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民族文明的代表。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他一产生就受到统治者对这个群体的精神桎梏与身体出摧残。文字狱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字狱当数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此后，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颜异的“腹诽”案；宋朝大文学家，当时的文坛领袖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明朝那个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贫民出身的皇帝制造的一系列文字狱，使文人们发出：“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的呼声。他的那个扬威于异域的儿子朱棣，在他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的一再嘱咐：“千万不要杀方孝儒。你当了皇帝后，必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的叮咛下，还是杀了当时的名学者方孝儒一门十族。封建统治者嗜杀成性，最多也就只杀九族。而方孝儒就因为拒绝给他写诏书，被夷灭十族。他的学生也被当作一族杀掉了。
　　
　　 清朝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狱。从顺治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和尚）案"开始，到康熙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朝的“查嗣庭试题案”、乾隆朝的“胡中澡狱”等。被杀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株连者数以万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桎梏思想摧残身体。是封建统治者不都不明白文字狱的冤情吗？也不尽然。封建统治者旨在摧毁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与独立思考意志。历代华夏知识分子就是在“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市狗烹”的专制观念下，艰难地支撑着华夏文明的大厦的。他们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为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殉了葬。因此到了近代，中国的脊梁几乎要断了。知识分子正在蜕化为知识人。
　　
　　 按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美国前联邦大法官波斯纳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他引用赛义德的话说，知识分子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虽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划分概念与西方有着差别，把有文化的人一律称为知识分子。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成份也是很复杂的。这其中也存在着上述西方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就是历代统治者利用打击的对象。在改朝换代时他们被利用。江山一统后，就要良弓藏，走市狗烹了。绝不许他们对专制统治再指手划脚。认为知识分子是专制政权的最大威胁。可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然都有知识分子参与，但是真正促成改朝换代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当统治者的压迫超过农民的承受极限时，农民不管什么原因，都会起来反抗的。相反，知识分子常常对巩固政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纵观现代世界上后起之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国民素质普遍较高。民族素质的提高，与这个民族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金融危机进，朝国的民众在知识阶层宣传与带动下，把金银等硬通货存进银行，支持银行运行。宁可花高价购买国产商品。使朝国得以度过金融危机。这就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愚民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好统治，可是愚民不懂道理。有奶便是娘。没有奶亲娘老子都不认。想让愚民共患难，势比登天。相反民族素质较高的民族，可以象韩国那样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尤其是到了后现代，民族素质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就是这个民族素质提高的决定性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梦魇并没有即刻过去。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梦魇的余韵。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就必须是独立思考的，不随俗不媚俗。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勇于承认和修正。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距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可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是真理而非其他时，这样做并不困难。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当前重要的是明确历史的责任，投身于唤醒民众，促进民族素质提高的历史洪流中。用他们睿智的思辨，挖掘并学习人类各民族的文明成就。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来。
　　
　　 时下在国外的留学生中，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种观点：“为什么都说‘文革’是浩劫，是灾难，难道它就没有好的方面？‘文革’难道不是激动人心的吗？”这些年轻人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肯定，对“文革”没有亲身体验的人这样想并不是错，但希望他们在作出自己的结论时千万要尊重事实，而不是将历史裁剪成适合自己。思想既不因为赞同的人少就不对，也不因为赞同的人多就对。要尽量客观地去想的问题。笔者与大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者一样，怎么想也没有想出多少“文革”的好处来，也许“文革”对中国历史最大的好处就是事情走到极端，使中国人上上下下都明白此路不通，因而率先改革。可是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要着意呵护。不能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就抡起批评大棒，使他们活跃的思维被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不是要给文化大革命翻案。只是推崇对习惯思维方式的挑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是不可质疑的。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基因里似乎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基因。中国的年青人敢于对定性的东西去独立思考，这是祖先智慧的再生，是民族的希望。他们不阿附权威，不盲信成论。恰恰是改革开放前遗留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欠缺的。
