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晨
　　 终于在这个省会城市安顿下来了。其实这并不很重要，我大学毕业还不到三年，并没有在哪个地方安顿下来的愿望，我比较喜欢身边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是可以随时改变的。我脑子就是这样转的，所以毕业后先在青县群艺馆干过一阵子，给民俗撰写组的人跑龙套，然后跳槽到镇中学当孩子王，再到县水利局去帮忙，总之能抓住的机会我都想试一试，直到找到合适的环境，开始充实的有创造性的生活为止，那样我的内心才会觉得安适。上个月王林打电话给我，让来这儿的《环境》杂志做编辑，我想都没想就接受了。以前也真的设想过在哪家广告公司或者出版社找份工作，是那种用一只手就能干得来的工作，然后用另一只手去干点别的什么。
　　 王林有一回说过，我这个人好像飞花柳絮，是不是非得随风飘荡不可啊？我当时对他说，我具有乡下农妇一般的好奇心，喜欢到处走走看看，要是街上过来一辆三马车拉人去赶集，我就会跳上车加入进去，跟大伙一块儿去集市。王林说你就瞎胡咧咧吧，可别忘了把这一套都记到你的史记里。
　　 我的史记。用这个字眼来形容我那些记事本，再合适不过了。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镇，最初的记忆，就是被我妈搂在怀里坐在桌前，跟她一起批改小学生作业。我是在那些写得歪歪扭扭的作业本，和红勾蓝勾评评点点中长大的，我把自己的想法不加美化的随便记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想，人在幼小时候的记忆，都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吧？它们是一些雪花样的碎片，散落在记忆里。现在我能够清楚地记起来的，只有那些我跟我妈相依为命的日子，东关小学后巷里的那些泛了黄的日子，完全孤独的日子。在那之前的，也就是我爸出走之前的事儿，全部都模糊成一片，理不出个头绪。
　　 在幼小时的混沌中，有一个场面我到现在也能记起：冬日的夜晚，有一个人独自坐在外间的书桌前，他也许看看书，也许写几个字，更多的时候他呆坐着发愣。灯光是暗暗淡淡的，桌子旁边的窗户上已经爬上了一层灰白的冰花。他的面目模糊，好像是坐在泼了淡墨的水墨画里。究竟是他抽烟的烟雾把自己罩起来了，还是我的记忆被时间浸泡得褪了颜色，我不得而知。里屋的黑暗中，我和妈静静地睡着。也不是，是我睡着，妈妈没睡，她的呼吸声，还有她在黑暗中大睁着的双眼，我依然能够鲜明地记起来。于是我也不敢说话，不敢动，直到又沉进睡眠中去。
　　 那个独坐的人是我爸。我一直想弄明白他把自己罩在烟雾中的意义，弄明白他酝酿出来的那套紧张和压抑的意义。他孤零零地枯坐在寒冷和寂静中，想着与我跟母亲、与这个家毫不相干的事情——我觉得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想来，做新闻记者的父亲，沦落到那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在行政办公室里做一名科员，干的是推诿扯皮之类的事儿，他感觉不到追踪扑捉新闻的美好气息。当夜晚降临，巨大的空虚来袭，他更是无法接受那可怕的现实：低矮逼仄的陋室，吃喝拉撒的家，无趣味的妻子，混沌未开的有些粗苯的儿子。怎么办呢？就这样沦落到底吗？还不如背负起骂名，还不如逃离，还不如随风流浪去……
　　 我的人生在少不更事的幼年就被染上了飘忽不定的色彩，我既想像我妈那样，静悄悄地带着我度日，在我上大学走后，她才再成家过上安稳平静的日子；又想像金庸笔下的人物那样，过惊世骇俗、书剑飘零的日子。想想杨过，想想黄老邪吧，那该多够刺激。我想安静地躲在一个地方看书写字，也想开着我的峰驭尖叫着狂飙。这样的矛盾，都是遗传留给我的祸害。
　　 以前从来没关注过纸媒的情况，但我猜想编辑专业刊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多看一些外国的同类杂志，把相关的文章翻译几篇过来，还得找找王林，跟教环境管理的教师们见见面，让他们投过来一些稿件，大约由我组稿的版面就可以支撑下去了。眼下我正往东山大学走，去找王林，跟他说说这些想法，顺便到他们学院的图书馆借两本专业书籍。当务之急我得补充一套专业术语，不然会闹出笑话来的。
