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南海仲裁的闹剧，几乎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中国的政府在这一事件上可算是表现出了应有的血性。这一次的血性不光表现在对于“南海裁决”的不承认、不接受，和态度鲜明的军事演习上，同时也表现在对韩国总统的电话的拒接上，虽然这与南海事件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血性真是大快国人之心，简直可以说有点“酣畅淋漓”了。
　　 在网上，与南海仲裁同时兴起的话题，就是关于怎么爱国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了，远的不说，记得前几年钓鱼岛事件发生时，就有过这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爱国究竟要怎么个爱法。当时有很多民众提倡要抵制日货，一时之间很有点热闹，除出在网络上喊口号和传递倡议以外，在社会上，还出现有的商店谢绝日本人入内，有的加油站拒绝给日系车加油。更为严重的是，竟有人动手打砸停在路上的日系轿车，骂开日系车的人为汉奸。
　　 于是，网上就很有一些文明之士出来说话了，他们一致表示要理性爱国、文明爱国，批评打砸行为不但不文明，并且是违法的；而抵制日货则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落后的，要不得的，是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相矛盾的，等等，等等……总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的态度。
　　 对于这种理性爱国、文明爱国的论调，我却很有点不以为然。当然，我也不提倡打车砸车的行为，因为这毕竟确实违法。买不买日系车，只要法不禁止，便是公民的自由。然而，这种选择的自由，到了特定的时候，在感情上却是应该有所顾忌的。比方说，当日本人已经把属于中国的领土划进自己的版图的时候，作为中国的公民，却还在摆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去购买日本人的商品，这样的文明，如果要我说一句心里话，那最多也只是女人养哈吧狗的那种文明！
　　 在中国，总有这么一批自以为很有修养，优越感极强的文明人，他们一边开着日本的车，坐着日本的马桶盖，吃着日本电饭煲烧出来的软饭，一边却埋怨责备身边那些不文明的人爱国爱得不够优雅、不够理性。其实，按照他们的想法，倘若条件允许的话，爱国的最好的方法，恐怕是把全家的户口都牵到日本后，把名字改成什么松下、什么二郎，然后跪在低矮的小桌子旁，吃着用紫菜包裹的饭团，以一个侨民的身份再回过头来热爱那个曾经生他养他的“外国”。这样，他们的境界就不仅仅只是爱国主义，而更加上升到国际主义的高度了，这才算得上真真的文明，真真的理性，真真的爱国。他们之所以还在中国这一块到处都是不理性人的国度里理性地爱国，只是因为他们暂时还够不上把户口牵出去的条件罢了。
　　 个人以为，抵制日货是很有必要，也会很效果的一个好办法。尽管我完全不懂经济学，但我至少知道只要不买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就赚不到中国人的钱，他们就会失去一个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市场，他们的企业和工人就会日子难过，于是他们的政府就有可能因此而改变对待中国的政策和态度。
　　 而抵制日货或者另外任何一个不友好乃至敌对国家的什么货，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可是，只要有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文明人在，抵制的倡议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句空话。我以为，既然民众不够自觉，那么，政府就该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就是半强制性的引导。比方说，当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为了响应民众抵制日货的呼声，国内就可以对日货开征惩罚性的高额税收，对于税收的名目，我觉得可以参考现有的教育附加税或者城市建设附加税，那么，这种带有惩罚性的税收就可以命名为“保卫钓鱼岛附加税”，应用到南海就可以叫做“保卫南海附加税”，应用到萨德导弹部署就可以叫做“反萨德附加税”……
　　 对于我的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也许有人会以法学专家的口气反驳说：这种做法不符合WTO的贸易规则。
　　 当然，我也知道中国已经加入WTO，WTO有专门的规则来约束各成员国之间的公平竞争，以保证彼此之间客客气气地做生意，而作为成员国，也理应遵守。但是我同时也听说，WTO只不过是众多国际组织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国家以及他的政府，不管参加哪一个类型的国际组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与主权相冲突。对一个国家来说，主权至高无上，一切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应该服从于主权的需要。如果当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已经遭到侵犯的时候，我们却依旧客客气气与侵犯者做生意，那么，这种生意即使再继续做下去，恐怕也没有什么公平的存在了。
　　 我建议这些貌似极守规则的专家们花点时间去看一看鲁迅先生的那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虽然距今已有九十年的时间了，但它的警世的意义不但没有丝毫的消减，反倒是越来越切合当今世界的现实了。在这里，不妨抄下其中最精要的一段，以作观照：
　　 ……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看看吧，与不配讲规则者讲规则，不但规则不可得，到后来想要不讲规则的时候，却连不规则的机会也没有了，这是多么可悲又可怜的事情！
　　 也许又有人会用经济专家的口气继续反驳说：假使我们征了对手的附加税，那么，对手也会反过来征我们的附加税，于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自己的商品也就一样买不出去，于是经济的发展就停步不前了。
　　 我觉得这种担忧确实比前面的那种教训来得中听，但也不必太担心。我的理由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即使不做外贸，在国内就有十四亿人口的市场，何况尚且还没有到得不能与所有国家做生意的地步。我以为只要把国内的市场调动起来，让老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就完全不存在经济停步不前的危险，这才是真真的所谓“人口红利”。但是，如何让老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这个问题太过深奥，我可说是一窍不通，还是交给那些经济专家去考虑吧。至于外国人么，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不光他们的商品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并且还失去了中国供应给他们廉价的商品，损失恐怕要比我们大得多。
　　 也许还有人会用社会学家的口气再次反驳说：外国人的商品大多都是在中国生产，我们如果不买他们的商品，国内就有大批的工人会失业，到时候怕会影响稳定。
　　 持这种论调的人实在比第一种守规则的人还要可鄙。对于这种反驳，我先来问三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当年国企改革要求工人下岗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下岗其实就是失业呢？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苦口婆心地声称要用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然人工作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指出让机器人工作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然人的失业呢？第三个问题，当政府毅然决然地要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揭露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年轻人尚未就业就先失了业呢？
　　 更何况，外国人办在中国的工厂，完全是用中国的劳力，中国的资源，赚中国的钱，做的几乎是无本万利的勾当。我不否认外资对于中国的发展作过曾经的贡献，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中国已不是当初的那个中国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应该早已学会自己走路了。就拿汽车行业来说吧，广州有个广汽本田，即使把本田取掉，我们不是还有广汽么!杭州有个东风起亚，就算把起亚取掉，我们不是还有东风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靠自主的产业来促进工人的就业，而一定要去仰仗那些极不友好的外国人的鼻息呢？
　　 或许有人还会拿外国人先进的技术来当说词，但是我要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外来的技术可以利用，才养成了中国的企业不思进取的惰性。倘或要举一个例子，那么，中国为什么造得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飞船、核武器，却造不好一只小小的马桶盖，而要劳烦个别文明人非要远渡重阳，不辞辛劳地多外国去带回来呢？
　　 所以，我以为，当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该要抵制日货就得抵日货，该要抵制韩货就得抵制韩货，该要抵制什么货都照例须得该抵不误，作为普通的公民，这正是爱国的一种行动。当然，即使不行动，只喊几句口号，大概也是可以算作爱国的。只不过你要么不要喊爱国，既然喊起爱国来了，就请不要在前面加上“理性”和“文明”这些漂亮的字眼，因为这些字眼一旦跟爱国混在一起，便极有可能成了某些人的贞洁牌坊。
　　 再说了，按照情感学家的说法，爱是一种感性的情愫，这种感情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它的本质就是无条件地给予。而那些讲究理性的爱，则往往不是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