　　
　　 理查德·波斯纳，他在2001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宣称：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里将成为过时之物，必然被形形色色的专家和大学教授所取代，至多只能在社会—文化的缝隙中存在。这种思潮在世纪之交也借后现代之名传入中国，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退化为知识人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理论支持。受此思潮影响，少数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没有死去，也已气息奄奄，很快就会成为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可是21世纪，面对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迅速呈复兴之势。一度思想退隐而学术凸显的中国知识界同样发生了立场转折，大批知识人开始回归或进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在着眼世界形势后，将目光聚焦在本土的公共领域，借助网络、报刊、广播、电视对各种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申明立场、进行干预，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因此迅速崛起。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在新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现代，其公共性自然首先是现代性的一个维度。现代是个体自治的时代，公共生活直接呈现为个体的交往实践。所以中央倡导建立和谐社会，旨在促进个体在交往中的和谐发展，继而达到全社会的共同进步。个体在自治中的联合所造就是公民社会，公民则是个体普遍的公共身份。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其公共性源于并指向公民关系。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必然首先是公民知识分子。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要真正行使民主的权利，履行公民的职责。在已经完成民主化进程的国家，公共知识分子是自由永远的看家人。就算人类进入了后现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体系仍会延续下去，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依然首先是公民性。更何况中国正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途中。
　　
　　 中国最早的公民知识分子无疑诞生于晚清。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不但率先介绍西方民主理论，而且积极筹划新民——使国人进化为公民——之路。他们在几千年的封建高压下都没有弯下民族的脊梁，我们有什么由在几十年的挫折与日渐开明的语境里面，封闭自己的喉咙。希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有民族感情与民族道义的国人，加入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里，担负起民族兴衰的重任。
　　
　　 我曾经用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运动作比喻，唤起国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有人就反对，说不要动乱。这就是僵化的思维模式所致。没有人要动乱，你不要，我也不要。从前不要，现在今后也都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参与运动的绝大部分人们，我们姑且不去评判其功过，只学习他们的公民意识，与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精神。五四运动、四五运动不也是天安门广场政治运动吗？从前的有，新中国的也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象四五运动那样在民族兴衰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呢？如果全国的同胞们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随时履行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随时为政府施政提供反馈，也许那样的运动完全可以不必发生。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会走样，可是走了多少？怎么走的？中央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信访路可能会被赃官堵塞，可民众集体的声音能遮住吗？
　　
　　 覆巢之下无有完卵。不要把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截然分开。历史的原因，当前中国民众素质还有待于提高。可是知识分子在这民族发展的关头，要象那些把自己融化于民族文化血管里的先贤那样，挺身而出，行使自己的使命。上个世纪末，笔者曾带领所居住小区的居民与建筑该小区的开发公司打了五年的拆迁赔偿官司。虽然诉讼的路是曲折的，可是终于赢得了本省第一桩房屋拆迁赔偿案的胜诉。结果是本市的检察院民行处成为全省先进集体，该处处长成为全国优秀检察官。笔者在给检察院民行处送去的感谢信中称他们为“共和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此该市的民众通过媒体知道了怎样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开发公司再也不敢在动迁时隐瞒有关政策。因为民众知道了拆迁双方的责任与义务。本省、本市的被拆迁的公民利益得到了保护。也就是国家利益受到了保护。为本省、本市的城市建设市场规范化，做出了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可悲的是，笔者居住的小区有二三百户居民，参与诉讼并坚持到最后的居民只有几十户。而今那些没有参与诉讼的居民，经常面临着各种要账的与法院的传票。因为他们坐失了诉讼时效。他们的利益不再受法律保护。而我们这些参与诉讼的居民却可以用一张法院的判决书确保门庭不被骚扰。可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不可分的。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放在一起就是国家利益。这也正是笔者倡导知识分子一同来唤起公民的社会责任与民族责任意识之所在。政府与公民互为促进。公民的积极参与将改善政府施政，政府施政的改善将保护公民利益。这个环节中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上面笔者的亲身经历说明，知识分子唤醒公民的社会责任与民族责任意识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在法律框架内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只简单地作一个知识人成就个人的生活。笔者在烟雨注册资料的个人描述里就留有“弱肩偏要担道义，笨嘴却想说真理”的留言。这就是笔者的心灵写照。笔者的疾呼，只是时代的一个音符，是正在形成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向民族知识分子发出的倡导：挺起来啊，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