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医院像一朵失色的花儿，掩藏在城市的某一个旮旯处，落满了一地忧伤。我行走在痛苦的极端，但需要不停地穿梭医院的每个角落。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厮守着各自的岗位。
　　 我停下脚步，便听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人聚集在一块哄笑，说着某个病人的糗事。
　　 在这里，从来不缺乏笑料，每个病人身上都潜藏着各种小丑的特质，你望着我傻笑，我看着你冷笑，这里是神经病的天堂。
　　 天堂与地狱，不过只是一念之差罢了。他们把自己丢失了，再也寻不回正常的自我了。
　　 一位满脸沧桑的老人，正在窗口前办理各种手续，缴纳费用，等待拿药。我也捏着一把收据和诊断单，和他一样，竭尽全力地办理。
　　 此时，老人弯着腰，头伸进橱窗口，弱弱地叹了一口气。我用余光瞟了一眼，诊断单上的名字写着李富贵，大约是他家某个亲人患了此病。
　　 “大叔，您为什么这样唉声叹气？”我望着他那浑浊的眼睛，关切地问。
　　 “姑娘，人总要离开的。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他可咋办呐？”老人沟壑般的脸上挂满了愁云，与外面的晴朗无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您儿子？患病多久了？现在怎么样了？”我指着那个名字，继而问道。
　　 “嗯，十多年了，每个月我来拿药，只好把他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出来，免得他打人，免得跑没了。现在我快老得走不动了，往后的日子还真不知道会怎样。”老人忧心忡忡地说着。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我也跟着叹了气。
　　 “姑娘，你是给谁拿药啊？”老人盯着我手里的单据，问道。
　　 “我妈。”我黯然。
　　 老人苦笑了一下，喃喃自语说：“哎，这病，苦啊。”随后，他提着一包药，蹒跚地走出了大厅。我默默地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挡不住的惆怅猛然撕裂那道伤疤。我想，这二三十年来，父亲会不会也给别人留下这样的背影？
　　
　　 早上，我哄好了母亲，便着急慌忙地赶到县精神病医院。我循着姐姐弟弟的提示，直接上住院部四楼找张医生开药。
　　 出了电梯，我便四处打量，心想，住院部怎么没有入口和出口，如果上了楼梯便是五楼，下了楼梯便是三楼。我在哪里去找主治医生啊？
　　 正当我犯愁的时候，不经意瞥见一道上了锁的铁门，脑子里闪过诡异的谜，悄然吞噬我所有的理智。可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试着敲了一下铁门。门开了，应声而来的便是令人头皮发麻的哄乱声。原来，我踏进了神经病的乐园。一股压抑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胆怯地下意识往后退。
　　 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分隔出了患者与医者的距离。那淡绿色的地面分割了正常人与神经病的界限。一扇透明的玻璃提醒了天堂与地狱的差别。
　　 我傻傻地站在过道中央，随后，“嘭”的一声，工作人员便把门关上了。瞬间，我乱了分寸，眉宇间拧成了结，生怕自己也被关在这里当成了神经病。
　　 我妈的主治医生休班，值班护士给她打了电话，说一会便过来，让我先候着。于是，我忐忑地四处张望，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环顾周围，一台电脑正监控着病人们的一举一动。几个值班护士与医生坐在办公室里各自玩着手机。铁窗内，一群人目光呆滞，低着头踱着步子，走来走去，像永不停歇的陀螺。他们掐灭了正常的神经，站在破碎的时光背后，谁也不搭理谁。铁窗外，一群群看客露出鄙夷的眼神，嘲笑地望着他们，恰如在观摩猴子表演。
　　 那一把黑色的大风扇，呼啦啦地转动着岁月的繁华，却与他们没有丝毫的联系。一阵阵吆喝声“卖凉糕、凉粉、凉面了哦”，也没有引起铁窗里那些人的注意。反倒是谁家有谁来探望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王永辉，你父亲和你妹妹来看你了，赶紧出来了一下。”管理员隔着铁窗，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开锁门。
