前的山东、河南一带官民切望他出兵北上，收复故土，但是他一怕得罪满清政府，二怕朝中政敌趁机发难，致使良机错失。在拥立皇帝上，东林党倾向于潞王，认为他贤明，阉党倾向于福王，认为他与崇祯皇帝血缘关系近（堂兄弟）。史可法完全可以当机立断拥立福王而成为决策大臣，掌握大权，却犹豫不决，致使马士英等人捷足先登而窃取大权，种下了弘光朝廷迅速覆亡的因子。东林党人坚持拥立潞王，无非是出于党派利益着想，因为事实证明潞王远非他们所说的那样贤明。弘光朝廷覆灭后，不甘心失败的明朝文武大臣在杭州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清军来了，潞王吓得不知所措，竟然把酒菜从城上缒下“犒赏”清军以献媚，致使明朝军民心灰意冷，无心继续抗清，有的将领甚至引军逃走或降清。史可法在清军与农民军激战时，本该趁机进军中原收复失地，却一心想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结果坐视江北土地被清军占领，敌人兵峰直指江南而来；在策立上又优柔寡断，使大权旁落，奸臣当权，贤臣去位，结果清军南下，南京失守，罪诚大矣。再比如郑成功，他收复台湾成为民族英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私心太重，间接导致抗清大业的彻底失败。他虽然奉南明永历正朔，却一直将其作为号召天下的幌子，从未听令于朝廷，只想割据一方。李定国帅军出广西，约他督军出福建，夹击广东，以期扩大战果，开创新局面。可是他只是口头上答应，派军装装样子就返回，导致李定国两次进攻广东都以失败告终，功败垂成。从当时情况来看，郑成功若肯出兵合击清军，收复广东并不难。奈何郑成功怕广东路通以后，需要听令于永历帝，损害自家利益，所以不肯合作。明朝监国的鲁王政权抗清失利以后，鲁王投奔与他，他不但不给予足够的尊重（压根不承认他的监国地位），反而还想将监国军队据为己有。鲁王在南明帝王中是比较有为的一位，懂兵法，善于领军出战，郑成功对其十分忌惮畏忌，收买其大臣，将其迁到岛上闲居（有点软禁的意味），致使鲁王最后郁郁而终，英年早逝。郑成功不与永历帝合作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当永历帝在西南抗清失败被吴三桂杀害以后，东南沿海的郑军必须独自与清军作战，难度倍增。清朝政府下达迁海令以后，沿海居民被强行迁居内地，郑军的正常补给无法得到，只有另图它法。北伐南京失败以后，郑军只好攻取台湾，作为自己的抗清基地。再例如何腾蛟、瞿式耜二人，在南明史上都是权重一时的所谓勋臣，坚持抗清，但是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还拉帮结派，自行其是。何腾蛟怕其他明军自己的抢功劳，竟然下令攻击自己人。他们俩一道反对与农民军联合抗清。认为农民军是流寇，是土匪，与之合作是不可饶恕的奇耻大辱。作为永历帝的重臣，他们处处与一心捍卫永历帝的农民军作对，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虽说他们俩最后都没有降清，而是拒降求死，但是他们的错误行为在南明内部的破坏力度是非常大的。
　　 第三，对官民抗清义举的详细记载。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不同于其他同类史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所采取的史料广泛而丰富，不限于前人所著的国家正史，而是搜求各地地方志，从中提取精华，与正史相比较，辨伪去妄，书中详述各地抗清史事。传统史家所著的所谓正史多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顾诚先生继承太史公司马迁著史时的“平民意识”，为一城一村的官民抗清事迹载史明证，以传后世。比如广东文山村的官民联合抗清，尽管被清军围困，环境愈发艰苦，但是大家为了保住汉家衣冠仍然矢志不渝的抗击清军，坚持多年后才被清军围剿而失败。湖广一带的几个读书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说已经降清的官吏反正，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官吏为之感泣，割掉辫子宣布反正归明，帅军向清军发起进攻，收复失地。后来清军反攻，寡不敌众而失败，官民死战到底，惨遭清军屠城，被杀数万人。类似的记载，书中比比皆是。正是因为民不忘明，所以南明抗清斗争一直持续了二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了，民众之所以誓死抗清，也与满清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不得民心的野蛮政策有关，比如剃发、圈地、投充等，严重损害了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加上，清军每攻克一座城几乎都要进行惨绝人寰的屠城，百姓死亡无算，财物尽为之取，过后一片狼烟、瓦砾，寸草不生。金声桓、王得仁在南昌反正后，清朝政府调集重兵围困，围城经年，期间抓来数十万百姓服役，男的充当苦役和炮灰，女的沦为洗衣做饭和充当清军发泄欲望的工具，老弱病残则被填入护城河，男人、妇女被折磨死后也随即投入水中。南昌城里有人逃命出降，则被抓住杀害，血流成河。迁海令下后，清军将沿海居民强行赶入内地，百姓稍有迟疑就会死于清军的刀刃之下，“死者甚众”。一个村子的百姓不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就躲藏在一个深山谷里，被清军发现后，就骗他们说不用迁海了，人们信以为真，雀跃而出，却被杀得尸积成山，片甲不留。有不愿死的百姓只好啸聚山林，有的坚持抗清，有的落草为寇。
