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是个哑巴，但却一点儿也不傻。这与老家人常说的“十个哑巴九个傻”的说法大相径庭，而且还有些存心颠覆那种说法的意思在里面。
　　 大嫂是小时候生病发高烧，被游方郎中“打灯火”给打哑的。据干娘（我们当地把兄弟姐妹的岳父母或公婆，统称为干佬干娘）说，大嫂小时候异常的聪明伶俐，非常有眼力劲儿，很得干佬干娘的疼爱。那一次发高烧，三四天不得退烧，大嫂娘家同村的游方郎中老朱，怀疑大嫂得的是脑膜炎，说是“打灯火”可以退烧祛病。干佬稍懂一些中医，知道“打灯火”即灯火灸，灯火灸俗称打灯火，《本草纲目》上也有此记载。就接受了郎中老朱的意见，用“打灯火”试试效果。心想老朱还是女儿的远房舅舅，应该不会害人的。再说了，灯火灸为灸法的一种，又称灯草灸、灯芯灸、打灯火、神灯照等，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灸法。
　　 郎中老朱得到干佬的同意后，做了一番准备后，取三、四寸长的灯芯草，一端蘸上少许植物油，点燃起火苗，对准外甥女的颈部施灸腧穴，用快速的动作，猛地一点触，发出轻微的“叭”的一声响，即迅速离开。
　　 打罢“灯火”后，大嫂的体烧倒是退了，却再也说不出来话了。
　　 大嫂发现自己说不出来话后，就狠劲地撕扯自己的嘴巴，把头往墙上乱撞，急得“哇哇”乱叫乱嚎，干娘就抱着女儿哭，哭够了，闹够了，便认命了。后来，经媒人撮合，就把大嫂说给了我那傻不拉叽的大哥。
　　 其实，大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傻子，但是，他生性木讷，脑筋转弯儿慢，说话也慢吞吞的，看起来便显得有些傻。
　　 大嫂是干娘带着来我家“看家儿”的，“看家儿”也就是相亲的意思。干娘是个直性子人，说是“看家儿”只是履行个手续，其实有什么可看的？那时候普遍都穷，干娘家也不宽裕。
　　 “看家儿”过后的第三年，我们家便草草地办了两桌酒席，简单地迎娶大嫂过了门。过门时没有新房，生产队长建奎表哥，就让我们把队上一间废弃的老羊栏粉刷了一下，做了大哥和大嫂的新房。说到迎娶大嫂，我都觉得寒酸得难以启齿。我记得让大哥挑的箩筐里，只装了半袋子大米和半袋子麦面，俗称“斗米斗面”，外加十斤果酒、四斤白糖和一块只有两斤多重的腊肉（礼吊子），请了四个抬嫁妆的运抬师，加上媒人一起，一行六个人去了干娘家，把大嫂迎娶回来。晚上的婚宴更加寒酸，总共只有两席，桌上好像就只有六个菜一个汤，喝的是自家做的山姜酒。
　　 大哥婚后，我爸就给大哥分了一些粮食，在老羊栏门背后，给他们垒了一口锅的灶，就开始了他们的小日子。
　　 后来，我们在大屋场半坡上，盖了两间茅草房，大哥俩口儿才搬出队上的老羊栏，跟我们住在了一起。
　　 从河边的厦子屋，搬进半坡上的草屋后，我刚上小学，大侄子就是在草屋出生的。那时，我还不满十二岁，大侄子出生后，接生婆把大侄子用襁褓一包，就往坐在堂屋的我的怀里一塞，大侄子便与我这个五叔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大侄子才三个多月时，大哥不知怎么地欺负了大嫂，大嫂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把大侄子扔给了我。好在大侄子小时候挺乖，只要我把米汤给他喂饱了，他就静静地不哭不闹，放在床上一睡几个小时，醒了抱在怀里，便自顾自地啃着小手。
　　 因为大哥欺负大嫂，把大嫂气回了娘家，我爸把大哥吊在楼梯上，用细竹枝狠揍了一顿，并责令大哥去大嫂娘家赔罪，把大嫂给接了回来。大嫂回来后，看到我把大侄子喂得很安逸，直朝我竖着大拇指，嘴里轻声的“哇里哇啦”地直夸我。后来，每逢我们放学后，舀些苞谷搁石磨子上磨苞谷糁时，大嫂便从她们家的面桶里舀些苞谷糁，让我们先搅糊汤吃，比划着让我们把苞谷放在那里，表示她会帮我们磨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嫂虽然是个哑巴，却很有德行的，对我们这些小叔子特别地好。
　　 我大侄子可能是因为出生后，就塞进了我的怀抱中的缘故，便特别地黏糊我，走到哪儿，都要我背着抱着，或骑在我的脖子上。那时在大集体干活时，歇伙的时候，他到他娘怀里亲热一会儿，听到队长喊声“驾势”（开始的意思）的时候，他便用小手托着那根粗布背带，带着哭腔地冲我直喊：“五叔背我，五叔背我……”就这样，我背了他一年又一年，直到他七岁时，才算脱离了我的背上。
　　 我记得我那时也有些小坏，嫌弃大侄子老是黏糊我，吃饭都要我喂，便故意舀些辣子在饭里，把大侄子辣得直“吸溜”，甚至辣出眼泪了，他还赖在我怀里，硬要让我喂他吃。大嫂看我把侄子辣成那个熊样儿，站在一边嘿嘿直乐，却不肯帮他儿子解脱辣椒之苦。这时候，我又有点抱怨，大嫂这也太过狠心了一点儿。