　　 东大的校园里很安静，这里我以前来过一次，那是两年前，送王林来这儿报到，那天它也是这么安静。当时我觉得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确切地说，我跟它只有间接的关系，我只做了一个好朋友该做的事，帮王林提着行李，送他到宿舍里安顿下来，然后再回到我在青县的生活中去。那天王林的行李可真多，被褥，两提包衣物，一箱子书，还有满满一提蓝天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老妈把半个家业都给他带来了。我到编辑部来可没有多少东西可带，因此不用人送我，我是开着我的二手峰驭过来的，车上只有一只箱子和一个背包。箱子里装满了书，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搜集起来的，背包里装了我的衣服，可我已经看出，这些衣服跟编辑部文案的生活格格不入，穿着它们去体育馆健身房还差不多。
　　 不坐班的日子把大学助教滋养得越发白净。王林为他自己和我冲上两杯雀巢咖啡，没忘记加咖啡伴侣，看得出来，我来了，他感到高兴。和老伙伴在一起感觉很舒服，甚至我们俩同在的那间屋子里，空气里也有一种温暖惬意的气氛。
　　 “要是我跟你说，你一来就把大学时住上下铺的时光给拉回来了，跟眼下不一样的时光，你会相信吗？要命的是，我竟然觉得那段时光挺让人怀念的。”王林说。
　　 “是啊，那时候，谁不都是有点傻乎乎的？那时候咱俩可是整天泡在一起，我们一起去上课，吃饭，买东西，悄悄对走过去的女生评头品足，偷偷交换最见不得人的秘密，坦白最可笑的欣喜和恐惧。尽管那样，其实内心里也比现在干净吧，你不这样认为吗？”我说。
　　 “这么说，你还想重新回到校园里来清洁一回吗？”
　　 “对，我想再回到这个环境中来。”
　　 “来干什么？混进后勤集团当老总？还是给院长书记打杂？混进编辑队伍就不错了，你不要想入非非。”
　　 “你想多了，我对这份编辑的工作十分满意。杂志社安排给我十页的版面，由我组稿，单月的月初报给主编就行。你想想，一个双月刊，能有多大的用稿量？那样我也许在工作之外，有时间写点什么了。我现在的室友就这么干。”
　　 “写什么呢？”
　　 “不跟你说了，你会笑话我的。”
　　 “绝对不会，你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哪会笑话你。”
　　 “时评，随笔，也许还有小说什么的。”
　　 王林还是笑得把咖啡喷出来了。
　　
　　 正是上课的时间，东大图书馆阅览室里读者寥寥无几。王林跟一个姑娘轻声说了几句，姑娘很快拿给他一本合订杂志，转身又到后一排搁架上寻找别的去了。这姑娘太亮眼了，她脸上白皙的肌肤泛着瓷器般的光泽，我都无法将视线从她的嘴唇上移开，那两片嘴唇红润，饱满，任何唇膏也描画不出这样的色彩。更独特的是，她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清新的田野气息，即使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即使穿着雅致的白色小衫，花短裙，看上去也觉得她应该在胳膊下挟着一捆青草，再牵着一只小羊才对。
　　 她取来一本更厚的合集递给王林，问：“怎么，王老师要做这方面的课题吗？”
　　 王林说：“不是我，是我朋友需要这方面的书籍。我这朋友是环保杂志的大编辑，私底下还写小说，也说不定哪天会写出红遍全国的作品来呢。”
　　 姑娘明亮的眼睛马上转向我。她有一双毫无犹豫之色的黑眼睛，说话间她用这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被这样的一双眼睛盯着，这让我怎么受得了啊，快要了我的命了。我涨红着脸抱起那两大本书，狼狈逃窜。
　　 跟王林分手之后我没急着离开，我得安抚安抚胸腔里那个怦怦乱跳的心脏。坐在树荫里的条椅上，我把手机拿出来了，不知不觉就拨打了我妈家的号码。这个时间家里不一定有人，我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听听她的声音。电话是我妈接的，她说儿子啊，听你声音闷闷的，是不是有憋屈的事了？我说没有。那边我妈没多说什么，只是说，人在世上走，谁都会遇见窝心的事，再说你新换了工作，不顺心也在所难免，别难过，都会过去的。比如天阴着要下雨，你不可能把云彩拨拉开露出太阳来，你打个伞吧，雨不会总下的。
　　 我说妈你说什么呀，不是你说的那回事，我是今天见了个……作者，有些琢磨不透这个人。
　　
　　 柳如意
　　 早上八点半之前的这段时间阅览室里没有读者。我把《热处理》月刊按序号排好，拿到架子上摆整齐，扭头一看，张静在另一排书架那儿梦游一样地摩挲着一本书，把翘起的边角抚抚平，然后慢慢地插进隔板上的书列里，整套动作轻缓得像是给她的亲儿子换尿布。我问一句：“小静姐，烫麦穗儿那事儿你考虑得怎么样啦？”在她心情阴晴不定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先试探试探。
　　 “没怎么样，捯饬头发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昨天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她幽幽地说。
