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年代，每段人生，总会有些人，有些事，成为永恒的记忆。当一幕幕酸甜苦辣的往事浮现在眼前，泪水早已无法灌溉那些颤抖的心。回顾曾经感动的故事，打开心中的枷锁，让真情温暖你我。
　　 2003年的冬天，17岁的我走进大学校园，开始了一段梦幻般的美好时光。在那年11月之前，我还在杭州凌志广告字牌店做学徒。
　　 凌志字牌店那间店面的房东付先生是湖南人，已在杭州定居多年，他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经营音像零售出租、柯达彩扩、打字复印。
　　 付先生到字牌店做一个广告灯箱，于老板听说房东付先生的音像店在招店员，就顺水推舟把我推荐给了付先生。
　　 音像店在浙江工程学院生活区内，顾客基本都是大学生们，因此只有在他们下课或放学后，店里才很忙碌，来买CD、磁带、租碟的大学生们络绎不绝。
　　 我到音像店上班，包吃住，月薪400元。三间店，五个员工，只有我是男孩，另四个都是女生。老板付浩波，人称“付哥”。
　　 音像店在前门，只有一个女的，付哥让我叫她“范姐”。彩扩店在后门，有两个女孩，一个是安徽宣城的曹夏兰，另一个是浙江丽水的吴丽单，她俩负责扩印照片和打字复印。
　　 音像店还有个分店，在中国计量学院，即“二区音像店”，和一区相距500米。吃饭时间到了，范姐让吴丽单带我去“百花园”食堂打饭。我拿着饭卡和大学生们一起排队，想起我的中学时代，同学们为了抢先买到馒头而挤得头破血流的场景……
　　 上班第二天，付哥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国内外所有明星的音像制品都记住，这样就可以迅速帮顾客找到他们想要的。
　　 付哥说，三天后，他随便说一个明星的CD或者故事片，我就得迅速找出摆放的位置。而我连刘若英、周杰伦……这些当时已经很红的明星都还没听说过！每当有顾客问我某位歌手的CD或磁带在哪，我都不知所措。
　　 后来，我拿着笔和本，站在货架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按顺序记录，然后又以歌手的姓氏拼音首字母为目录索引，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每当有顾客问我，我就翻开本子查找。
　　 下班回去路过报刊亭，我又买了几本和影视、流行音乐相关的杂志……经过勤奋努力，我对货架上的商品从陌生到熟悉，终于可以不翻看那个本子，也能迅速找出相应的位置了。
　　 当时音像店的生意非常火爆，付哥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高兴就请我们吃火锅，记得那天，吴丽单说她喜欢听阿杜的“你就像个小孩”。
　　 付哥在高沙小区给我租了房子，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这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愿望！付哥又给我找了一辆车子，那晚10点下班后，我唱着“感恩的心”，骑车回到我的小天地。
　　 有一天晚上，快下班时，彩扩店的兰姐悄悄地问我：“下班后一起去吃火锅好吗？”
　　 我说：“好啊，同事们都去吗？”
　　 兰姐说：“傻瓜，叫那么多人干嘛？就我们三个。”
　　 我疑惑不解的问：“就我们三个？”
　　 “嗯，是的，你，我，还有吴丽单。”
　　 “啊？为什么不叫大家一起去呢？人多不是更热闹吗？”
　　 “就我们三个……记住一定不要跟她们说啊。”
　　 晚上10点，范姐关门，独自骑车回宿舍了。兰姐和吴丽单在不远的地方等我，一起到高沙小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酸菜鱼，兰姐和吴丽单在我对面坐着，我要了一瓶雪花啤酒，她俩要了一大瓶雪碧。
　　 兰姐忽然用调侃加试探的语气问我：“小皮，我问你件事啊，你喜欢范姐吗？”
　　 那年我才十七岁，而范姐已经二十多岁，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兰姐说，你要是喜欢她呢，我可以帮你撮合啊，她还没有男朋友哦。
　　 我还是傻笑着不知该说什么，吴丽单坐在旁边一声不吭。
　　 兰姐见我不开窍，也不想再往下说了，本来应该浪漫的气氛，忽然变得很尴尬。
　　 酸菜鱼上来了，我们拿起筷子自顾自的吃着，都找不到话题了。直到火锅吃完，兰姐说，我们回去吧。我才想起，抢着去付钱买单。兰姐说，不行，我们还是AA吧。
　　 我问什么是AA啊？吴丽单看着我笑，是笑我傻吗？我当时也不知道。我把单买了，独自回我住的地方，她俩一起回她们住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起着大雾，已经10点，雾还没散，吴丽单还没有来，她迟到了。兰姐让我到她们住的地方看看（那时我们都还没手机），我骑车到半路才想起，忘了问兰姐，她们住在哪，我只知道她们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却不知道具体位置。
　　 迷雾散尽，吴丽单骑着她那辆蓝色迷你折叠车出现，经过我身边，却没有说话。到了店里，兰姐把我叫过去，说要坚决履行AA制，一定要把我多出的钱还给我，我不要。
　　 兰姐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句话什么意思？直到经年以后，我才知道。
　　 音像店吧台橱柜顶上，有个黑色盒子在那儿放了很久，有一天我很好奇的问范姐那是什么，她不告诉我。我问付哥，他取下来拿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个复读机，可以播放磁带，还能听广播。
