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铁饭碗”
　　
　　 这几年，“铁饭碗”常常引起议论，它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与诟病。现在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来聊聊。
　　 1961年9月，我从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从此我就端上了铁饭碗。
　　 铁饭碗“铁”在哪里？其一，长期稳定，终身不变。其二，职级职称，全国通用。其三，薪资中上，国家保底。
　　 不过，在一些精英好汉眼里，它也有缺点：其一，螺钉就位，不易调动。其二，晋级缓慢，轮班苦等。其三，薪金干巴，难加分文。
　　 我不是精英，更非好汉，端上铁饭碗，就不肯也不敢撒手了。这是因为，就我的性情秉性，最适合铁饭碗。首先，我为人知足常乐，有个饭碗就满足了，不想挑三拣四。其次，我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社会关系，无力改变处境，只能就地卧倒。又次，我习惯艰苦度日，积累了大量的“节流”的经验，知道我无力“开源”，也不做此等妄想。
　　 20世纪60－70年代，锻炼出来一大批艰苦度日、勤俭持家的能手巧匠，其中也有不少是端铁饭碗的人员。试想一下：这些进入中年拉家带口的人，在那通常是多子女的状况下，他们是如何以32元、38元、46元、56元的月薪在养家糊口的吧！这是何等的坚韧，又是何等的智慧！有人说，铁饭碗养懒汉，他们敢懒吗？他们常常是身兼数职，他们是公务员，是教员，他们又是伙夫，又是修理工，又是饲养员，又是一切可以节省开支的小工。
　　 显然，有人看到那些饭碗是铁制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碗里装的是什么，又装了多少？不必羡慕，也不必嫉妒，哪行都有难唱的曲。不信，你来试试！其一，苦读小学、中学、大学，有的还要读硕士、博士，冷板凳要坐十多年之久。其二，初试、面试，试用、待职，几经周折。其三，审查、考查、考验、公示、巡视，反复锤炼。
　　 总之，社会里的各种制度、行规，其形成并发展，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它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打零工的技术工人，一天可以挣三五百，因为他的劳动强度大，而且有淡季。端铁饭碗的人员，日工资不过百元，是因为他朝八晚五而且还有假期。公安局的人员，不能现招现雇；高校教授，不是短期培训出来的。凡此种种，各有其道理，各有其规律。铁饭碗以前有，今后也必须有。
　　
　　 集体照相排位的潜规则
　　
　　 每逢开会，必定集体照相以做留念。集体照相定是人多势众，为使十百之群像，摄入方寸之中，必须或坐或站，以期聚拢。可是与会者的身份、地位、辈份、资历很不相同，排位时就大有讲究。
　　 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很重的国家，凡事依官职大小，来定次序是通行之道。然而，事情往往是复杂多变的。论官职，在同一单位好排，如果不同系统的官员碰在一起，比如军队的团长与税务局的局长，谁前谁后呢？再如，高校的教授，与城建局长，谁高谁低呢？再复杂一点，省长与他的科员岳父同赴一场会议，又该如何安排呢？
　　 我在职时，校外活动较多，常常拍照集体像，次数多了，积累了许多经验。我做过一届市人大常委，开会时按姓氏笔划排序，座位前有名签，十分省心。轮到专业性的会议，按协会、学会内的职务、资历排位，有时加上年龄，斟酌座次；选位时，我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略加点谦虚。
　　 一次，报社举办青年作者培训班结业大会，当时有报社社长及编辑与会，我的身份是特聘的授课教师。集体拍照时，我能在前排就座，是毫无疑义的了。但这时社长出于礼让，坚持请我居中。我再三推辞，社长仍然真诚地相让，我无奈只好越规一次了。事后静想，以文学创作的资历，我确也受之无愧。
　　 又一次，同系的几位老师应约去铁路老年大学讲课，课后有宴请并拍照。事后，拿回的照片，令我吃惊并有不小的愤怒。照片上，几位年青有为的主任、科长，端正地坐在前排椅子上；而我们几位可怜的老师们，萎萎缩缩地站在后排。这是一张颠倒人伦、扭曲秩序的照片，我曾经怒斥过几位同事，你们何必自取其辱。即使按官本位，大学教授也高于那些基层的科长；再按主客关系，他们也该礼让；又按师承关系，他们尚属晚辈；即使按年龄的长幼，他们也不该如此安排。
　　 又一次，市里卫生系统要成立文联，我得到一份请贴。我当时的身份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又算是本市的知名作家。当我决定是否参加会议时，却很费心思。如果与会，定有照相，那么我如何取位呢？我估计，与会都有那些人员：除了卫生系统的官员外，市委宣传部长到会（我的学生），市作家协会主席到会（我的学生），报社的有关副主编到会（我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参加，排位时定会使这些有出息当了官的学生们为难。于是，只好作罢。
