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过的近万顿伙食饭
　　 我在初中、中专、大学、工作初期，都是住宿在校吃伙食饭，算起来，时间跨度11年，足有一万多顿。伙食饭，是指单位集体的饭食，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它是标准很低、制作粗糙、多有贪腐、众人皆怨的伙食。
　　 伙食饭低劣，首先是因为资金标准低下。学生的伙食，由国家规定标准，为部分学生提供助学金，初中每月6元，中专11.5元，大学13.5元。我即使是工作后有了工资，因为1961年前后物资缺乏，有钱也买不到好饭菜。
　　 伙食饭低劣，还因为量大不能细做。伙房的大锅，每锅都是百多斤的饭菜，能做熟了就不错了，哪里能讲究什么滋味？大锅做饭，尚能掌握个火候；大锅做菜，就只能是加汤烀炖。
　　 物资匮乏的时候，伙食饭的质量就更低下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哈师院中文系正在海伦办学。主食是红红的高梁米，菜是炖甜菜缨子，这伙食难以下咽，更难以排出。我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红红的高梁米饭（定量），菜是熬甜菜秧子（一碗）。农民丢弃的甜菜秧子，白天有许多猪在拱来拱去；厨房拣来，洗洗，熬上一锅，给同学充饥。有位同学，在吃自己分到的甜菜秧子汤的时候，吃出一块硬块，细看竟然是一块猪粪！令人惊叹的是，那位同学没有因此而把这碗汤丢掉，他吃下了剩下的这碗汤！这样的伙食，抵挡不住饥饿还是小事，最难受的是排泄太痛苦了！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室外，因大便干燥蹲上几十分钟，屁股像刀割的一样；更可怜的是，蹲的时候，经常有大猪在后面乱拱，等着你排出！”
　　 伙食饭最怕的是有贪腐发生。伙食饭这很少的经费，最怕管理人员从中克扣贪占。我在初中时，一个姓蒋的管理员，就是贪腐之辈，每人每天2角钱的伙食费，亏他下得去手！我们吃饭的学生，能够感觉到伙食费被贪占，高粱米饭更红了，里面碎米增多；菜谱更简单了，连豆腐、粉条都见不到了。我当时不计后果，给《沈阳日报》写了一封信，对学校的伙食提出置疑。结果，有关方面查出了贪腐的蒋某，伙食得以改变。对此，同学们欢呼雀跃，我却得罪了学校的训育主任邢某，在我初升高时，他在我的报名单上偷偷写了7个字：“品质坏，不宜深造”。后来，经我到教育局申述，得以昭雪，入了中专。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哈师院的伙食很糟很糟，对粮食的克扣最为严重。学生食堂的2两粮票的苞米面饼子，湿份量是1.6两。试想，20多岁的年青人，一天三餐只能吃到4个这样的饼子，能扛得住吗？后来，我们毕业之后，听说母校挖出了伙食上的粮耗子，给学生补量，只有学弟、学妹能享受到了。
　　 1962年我安家立户，从此告别了伙食饭。记得我安家后的第一餐，吃的是原汤面条，滋味倒没太注意，只觉得份量很足，我终于不再被克扣了！别了，伙食饭！
　　
　　 我坐轿车的经历
　　 在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普通百姓是与轿车无缘的。回想我坐轿车的经历，倒也认证了这一事实。
　　 我第一次坐轿车，是在1958年，当时正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一。一个普通学生，咋能有轿车乘坐呢？原来，那年夏天，我们下农场劳动，由于卫生条件不好，我得了痢疾，拉得我严重脱水。系里安排我回校治疗，护送我的同学门瑞瑜，他打电话给学校办公室，要求派车来接。学校很关心学生，便派院长的轿车，把我接回学校。这是我因病得福，生平第一次坐了轿车。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有了大的变化。那时，我们教师经常到外面上课，邀请单位，大都用小车接送。一次给富区干部业大上课，送我们回来的，是区委的外国轿车，又快又稳，只用了38分钟就到了齐市。我回到家，不禁脱口而说出：“当官真好啊！”
　　 1986年，我被选为市人大常委，开会有专车接送。说起来也很有意思，38名常委，人大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再加上区人大主任，30多名是专职干部，他们都有新型的公车；只有5、6名是非专职的，我们的车，则是人大机关不大用的旧车，接我的是老牌的“伏尔加”。
　　 有一次，市科委请我为全市处级干部培训班做关于写作科研论文的报告，地点离我家很近，我谢绝了用车接送。我徒步赴会，报告完毕徒步回家。散会时，我在会场门口一看，听报告的人群，人乘一车，挤满了大街。看来，这场报告唯一没坐轿车的人，就是我这做报告的人。
　　 近几年，人们生活大有提高，轿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我的子女们都有稳定的工作，相继都购置了私家轿车。只要家族有聚会，我这位老家长，当然要车接车送。过去，以乘坐轿车，来断定该人的身份地位，如今这招可不灵了；我见过郊区农户开轿车进城卖菜，也见过通下水的工人，开轿车满城跑。以我的经济条件，买台夏利也不算困难，只是年过80的我，交通队不给发照了。
　　
　　 走读
　　 小时候，国穷家也穷。本村的学校，最高到小学四年级，读书读到高小，就得到远在8里以外的来胜堡村中心学校去读。每天起早贪黑，走路上学，名为“走读”。