　　 后来，生产队盖羊栏时，在羊栏西头多盖了一间房，让我大哥给队上放羊，他们便带着大侄子住进了那间为放羊人专设的小屋。在那里，大嫂又为大哥生下了两个女儿，大侄女叫红儿，小侄女叫琴儿。再后来，土地到户了，生产队的羊也分到了各家各户，羊栏也闲置起来了。看着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看羊的小屋里，经过队长同意，我爸安排我们兄弟几人，帮忙把羊栏清理了一下，也无非是铲些新土，重新垫了一下地面，把墙脚一人高的墙面给粉刷了一下，让他暂时住了进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部队退伍回来，被安排在距家三十里外的关防乡工作，年满18岁的大侄子跟我说，他想盖房。我便资助了他八百元钱，四哥和三哥请了十几个劳力，帮助大侄子完成了盖房的心愿。从此，他们一家人，才算有了自己正式的家。
　　 大哥大嫂和孩子们虽然住进了新房，但是，日子依然很苦，因为大哥不会种地，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平时靠我们接济一些粮食，勉强顾个肚子，不让侄儿侄女们饿着。每年三、四月间，槐花盛开时，大嫂便到山上采一些槐花回来，回家摘净后，用开水稍微一捞，放在阳光底下晒干，然后贮藏起来，时常用我们接济的粮食拌着吃，竟然也将侄儿侄女养大成人了。
　　 我至今都还记得，大嫂教我娘做槐花豆渣和槐花豆腐的情景。那时，她们婆媳二人把泡好的黄豆磨成浆，大嫂将她采来的槐花用开水一捞，搅和在磨好的豆浆中，用大火猛煮，然后用酸菜水点浆，等到清浆后，再舀进纱布包袱里过滤，之后再用油盐一炒，吃起来满口清香。大嫂看我们吃得香甜，就把自己贮藏的干槐花，给我们拿了一大袋子，让我们留着慢慢吃。
　　 大约是2002年那一年，大哥因为同谢支书发生了争吵，谢支书扇了我大哥两耳光，大哥便带着大嫂去了干娘家，大嫂的弟弟（干佬抱养他弟弟的儿子）把大哥和大嫂送到兰滩火车站，他们俩口儿竟然去了河北，找到了在天津左各庄打工的儿子海娃，之后便在儿子那里住了下来。直到2014年，侄儿海娃用自己买的车，带着他父母一起回了一趟老家，专程给他爷爷奶奶上坟，我们与大嫂才得以相见。
　　 大嫂现在显得很富态，她还是跟从前那样，不像其他哑巴那样，“哇哩哇啦”地大声嚷嚷，即使想跟我们交流，也只是轻声地“嗯啊”几句。用轻声的“嗯啊”跟人交流的哑巴，应该是不多见的。那一年，大哥大嫂回来，特意在干娘家住了几天，解决了干娘思念女儿的苦痛。
　　 干佬早在1998年就去世了。干佬去世的时候，我考虑到大哥家里困难，就和四哥商量，由我们弟兄三个（包括二哥）出钱，以大哥的名义，请了一班乐器，热热闹闹地去送葬，把大嫂那唯一的弟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要不是我们弟兄几个慷慨，凭他大姐和姐夫的能力，是撑不起那个脸面的。在我们那个地方，女儿女婿请不起乐器班子，是会被人说三道四的。
　　 我后来一直想，大嫂只是不会说话，她的德行和为人处事，一点也不比另外几个妯娌差，至少，她没有与乡邻们争长论短，也没有与他人产生过矛盾，更没有打骂过三个侄儿侄女。最为重要的一点，她在我父母跟前特别孝顺，家里做啥好吃的，从来不会少了父母的，当然，她也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小叔子。
　　 我们与大哥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但是，我父亲也一直把大哥当作亲生的儿子，从来没有另外看待过他们。大哥家里困难的时候，父亲总让我们适当地给予接济。大哥和大嫂也是懂得知恩图报的人，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们也想承担一部分丧葬费用，我和四哥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困难，没有让他们分担一分钱或一粒粮食的丧葬钱物。
　　 我常常想，只有今世兄弟，没有来世兄弟，父亲都没有另外看待大哥，我们作为一母同胞的兄弟，更没有任何理由另眼看待大哥和大嫂。更何况，大哥大嫂在我们跟前，从来没有起过外心，也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
　　 又有两年没有见到大哥大嫂了，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