　　 人生在世，尽管渺小，总该有个位置。社会把你排在哪里，由种种因素决定，但却常常失准。自己把个人排在哪里，心里应该有谱。
　　
　　 说说房改
　　
　　 1993年，我们这些老九们的头上都砸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经过房改各自用极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房屋。我买到的是总面积78.37平方米的三室的楼房，每米价格110元，共用了8000多元。当时的市价，在每平米500元上下，房改价约为市价的20％。
　　 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不动产。如果没有此房，即使到我退休20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是买不起住宅。得到房产之后，我们的感触很深很深。
　　 我们感谢社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要想探究为何要出台这样的政策，从最浅近的角度理解，我们想是为了补偿。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动荡的文革，身处低薪不调的20多年之间。这20多年，我们拿的是单身小青年的工资，过的是拖家带口的中年生活。区区五百六十角，何以养家与奉老？那时的窘迫，非今日的年青人所能想象与理解。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一政策，就不单是对多年低薪的补偿，它应该是诸多改革的一个部分，是职工住宅市场化的前奏。长期以来，职工的住宅都由单位负责供给，随着单位规模的扩大，职工人员的增多，此种供给已经难以为继。显然，市场化是较好的出路。当时，所有的职工都没有任何积蓄，如果按市价卖房，恐怕没有应者。加上考虑20多年的低薪，应该寻机补偿，所以就有了低价售房这一举措。它实质上是宣布：打破住宅供应的铁饭碗，职工住宅市场化正式开启。
　　 如果严格要求一下，房改是有许多缺陷的。其一，由于各个单位的资源不同，对房改的执行进度与程度大不相同，遗留问题很多。当时，有的单位房源多，受益的比率较大；有的单位底子薄，受益者寥寥无几。其二，房改补差工作，仅仅有少数单位落实，较多单位不了了之。其三，房改后参加工作的职工，有公积金项目解决住房问题，这两者中间有一段断档，显然不够公平。
　　 我们是房改的受益者，从心底感谢社会，感谢人民，它同“教龄30年退休金100％发放”一项，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送礼与收礼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亲戚、朋友、同事、乡邻之间，难免有些礼尚往来。这样，送礼与收礼，就成了一件复杂、微妙的活动，使人们大费心思。
　　 送礼，有时是出于亲情。子女给父母购置食品、衣物，小辈向长辈敬献特产、奇珍，都是为了表示感恩、回报的真情。至于品类的普通与稀缺，价格的高昂与低廉，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条件。
　　 送礼，有时是出于友谊。同学、同事、邻里之间，相处年久，交往密切，有时自家得到某些特殊的物品，自然会觉得应该分享。这类的礼物，常常都不太贵重，只要有些特点，不管多么普通、低廉，如来自乡间的青苞米，端午自制的粽子之类，都是可以传递友情的物品。
　　 “礼”，礼节，心意，文雅而高尚，从金钱价值上来界定，它不应该过于巨大。如果，“礼物”超出常规，价值巨大，它的实质与内涵就有了变化，它就成了“贿赂”。
　　 我作为社会的人，照理说也应该涉及送礼与收礼的活动。不过，我为人性格偏于保守内敛，除亲属外，很少与他人有礼尚往来。对外办事，我的原则是能办则办，难办就不办，绝不求人。我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面对顶头上司我从不讨好奉承，重用也好，抑制也罢，该咋干咋干，人间自有公道，历史会有定论。对历届领导，他们家住何地，门朝哪开，恕我不知。经过我仔细地回忆过去，发现除亲属间往来之外，竟然想不起有送礼的事例。也难怪，我熟悉的人群中，没有握有权力能够办事的人，即使我想通过送礼办事，也没有这样的对象啊！
　　 至于收礼，那就更是空白了！作为一介书生，无权无势，不可能为别人办事，焉能收到什么礼物。对此，我觉得坦然，这就免去了受之有愧的尴尬。有人常常会羡慕那些能够收到特殊礼物的权贵，我则从不有此想法。我觉得，不要羡慕贼吃肉，要常常想到贼挨打。
