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年爱国将领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举国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这两位促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角却没能如愿驰骋在抗战的沙场。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几乎终身囚禁；杨虎城将军于解放前夕被蒋介石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对于西安事的过程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但对此后接替张学良的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就不一定都了解了。
　　 于学忠，字孝侯，祖籍山东省蓬莱(今蓬莱市)于家庄，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公元1890年11月19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旅顺口。
　　 张学良小于学忠11岁。两人原本素昧平生，于学忠也非奉系的嫡系，其二人仅仅于战争中相识相交，并且相交甚深。张学良曾两度在紧要关头，将军政大权托付给于学忠，可见张将军对于学忠的信赖和厚望，这点不能不引起国人的关注。
　　 于学忠原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麾下，从下层军官直至直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边防总司令等职。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歼。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被奉军与国民革命联军击败，军无粮饷，困顿无路，于学忠于1927年6月离开部队返回蓬莱故里，为所部另谋前程。此情被奉系张作霖父子所闻，张学良派代表周光烈持其亲笔信，特邀于学忠赴北京晤谈。
　　 于学忠进京后，首先见到张作霖。张说：“吾与令尊系故交，当年同在宋庆老帅总部共事五年，我们非外人也。”闻此言于学忠坦言相告：此来只求部队得以安置。张作霖闻言豪爽允诺，说：“你可将部队整训后带往北方，尔后军服、军饷及军械等均照奉军发给。”次日，于学忠去会见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于学忠，奉军的军饷发放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按人数实发；其二，由主官包干。因“按人数实发”没有油水可捞，故一般的长官多喜欢“主官包干”这种方式，发多发少主官说了算。可于学忠却不然，言明“我的部队按人数实发。”仅这一事就令张学良对于学忠刮目相看。这次短暂的会面，未及长谈，但二人却推心置腹一见如故。从此，于学忠成就为张学良手下一员忠心耿耿的干将，随张学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于学忠旋即被任命为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后晋升为陆军中将。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1928年6月4日，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日本侵略者开始侵吞我国的东北。接任了东北大权的少帅张学良自“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后，背负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被迫下野出国，张学良临行前将26万东北军中的17万人交于学忠统率。张学良出国考察后，有人问张学良：“你出国前对东北军都安置好了吗？”张学良回答说：“都安置好了”。那人又问：“你对于学忠安置好了吗？”言外之意就是，你把东北军交给于学忠一个外来人能放心吗？
　　 张学良说：“你不要看错于学忠，他是我最信任的人，将来收拾东北军后事的只有他。”言下之意，对于学忠，我张学良还是非常放心的，在出国这段时间，并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于学军终于不负众望，维护了东北军这点家底。张学良归国后被调到西北打内战。1936年12月12日，忍无可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得不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前夕，张学良请于学忠由兰州抵西安，参加其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于在会上表示支持“兵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在这封通电中，于学忠的名字赫然排在张、杨之后，位列第三。蒋介石被捉后，在他身上找到一个记事的小本，内有“于学忠两目炯炯，是一将才”的评语，足见蒋对于的评价之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被蒋扣押。于学忠再次奉张学良手令，全面接管了东北军。
　　 此份手令于1983年在辽宁省新民县被发现，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师长张学良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文中的“虎臣”应为“虎城”，“孝候”应为“孝侯”，“何”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是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缪”是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董”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