　　 第四，南明官民抗清斗争的精神令人叹服。大到一座城，小到一个村子，遍地都是抗清复明的斗士。南明时期，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均站起来反抗满清的民族压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淋淋的事实，它在汉族同胞们心上割开的伤口很难愈合。加之，清朝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野蛮政策使国人无法接受，对投降的明朝文武大臣倍加歧视，不予重用，使人绝望之至。国人稍有反抗，清军动辄发兵残酷镇压，犁庭扫穴般的扫荡与日本鬼子进中国无二般。官民苦而痛，痛而仇，仇而恨，遂一发不可收。1659年（南明永历十三年，满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督军北上，发动长江之役，大江南北的拥明人士万分雀跃，纷纷起来响应，就连已经降清的官吏也持观望态度，主动向郑军示好，撤掉防线让郑军一路顺利北上，直达南京城下。1648年（南明永历二年，清朝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反正于江西，隐居的遗民们倾尽家产充作军用，官绅百姓奔走相告，一时间形势大好。李成栋反正于广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镇压广东的反清人士时看到了民不忘明，知道民心可用，才割掉辫子反正归明，由屠杀抗清人士的刽子手转身一变成为拥明势力的急先锋。李定国挥军杀入广东，势如破竹，也得益于当地拥明势力，尤其是当地底层百姓的大力支持配合。当得不到郑成功的支援被迫撤兵回广西时，广东百姓、官绅拦道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拥明势力仍斗志昂扬，与清军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官民不忘明朝，也反证了清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推行实施的一系列不得民心的政策是其严重失误。民心不可违，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南明后期的败亡，也是其自身腐朽没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致使官民绝望而自取灭亡的。教训之惨痛，怎一个恨字了得？
　　 第五，总结历史经验，给人以启迪。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行文夹叙夹议，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展开评议，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评价。南明之败亡，实亡于内部的纷争，这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一点。内部的纷争源于皇帝的昏昧或无权。弘光帝昏昧无知，耽于偏安，只知享乐，一直一厢情愿的要“借虏平寇”，就是借助满清兵力追剿农民军，最后奢望与清朝划江而治成南北朝并立，效仿当年的东晋、南宋拥有半壁江山，毫无远略大志，如何成大事？隆武帝受制于郑芝龙兄弟，大权旁落，壮志难酬。郑芝龙降清后，他决意抗清，但是兵力有限，刚欲一展抱负，就被清军追杀致死。永历帝生性懦弱，优柔寡断，一直受制于权臣、军阀，甚至于宫里的奴才。庞天寿、马吉翔等人，他虽知其奸，却不能除。播迁缅甸之前，有大臣劝止，马吉翔等人为了把持朝政而强行带皇帝出逃外国。在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生活艰苦，随行人员本该在逆境中发愤图强，不料却得过且过，酗酒赌博，惊醒太后了也不顾忌，甚至为了几文钱大打出手。缅甸当局见此，也对其失去了信心，后来将这些宗主国的君臣送给了清朝政府。金声桓、李成栋、姜瓖陆续在江西、广东、山西反正后，全国抗清形势一片大好，各地反清势力的斗争如火如荼，南明朝廷如能因势利导，统筹全局，必能有一番大的作为；无奈南明朝廷权力为军阀陈邦傅等人把持，他们唯恐这些反正过来的人立功威胁到自己的地位，遂对其反正大事进行破坏，结果可想而知。1648年（南明永历二年，满清顺治五年）、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满清顺治十年）的两次重要转机，南明均未能把握好，败亡几成定局。孙可望若是不利令智昏要取代永历帝，郑成功若是与李定国真心合作进取广东，隆武帝若是不受制于郑芝龙，刘文秀若是不与李定国结怨闹僵……南明复国成算还很大，可惜历史不容假设。书中评价郑成功不是明朝的纯臣，因为他只想割据一方，保境安民，不听令于永历帝。我想说的是，郑成功固然有其私心，但朝廷的弱小、政不由君出则是其根源所在。假若永历帝乾纲独断，雄才大略，抗清复明人士莫不俯首听命，大明朝重新一统天下指日可待，那么郑成功又岂敢不听令？当然了，从君臣之义上来讲，郑成功确实有亏臣节，别的不说，单就他冷落监国的鲁王一事便可明了。鲁王监国是既成的事实，监国就是代理国君，各地拥明势力均已认可，唯独郑成功不承认近在咫尺的鲁王，而是坚持奉远在西南的永历正朔，怕承认了就得尽君臣之礼听令于鲁王，而承认永历帝的合法性则不会出现这个难题，因为永历帝距离自己太远，鞭长莫及。有人说鲁王监国不合法，但是后来永历帝都允许了，又怎能不合法？总之，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各打各的小算盘，敌人一来就乱了，要么逃跑，要么投降，要么隐逸。南明之恨，是始终未能有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犹如多尔衮、顺治帝之于满清政府的人出来掌控局面，统一事权。所以，尽管在民心向背、兵力、物力、财力、疆土等方面都占明显优势的南明还是败亡了，其教训永远值得后人反思、评说、吸取，在今天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南明史》洋洋洒洒，煌煌八十余万，，读来字字是血是泪，是苦是痛，是愤是恨，是不甘的呐喊直击长空，是无奈的叹息砸击大地，更是用无尽血泪铸就的教训铭刻记忆。本人读时，心痛无比，惋惜无比，遗憾无比，愤恨无比，几度哽咽，多次将书扔下，不忍细读，甚至深夜难眠。我深信，顾诚先生的这部《南明史》必将同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真诚的写作风格、视学术为生命的己任一道为世人所铭记。《南明史》是一座明清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为后世研究者不可或缺和规避的重要参考书，也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精彩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