　　 这时候，一个顶着大腹便便的男人便在患友的簇拥之下，畏畏缩缩地走出了那扇门。
　　 “我和你妹妹给你带来了新衣服，记得要穿，给你的钱也不要省。”老人抹着泪，拉着儿子的手说。
　　 “我有衣裳穿。”王永辉看似很正常滴回答着，还不忘抻了抻衣角。
　　 “你身上的衣服，那是春秋穿的。现在穿太热了，记得不要再穿两件衣服。乖，热了就脱掉。我和你妹妹给你带来了夏天的短袖短裤。”老人难掩爱怜之心。
　　 “哦，晓得了。”王永辉呆呆地说。
　　 ……
　　 看见他们满含深情地探望。铁窗里的人，不再平静了。有人摇着铁门大吼着，有人嘶声力竭地哭泣，有人疯狂地捶打铁门，有人把头埋成鸵鸟。亲人，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救命稻草了。他们渴望被探望，渴望被关心，渴望被爱抚。
　　 我亲眼目睹他们骚动不安，鼻子不由自主地酸涩起来。因为等待他们的不是亲情的呵护，而是护士们推过来的药剂，一瓶又一瓶的液体，随着针头注入他们的身体里，然后，从性情暴躁变成温顺的小猫。
　　 关于精神病，我一点也不陌生，我家曾有两个亲人患过这病，一个是我姑，一个是我妈。在记忆碎片游荡的深处，我情不自禁地追逐着过去，心里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永远成一个结疤。
　　 那年，姑父出国务工，听说大部分人罹难了，为此姑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从此就开始了她精神病的历程。婆家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和那些疯癫的女人住在一起。
　　 当姑姑遭遇电击治疗时，蓬乱的发丝撇在额间，目光变得凌乱呆滞，瘦削的脸上毫无血色。姑姑的弟兄们站在探望室外不停地抹眼泪。他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她受罪，于是不顾她婆家的阻拦，强烈要求让她出院，替她办理了出院手续，接回娘家，悉心照顾。经过多年的照拂，姑姑竟然战胜了这种疾病，渐渐康复了起来。一个人独撑两个儿子的天空，将孩子们拉扯成人。
　　 而我的母亲相较于姑姑，病情严重得多。从我记事开始，她便疯了，因为计划生育的恶果，三天两头地抓人堕胎、结扎。一对双胞胎儿子未出生便死了，母亲受不了这般打击，精神崩溃了。从那以后说话时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炒菜时将洗衣粉当做盐巴放；烧火时把厨房点燃；总是臆想并胡说八道；总是情绪激烈，动不动挥刀自如；深更半夜不睡觉，到处找这个找那个；总是妄想自己或家人被迫害。一家人过得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但是，父亲从没想过把她丢进精神病医院，任由别人主宰她的自由和命运，而是，悉心照顾、看病、拿药、看护。
　　 现在，母亲吃了药后，看起来比较正常，不再那么蓬头垢面，不再那么颠三倒四，不会再乱跑乱窜了，不会再乱骂人了，不再乱打人了。她能做点力及所能的事，比如做饭，洗衣，喂猪，种点菜。她还能够断文、识字。甚至背诵诗歌。她也能关心子女，即使她只说一句话，“好生照顾自己，吃好，睡好。”
　　 这一切的好转源于父亲的坚持，他不曾把她一个人丢在精神病院，也不曾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更不曾用那链子把她拴住。
　　 曾经我以为父亲会和母亲离婚，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说过，女人一旦得了这种病，如果亲人抛弃了她，那么基本等于给她判了死刑，任由她疯癫，任由她变成流浪人。
　　 那些日子，父亲彻夜无眠地守着她，给她盖被子，为她擦脸，为她洗手，为她做饭，为她洗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直到她的病情稳定。
　　 如今，我看见这些被关在囚牢里的病人，心里布满了轻尘，怎么也笑不出来。有人说过，没有治不好的精神病，只有肯不肯给予治愈的机会，愿不愿意给他们一些宽容与爱护。
　　 即使这句话近乎苛刻，但是，有时候，爱的确能治愈精神病人的顽疾。与其把他们当囚鸟般关着、拴着、锁着，还不如打开牢笼，把希望种在心里。不要撕开一道口子，让悲剧蔓延。
　　 我办完事后，准备离开这个让我感到压抑的地方。也许，这一辈子，注定要饱受这样的煎熬，我们需要给母亲拿药，需要带母亲定期检查。
　　 “嘭”的一声，两个世界又开始对峙着。铁窗里依然骚动、喧哗。铁门之外，一抹辛酸涌上来，断翅的他们已无力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