　　 礼节，不过是传递感情，它只具有象征意义。如果落实去算计金钱的多少，物品的贵贱，那就不是礼节，而是交换了。
　　
　　 知足者常乐吗？
　　
　　 中国有句老话：知足者常乐。在过去我们这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度里，这句话像万应灵药，安抚了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心灵。
　　 我生活过去的大半辈子，遭遇许许多多的坎坷与不平，我都是靠这付良药平伏下来的：
　　 1951年因为家境变故与贫穷，我直到17岁才上初中，我很满意，总算没有失学。
　　 1953年中考，因遭到初中学校某领导的陷害，未能升入高中，得到纠正后升入中专，我很满意，中专不用家里拿钱供养了。
　　 1957年高考，因为全国招生名额大减，加之本人出身不好，勉强录入哈师院中文系，我很满意，总算进了文学圈了。
　　 1961年后的20多年间，因为出身不好又不会媚上奉迎，虽然如同耕牛般的劳作，始终被打入另册，遭受白眼，我很坦然，总算保住饭碗了。
　　 其实，我内心里积蓄着不平，每当夜深人静我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时候，我常常握拳捶胸。然而，当东方放白，我进入社会之后，我的脸上又挂上了一层笑容。
　　 看来，常乐的乐，不是真乐，而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它消灭人们胸中的不平，它化解人们心里的抗争。
　　 知足，是因为泯灭了希望。人是万物之灵，作为生命活体，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需求；而在较多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并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少数人坚持追求，也许得到的是不断的失落；而绝大多数人，放弃追求，乐得个心静平和。
　　 知足，是因为降低了标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知足者的口头禅。其实，这里涉及到看待事物的标准。理想的社会，人们生而平等，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理应得到该得到的评价与回报，这才是“足”的尺度。当正常的标准达不到的时候，多数人会降低标准，即刻觉得满足了。
　　 知足，是因为不敢抗争。追求需要勇气，向一切障碍做拼死的斗争，这一点非常人所能做到。缩回来，求平静，保安全，只好委屈内心了！顺水容易逆水难，浪潮中搏击者，向来是极少数。
　　 内心深处的不平，是深沉的烦恼与苦痛，这时候自我安慰与解脱权做一剂良药。真希望生活中少一些委委屈屈的知足者，多一些永不满足的追求者。
　　
　　 算命
　　
　　 中国老百姓爱讲迷信，常常算命。“批八字”是算人的一生，算流年是算一段时期内的运势。细究起来，按生辰八字来推论人的未来，没有科学根据。这里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证明它的荒谬：某年某月某时，地球上该同时出生多少人，难道命运都会相同吗？很可能在某总统出生之时，也出生许多未来的乞丐呢！
　　 算命，其实是一种心理咨询，从业者在较多的情况下都是预报喜讯，它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因而也对人们做一定的安慰。当今身处困境，将来会有所改变的；如今事事不顺，过段时间，会一顺百顺的。当然，有的时候不良从业者会故意捏造凶讯，用破解的伎俩骗取钱财。
　　 在不少的情况下，算命的预言，与实际情况相合，人们就误以为这是神算，大加宣扬，于是世间就出了许多的“半仙”和“大仙”。人们往往有错觉，算错了的内容不计，算对了的内容予以夸张的认同，也是迷信神算的原因。
　　 有个算命的电脑软件，名为《精科电脑算命软件》，我用它为自己算了一卦。看结果，令我惊讶的是，它的条文，竟然有大半与我的实际经历相合。试看：
　　 “幼年运道未成享”－－我少年时家境贫穷。
　　 “兄弟六亲皆无靠”－－我困难时无外力接济。
　　 “早运财如春雪”－－青年时有段时间有稿费收入，但好景不长。
　　 “一生自成自立”－－我成家立业后全靠个人奋斗。
　　 “末运富贵成”－－退休后经济宽裕了。
　　 我看过之后，不禁哑然失笑，电脑软件设计者，真乃神人也！其实，该设计者通晓人们生活经历的一般规律：少小贫寒，中年坎坷，老有所成，如此而已。
　　 人生在世，出身家境，社会环境，教育程度，选择专业，工作态度，钻研精神，等等因素，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要想有所建树，成就大业，造福人类，不必去算命打卦，努力拼搏就是,把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