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终究没能逃过他生命中的第四次劫难，于今年农历四月初九上午离开人世，去了他最不愿提到的地方。
　　 三哥这辈子非常好强，总想使自己强过别人，并且致力把自己打造成“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强者。但他终久没能强过别人，还得依靠他最不喜欢的两个小兄弟和乡亲邻里，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
　　 三哥的乳名叫“瓜子”，听我娘说，他出生的前一天，死了一个伯娘，出生后一天，又死了一个远房的爷爷，他出生在两个死人的中间，父亲怕养不活他，就给他取了个贱名“瓜子”，意思是希望阎王爷不要记住这个傻子、呆子，好让他在死人空隙里活得长久一些。
　　
　　 一
　　 在我的印象中，三哥的性格一直很要强，而且还特别犟，是牛犟牛犟的那种犟。在他成年后，父母便张罗着给他说个媳妇，他要么不去，要么勉强跟着媒人去了，打眼朝人家女的一瞄，扭头就走，话都不肯多说。
　　 这样的事情演绎得太多了，弄得媒人也没了热情，没了兴趣，只要一听说是给“三瓜子”做媒，媒人多半是让我父母免开尊口。
　　 再后来，等到他想说媳妇的时候，自己韶华已过，连个失家的女人也讨不到了。熟悉他的人都说，先前是他看不上别人，后来是别人看不上他。尽管他有着一把子力气，也会犁地、耕田和杀猪、宰羊，已经没有哪个女人能看上他了。
　　 没有女人作伴的男人，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对父母仇恨，对一母同胞的弟兄们，也是仇恨恨的，就跟我们借了他的大米，而还给他陈谷子一样，也好比借了他的钱，而久拖不还一样，要么是矗梗梗地不说话，要么就是说出来的话，跟装满了火药的鸟枪铳一样，打得人心里生疼生疼的。
　　 他不是喜欢杀猪吗？我们杀年猪时，就没敢找别人。专门去找他时，他又带答不理的，好不容易约到了日期，却一等两等不见来，害得那些被我们请来帮忙的邻居，一等就是大半天，耽误得啥事都做不成。烫猪的水开了变凉，凉了再烧。
　　 有一年，我妻哥家杀年猪，岳父去找了他，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临到约定的时间都过了，他还不见去，岳父找来帮忙的乡亲中，就有一个会杀猪的乡邻，那位乡邻一时火起：“离了你余屠夫，还能吃整毛猪不成？”他回家拿来杀猪家什，三下五除二地把猪给宰了。那天太阳快落山时，三哥从别处晃晃悠悠地去了，听说我妻哥把年猪杀罢了，是帮忙的乡邻给杀的。三哥因此便恨上了那个帮忙杀猪的乡邻，也恨上了我的岳父和妻哥一家人，连带着也恨上了我们一家人。
　　 后来，我在请他犁地时，他倒也来了，气恨恨地犁完地就走，连饭都不吃，工钱也不要，给他送工钱去时，他理都不肯理我。
　　 三哥的好强还体现在，别人有的，他也一定要有。他本就跟四哥住在一块儿，一个大门进出，原本是可以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一家人，他却跟四哥一家生裂裂的。有一年，四哥考虑到每年腊月做豆腐不方便，就去买了一台磨浆机，专门用于家庭做豆腐。三哥一看四哥买了磨浆机，便立马也去买了一台回来。当别人说他不应该买时，他说他不想求济人。
　　
　　 二
　　 三哥这人，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那就是给人做活特别舍得下力，无论是在大集体时代，还是土地到户后给乡邻做活，他是八十岁老汉荡秋千——尽葫芦一甩。有多大的力气，就使多大的力气，从不吝啬。
　　 我记得大集体时，那年在八队枞树坪参加大汇战，做当家地，是以生产队为战的形式划分的任务。当时，我们五队在工地正中间，所需的砌驳案的石头，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抬到我们队工地上来的。按照队长的分工，三哥和张家老三给砌匠“喂马”，就是将匠砌需要的石头，抬到茬口上，然而由砌匠拨正摆好。
　　 那天快晌午时，三哥和张家老三，刚给砌匠喂完一个石头，就听到有人大声吆喝：“不好，快闪开！”三哥扭头一看，工口前堆的石料中，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搁稳，正冲着砌匠和三哥他们滚了下来。三哥二话不说，几个健步冲了上去，抱着那个大石头滚了几个翻身，稳稳地放在一个土窝里。驳案上的两个砌匠和张家老三，当时吓傻了眼儿，站在原地糠筛大颤。我三哥倒好，把大石头按稳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说：“老三，这石头滚得正好，让我们少抬几步。”队长张建奎跑过来问我三哥：“瓜子，有事儿没有？”我三哥亮出手掌上的擦伤说：“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儿。”
　　 我三哥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在丧葬活动中盘龙杠。我记得我在一篇题为《威风》的微型小说中有过描述：当灵柩被“八仙”们从灵堂内捧出门外后，架在两个高凳子上，然后由其它出力的人员，抬来两根长五米直径在二十公分左右的木杠，分别顺直夹在棺材的两边，把“龙杠”架好以后，就开始盘“龙杠”。盘“龙杠”是一门技术活，既要盘得紧扎，又要到时候容易解开，一般的人是盘不好的。