　　 “你已经上了年岁、不再年轻了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小静大婶子的？”
　　 “这就是二十八岁和二十一岁的区别。你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不可能顾虑很多，头发想怎么被弄就怎么弄，怎么弄都是漂漂亮亮的。可等你变得老一些以后，就会发现没有捯饬的兴致了，没有意思了。”
　　 “是不是又要来好事儿啦？心情这么灰。”
　　 “一早起就来了，准时得一天不差，真是烦人。唉，喝了半个月的苦药调养，都白喝了。我这儿丧气得要命，周亮倒好，没事人儿一样跑操场踢球去了。哼哼。”
　　 周亮是张静的那一口子，他们结婚已经四年多了。结婚的当年张静曾怀过孕，不巧她得了感冒，一周的时间里又高烧又输液的，怕影响到肚子里的胎儿，忍痛做了人工流产。从那以后她就再没怀上孩子。
　　 “你准备怎样惩罚？”我问她。
　　 “罚我？还是罚他？”
　　 “当然是罚他啦。”
　　 “我要能说了算数，就让他十四岁来好事儿，每次来了都痛经，疼得天昏地暗，再让他也做一次人工流产，也体会体会被掏空了的感觉。”张静恶狠狠地说。
　　 有人进来了，我把蹿出喉头的笑声又咽了回去。
　　 来人是人文系的王林，身后还跟着一个黑黑的年轻人，他神色拘谨，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就像学校里的那些非洲研究生在学习这个国家的礼貌习俗。王林说他是个杂志编辑，又说他是个作家，能写出红遍全国的作品来。我看着他狭长的眼睛，心里想象着他那个红遍全国的作品是什么样子，他却突然转过身，很快就走出去了，就像有谁告诉过他，这间屋子马上就要着火一样。
　　
　　 萧晨
　　 《环境》杂志是一份双月刊，是由科委主办的，它关注的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个城市的雾霾早就名声远播，这回我算是身临其境了。来到这儿的几天里，多数时候天空都是灰蒙蒙的，不阴也不晴，空气又热又粘，制药厂发出的甜腻腻的臭味摊在全城的上空，恍如迷雾一般，身在其中你可以尝到闻到，眼睛也会不时刺痒。每天早上来上班时，人人的开场白都是谈论天气，人人都是怨声载道，一切都怪脏乎乎的烟雾——笼子里的黄雀不唱歌了，送牛奶的人迟到，娇宠的小泰迪长了跳蚤，就要撒手权力的老局长去晨练的路上心脏病发作了，全都是乌烟瘴气的天气惹的祸。
　　 记得来这儿的头一天，当我提着箱子、背着背包走进科委大楼时，感到有点意外，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这座楼很气派。我的顶头上司编辑部主任是个老头儿，大约六十左右岁，不知道是在他厚厚的眼泡上，还是鼻子两旁斜伸下来的两条法令纹上，我看到一副古代官员的模样。那天他正跟一个编辑谈稿件：“文章的结尾是不是有点可笑——我们一定要还给这个城市一片蓝天，我们能做到吗?这个结尾写得太软弱了，会让人丧失信心。”
　　 “那就把问号去掉，改成——我们能够做到。”那个编辑说。
　　 “语气太温和了，像是官样文章。”主任说。
　　 两人商讨来商量去的结果，是把那句话重复一遍，前一句带问号，后一句不带问号，写成：我们一定要还给这个城市一片蓝天，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做到。
　　 看来无论在哪里，改文章都是这样，先是改换一个标点，接着改一个字，然后不得不改变句子结构，到最后整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
　　 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编辑部都举行全体会议，我发现大家很少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会议报以微词或进行贬损，尽管人人知道多数晨会都不着边际，漫无目的。晨会由主编主持，讲一讲细节至关重要啊，某一篇稿件逻辑错误啊，数字顺序颠倒啊，或者干脆念一段报纸新闻，这些都是晨会的议题。
　　 散会了，时常会有人相互开几句玩笑，用“盖了帽了”来形容自己选中的稿件，对对方选中的稿件呲之以鼻，称之为“不入流”，这时候有人会做出夸张的动作，对“盖了帽了”顶礼膜拜，像电视剧中膜拜孔圣人一样。
　　 晨会之后，人们在办公室的大部分时间都沉默寡语，趴在各自的办公桌上，对着电脑屏幕，专注于各自的操作。偶尔听到小夏问一句：“喂，你干什么呢？”“干活儿。”大张说。这个大概是最标准的回答。
　　 “活儿”干过一阵子，就到了撤退的时间，去约见作者啊，去落实一件事啊，核实一件事啊，人们就陆续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