　　 同村的走读生，有10多名，每天自然地结伴而行。早晨上学，因为都是10多岁的孩子，走路是连跑带颠，半小时也就到了。午后放学，可就各行其便了，连走带玩，有时天黑才到家。放学路上，玩耍的项目很多，春天掏鸟窝，夏天下河洗澡摸鱼，秋天烧苞米，冬天撵野鸡。
　　 走读上学，晴天好过，下雨就难了。那时，没有人有雨衣，有的披麻袋，有的穿蓑衣，有的只能挨浇了。遇到上学时下雨，有人就把上衣脱下来，卷成团，夹在腋窝里，以便到校后能穿。如果全是男生，就索性把裤子也脱下来，赤条条地赶路。
　　 走读上学，暖天还好过，就怕冬天遭罪。西北风卷着大烟雪，脸上像刀割，双手麻木，两腿打绊。一个多小时地挣扎，到家已经是个冰人了。
　　 机器需要动力，人的动力是饭食。早晚在家吃，午间带饭盒，一日三餐，全是高梁米饭。菜呢，夏天有豆角、茄子，其它时节就只有咸菜了。饥饿能够形成强烈的食欲，这样的饭菜，百吃不厌。
　　 到了该升初中的时候，就出了大大的难题了。距我们村最近的初中学校，也有20里地，没法走读。那时，学校大都没有学生住宿的条件，就是能住宿，大家在经济上又都负担不起。
　　 真是幸运，由于抗美援朝，城里学校往乡下疏散，沈阳七中在来胜堡村设立分校，我们又可以走读了。后来，在1952年，分校独立成为沈阳二十一中，有了宿舍，我得到了供给伙食的二等助学金，就开始住宿，结束了走读生活。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离开了家乡，卸去了父母的供养负担，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途程。
　　
　　 松鼠的核桃
　　 有一个寓言，内容是：松鼠给老虎打工，报酬是，在松鼠工作几年到退休的时候，可以得到一袋核桃。松鼠勤恳地劳作，几年之后，年老退休，终于得到了一袋核桃。可是，这时的松鼠，年老体衰，牙齿脱落，已经无法咬开核桃享用了。
　　 我想到了自己。在我任职的33年里，人在中年，奉老养小，担子极重。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在文革中被错误地开除职务，断绝了收入来源，需要供养。我的子女又多，有四孩之众，嗷嗷待哺。那时，我遭遇17年不涨工资的时段，接着又是工资增长的爬行期，其困窘状态，甚于期待早日得到核桃的松鼠。
　　 待到我退休后，时光自然地卸去了我的奉老养小的担子。父母等不及我孝敬他们的核桃，相继走了！子女渐渐长大成才，再也不需要我抚育他们的核桃，成家立业了。就在这时，核桃滚滚而来，借公务员涨薪的光，我们的退休金也水涨船高了，如今除了糊口，尚有余钱。
　　 我对此常常“瞎想”，如果在我们中年的时候，能够多些工资，或者正确地说，在那时能够按劳付酬，该有多好啊！行文至此，小松鼠不禁斗胆要向虎王建议：早点把核桃给松鼠吧！
　　
　　 说说付费版面
　　 世事变迁，难以预料，过去发表文章可以得到稿费，如今发表文章，却要支付版面费。
　　 问题发源于评职称。学校、医院、科研部门，总之一切有知识份子动脑力的地方，都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比条件，论文就是最重要的硬件。开始还比较温和，参评者结合工作，有那么三五篇文章，也就过关了。后来竞争激烈了，条件逐步提高，变成了苛刻的刁难了。比如，某大学评正教授的条件是，必须在《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这类刊物每年不过发表百多篇文章，全国申报者数以万计，这难度只有过去中状元能够相比。
　　 于是，商机产生了，付费发表论文的风潮起来了。原有的理论性的刊物，纷纷增加刊期和篇幅，季刊变月刊，篇幅翻上几番。文学刊物，看着眼红，也增加理论部分，每期发上它百多篇。付费的标准，也随着需求上涨，从几百元提至几千元。
　　 论文，本来是科学研究的总结，是对各个学科本质与规律的揭示。它的诞生，是复杂而繁重的脑力劳动的结晶，是社会生产力的源泉，理应得到尊重与酬报。付费发表论文，是非颠倒，荒谬绝伦。
　　 付费发表论文，必然挫伤真正的科学创造，使科学的发现、发明被扼杀。现在，有许多科学论著，被出版社以经济效益为由，挡在门外，被迫束之高阁。
　　 付费发表论文，必然降低科学刊物和出版物的质量。出版变成了商业交易，只要有钱，什么垃圾都可以发表，岂能讲求科学水平。此风盛行，必然打击科学研究，毁灭科学创造。再者，动钱的地方，必然产生腐败，有些主编、编辑，因此而肥得流油。
　　 这种歪风的兴起与肆虐，根源在于制度。多年来，各级各类的机构与团体，都在评定职称时，片面强调论文这一条件。不管申报者的工作性质，不论工作的实际需要，一律要求论文、外语、计算机等条件。这种脱离实际的要求，驱使申报者在职务工作之外，耗费大量精力、财力，去应付评职。很多人因为工作性质，不可能也没必要写出有水平的论文，所以，只好付费发表与出版。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这种脱离实际不合理的制度，为何会产生呢？我想，一个原因是出于极左思想，评职总要“严格”，觉得有论文才算有水平；另一个原因，是评职规则的制定者与主持者，大多是行政人员，他们常常习惯以“刁难”当作“把关”。
　　 最近，中央决定，改革中小学的职称评定，重视教学实绩，不片面要求论文等条件。这是英明的决策，可以解放广大知识份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今后，付费发表论文的怪象，应该会逐步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