　　 我三哥指挥着别人把龙杠架好之后，亲自操起斧子，在龙杠两头各剁一个缺口，便左盘右绕地开始盘扎龙杠。你还别说，三哥盘龙杠的确很有一套，那么一根长达六丈、粗若酒盅的龙绳，在他的手中，变得像有灵性的蛇一样，左边一钻，右边一绕，三两下工夫就盘扎停当。最关键的是，当灵柩抬到墓地之后，只要逮住绳头一抽，便立时散开。就凭这一手，我们村只要死了人，孝子便会上门叩头，拜请我三哥到场，好酒好烟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他，对他敬奉得不得了。
　　
　　 三
　　 三哥死的时候，刚进六十二岁。他是农历三月十五的生日，四月初一就得了脑梗塞的病。初二那天，我四哥刚插完水稻，知道三哥今年的谷芽子没育成，就回到老屋去找三哥商量，四哥当时的意思是，要么让三哥把剩下的秧芽子买去插上，要么就把水田租给四哥种一年水稻。四哥回到半坡上的老屋后，看到房门开着，三哥却不见了人影儿，喊他几声，也无回应，房前屋后地找了几遍，仍然不见三哥的踪影，羊栏里的一只羊，饿得“咩咩”直叫，四哥只好把羊放出来，让羊随意地在房前屋后吃草。
　　 四哥觉得有些奇怪，房门开着，人应该没有走远。再说了，三月三十那天，还看到他去店子集镇买东西。那天下午，第二天上午，四哥继续上老屋去找他，门依然是四哥掩着的那个样子，人还是没见踪影。初四上午，四哥和四嫂一起，沿着大沟那条路，又上去找他，打他手机时，听到手机在他屋里响铃。四哥听从了六组一个邻居的建议，去找人掐算，那先生扳着指头一掐算，说这个人就在门上不远，我四哥请先生说准一个方位，以便于有目的地寻找，先生到屋里找本书一对照，然后说，这个人就在房子东南角，距离房子很近。
　　 四哥再上去找三哥时，就按先生掐算的方位，到三哥前几年烤酒的酒灶边上一看，三哥正好在那坎下倦屈着身子，喊他，依然没有回应，四哥绕行到坎下，发现三哥除了眼睛在动，身子却不能动弹，嘴里也发不出半点儿声音。四哥让四嫂帮忙扶起来，准备背回去，四嫂却搬不动他。四哥只好打电话，喊了其他两位乡邻前去帮忙，这才把三哥背回到他的床上。弄回去后，四哥又打电话，找来本村的村医老谢，让他帮着看看是啥问题，村医老谢来后一看，表示他没有回天之力，建议送到医院去看。四哥只好又打电话，请了一辆三轮车，把三哥拉到镇卫生院，卫生院建议送到县医院急救，当四哥征求四嫂意见时，四嫂说，赶紧送县医院吧！
　　 四哥这才给我打电话，说是马上送三哥来县医院抢救，让我准备钱。我当时还没到下班时间，但是，领导听到了我的电话，让我赶快去准备钱。我立马离开办公室，去银行取了几千块钱出来，又给儿子做好了午饭后，便赶忙到中医院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三哥入院后，中医院医生们经过脑CT等一系列会诊，把我找到医生办公室商量，说我三哥脑梗塞面积大，随时都会有危险。我反过来安慰医生说：“尽力吧，万一不行，我们也不怪你们，那是他命中的造化。我们决不会像其他家属那样，到医院闹得七荤八素的。”抢救到第四天的时候，三哥于白天、夜晚休克过两次，白天休克十几分钟，夜晚我值守，他居然休克了半个小时。初八一早，等医生上班后，我就跟主治医生商量，打算为我三哥办出院，把我三哥送回老家。我说了我的两个理由：一是不能让人死在医院，尽管医生尽力抢救，人死在医院，好说不好听。二是活人好乘车一些，不然，等人死后，很多司机都忌讳死人，花大钱不说，还难得请车。熊医生很感动我的说法，同意我们出院，并且免费供应给我三哥一袋氧气。
　　 结果，从医院回去的第二天上午，我三哥就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四
　　 我三哥这辈子，总共经历过四次劫难。第一次是被我二伯父的女子，我们的大姐所冤告，说他用杀猪刀，偷杀了别人的一头牛，牛肉卖给了谁谁谁。公安机关当时急于找到偷牛贼，便不加分析地把我三哥抓了起来，而且屈打成招，判了一年半刑，坐了一年牢。
　　 事实上，偷牛贼是另有其人，一个姓关，一个姓黄，是他俩人合伙偷的，根本不与我三哥啥相干。人家的牛被盗时，我三哥还在遥远的贵州打工，而且有同伙打工的人为他作证。三哥从牢里出来后，恨死了大姐，吓得大姐见了三哥绕道走，根本不敢跟三哥照面儿。
　　 第二次劫难，是我三哥乘坐他人的三轮车，从老屋下河办事儿，结果三轮车失控，从半坡上侧翻下去，把我三哥甩出车外，幸好落在一条深沟里，不然的话，那辆三轮车必定把我三哥轧成肉饼。
　　 第三次劫难是2012年冬月，三哥在给另一个村的两户农家犁地时，自己惹恼了自家的牛，那牛发了疯似地把三哥顶倒在地，又用牛角抵断了三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被抵断成三节，骨茬戳在三哥的肺上，把肺了八九个窟窿。村干部把他送下城交给我时，我看到他的左胸脯肿得老高，手术前，排出了三袋带泡沫的血水。那一次，我花了近三万块钱，把他从阎王爷手中抢了回来。
　　 这一次，他突发脑梗塞，到坎边方便时，从一人多高的石坎上溜到坎下，如果是栽下去的，估计当时就死了。四哥分析他是四月初一黄昏时，从那里溜下去的，等于在坎下窝了三天三夜，找到他时，他已没了任何知觉，除了眼睛偶尔动一下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反应。
　　 三哥走了，我和四哥以三哥两个侄儿的名义安葬了他。二哥只有一个女儿，我和四哥各有一个儿子。四哥的儿子余波，当时还在武汉打工，一个电话招回来，成了他三伯唯一的捧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