　　 在抗日战争中，于学忠率领的东北军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的对日战役：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
　　 1938年1月，日寇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制定了“阻南打北”的战略方针，利用淮河屏障阻击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台儿庄消灭矶谷、坂垣两个师团。因此，能否守住淮河关系到北线作战的胜负成败。2月2日，李宗仁向于学忠下达了坚守淮河的作战任务。当即，于学忠亲率部队赴淮河北岸布防。战前于学忠讲：“现在打日寇不拼还行？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吗？我们在中国还能站得住脚吗？”
　　 为了防止北方的日军，淮河南岸曾修了很多工事，现在日军从南岸来攻，于学忠的部队只能在光秃秃的北岸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于学忠以两个师的兵力约两万多人，死守小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日寇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战斗异常残酷。战场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副军长韩博文对于学忠说：“你是集团军总司令，你不必守在前线。”于学忠回答：“我兼着51军的军长，不能离开这儿半步。”尽管与日军相比，敌我无论人员还是装备差距都很大，但中国军队寸土不让，阵地多次失而复得；被敌机炸开的缺口又被一个个血肉之躯全力顶上。在连续8天的昼夜防守中，51军伤亡近7000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使日军伤亡达9000人。
　　 于学忠奉命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他任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率部殿后，在掩护撤退中，该部曾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五战区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淮河阻击战及台儿庄战后掩护各部队撤退的战斗的胜利，与于学忠一直在51军中保护共产党员、重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51军建立起秘密组织系统。军部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两个师建立了特委，7个团建立了总支，发展党员300人。淮河阻击战之前，由刘培植、解方、贾陶、王西萍、王学明等人组成的中共51军工委号召全体党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河阻击战是“七七”事变以来，继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后，单独由东北军部队首次顶住日军疯狂进攻的一次激战。著名记者范长江当时在《大众报》上进行连续报道。
　　 1942年8月19日，于学忠在山东莒县唐王山遭日伪军包围，史称“唐王山战役”，敌方总指挥为冈村宁次。日军两个混成旅、百余门大炮和十余架飞机参战。战斗异常激烈，于学忠的右臂、右腿都被炸伤。阵地上敌人“活捉于学忠”的叫嚣不绝于耳，战斗从早晨直打到下午五点，刚烈的于学忠手攥一粒金丸，告诉部下“万一冲不出去，我就吞金殉国!”后来，幸亏副官黄起军背起身负重伤的于学忠随部队一起杀出重围，于学忠才幸免于难。
　　 1943年5月11日，日伪军2万余人扫荡沂鲁山区。5月20日，在沂源董家峪战斗中，于学忠率部突围，转移到安丘以东地区。5月底，汉奸张步云带领日寇夜袭苏鲁战区总部，战斗中于学忠两臂又受枪伤5处，为了民族的解放，于学忠先后四次负伤，一次次濒临死亡，但是他坚决抗日的决心却不曾动摇。
　　 1946年于学忠拒绝蒋介石要他“出山”打内战命令。任国民政府军事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闲居家中。其间他与妻儿一道种菜、植树、养花、并购织布机4台，叫家人自己织布。于学忠还给在宝胜寺小学读书的四个儿子定了“尊师敬长，团结同学，不准欺侮他人”，约法三章。于夫人是医生，经常为主动为贫苦农民免费诊治生病。他严格要求警卫部队和服务人员，严守纪律，对民众和蔼可亲。一次骑马路过石盘河，发现杨森部队驻乡连队私设关卡，勒索过往客商，当即严斥搜刮民财等罪行，言辞令其改正不得再犯。渝江师管区驻乡连队有些官兵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他责成警卫官兵给予惩治，当场抓获在一碗水调戏过路青年妇女的几个兵痞，押往住所，惩治后由其长官领回。
　　 解放前夕，于学忠不但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反而集中200余支枪，配足子弹，发给黄葛坪一带群众，保护乡境平安，迎接解放。自卫时约法三章：“凡溃逃败兵，走大路的不打，不烧不抢的不打，不奸淫妇女的不打”。络绎路过的败兵，不敢胡作非为，使一方百姓安宁。1949年11月下旬，于得悉解放军即将到来，30日，他点起鞭炮，赴黄家院子对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热情欢迎，又宰了一头肥猪慰问解放军部队。不久又将枪支弹药收回，连同自己携带多年的两支手枪全部送交重庆市军管会。1951年春周恩来总理派飞机将于学忠全家人接到北京。
　　 于学忠先生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三届中央委员等职。
　　 1964年9月22日，抗战传奇将军于学忠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