　　 我在中学和童工时代就非常痴迷录音机和收音机，也买过好几个，可是都经不住用就坏了。于是我恳切地问付哥，这个可以给我拿去听吗？
　　 付哥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但你要好好爱惜它。我说，嗯，太好了，谢谢付哥。
　　 音像店不忙时，付哥常常坐在店门口的木制连椅上，和隔壁蛋糕店的老板下象棋。
　　 有时候，付哥让我帮他洗一下车子，我就在门口水池接满一盆水，拿着毛巾和洗洁精，很勤快地把付哥的蓝色桑塔纳洗得干干净净，像新车一样。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寒假来临。店里顾客越来越少，大学生们都放假回家过年，好多店铺都关门了。范姐走了，兰姐走了，吴丽单也走了，剩下我独自在音像店里守着。
　　 腊月二十七，高沙小区的房租到期，付哥让我搬到音像店的阁楼上住。
　　 女大学生冯鲁婵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刚满月的小狗，它们卧在垫着棉絮的纸箱里，很可爱。
　　 冯鲁婵回家过年，让我帮忙照看小狗。她临走之前到超市买了牛奶和香肠放在音像店吧台，对我说，叮叮和当当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帮我看好哦。
　　 还有个女孩叫香君，她回家之前，拿着一盆含苞待放的水仙找到我，也让我帮忙照看。
　　 没有了以往的忙碌，我坐在音像店吧台，随手拿一张故事片，放在DVD里播放，以此打发无聊的时间。
　　 每天营业额少的可怜，为增加营业额，我自掏钱包，买了几版磁带，按价照付，登记在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没对别人讲过。因为我是发自真心的感谢付哥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以此忠诚报答。
　　 付哥好几天没来了，只是每天打个电话到吧台问问，对我说：“小皮，晚上早点关门，你一个人在那儿，要注意安全。”
　　 年三十那天，付哥开车来接我到他家吃年夜饭。在付哥家，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板娘“付嫂”，还有付哥的父母和儿子。
　　 付哥的儿子付康康才三岁，小朋友不愿走近我这个陌生人，付哥让我带他去外边放烟花，每放出一个烟花，康康就高兴地拍着小手哈哈笑。
　　 付哥在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开饭时取出来一瓶红酒。
　　 康康不小心把他自己的小碗打碎了，没人责怪他，他却伤心的哇哇大哭，付嫂温柔的哄着他：“好了，宝贝儿不哭，妈妈再给你买新的。”
　　 除夕夜，付哥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和远在大江南北的亲朋好友们拜年互送祝福。吃过年夜饭，我和付哥家人坐在客厅沙发，一起看春晚。
　　 寒假里，整个下沙高教园区就像一座空城，音像店门可罗雀，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行人，328路公交车从门口呼啸而过，车上只有司机却少有乘客，而平常是很拥挤的。傍晚的校园，也一改往日的喧哗，变得很寂静，大学生宿舍楼上只有几间房还亮着灯。
　　 音像店门口吧台有公用电话，偶尔冷不丁的有人走进来打电话。“百花园”食堂封闭了，我把店门锁好，在校园里经过一座小木桥，到“桂花园”食堂吃饭。
　　 晚饭后，我回到店里看一会儿电影，就关门打烊了。外面的寒风，把卷闸门吹得“呼啦呼啦”不停的响，两只小狗已经睡得很安详。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一定又是附近建筑工地的那俩民工，他们过年也没回家，白天在吧台打过长途电话。
　　 水仙花开时，大学生们陆续返校，下沙高教园区开始热闹起来。冯鲁婵回来抱走了两只小狗，香君也把水仙花拿走了。兰姐回来了，范姐也回来了，吴丽单却没来……音像店的营业额一天天缓慢上升，付哥让我到彩扩店给兰姐帮忙。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晚上，音像店里不忙，吴丽单悄然出现。我正和旁边理发店的胖老板下象棋，吴丽单去彩扩店看兰姐，从我身边经过。我赢了，她笑了，理发店的胖子红着脸走了。
　　 吴丽单说，我跟你下一盘吧。我问她：“你也会下象棋啊？”她没回答，我兴奋地重新摆好棋盘，她却转身离开了。我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想明白：我说错什么了吗？
　　 隔壁店里在卖花。我买了红玫瑰、黄玫瑰、蓝玫瑰各一朵，想分别送给吴丽单、范姐、和兰姐。我没找到吴丽单，不知何时她已经离开，再没回来过。
　　 兰姐收到蓝玫瑰很开心，范姐收到黄玫瑰很生气，丢在店门口，很快枯萎了……没料到，范姐居然背地里在付哥那告了我一状，她质疑我买玫瑰（还有平时给她买零食）那些钱是哪来的。
　　 店里新来个男孩叫韩林，是付哥在湖南老家的邻居。付哥给我们找到新住地，在大学生宿舍5栋的第一层里，同屋还有俩男孩，是二区音像店旁边小饭店的小厨师。
　　 我对彩扩店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常常手忙脚乱，又惹付哥不高兴。没过几天，店里又来个女孩子，也是付哥老家的人。兰姐开玩笑的说，小皮你可能真的要失业了，做好心理准备哦。我也有一种预感……
　　 有天中午，在音像店吧台，付哥对我说“人穷志不能穷”，说完就开车到二区去了，我感到莫名其妙，琢磨半天，越想越不对劲儿，怎么会这样子？可是我问心无愧。
　　 我在吧台拿公用电话拨通了付哥的手机对他说：“付哥，我下午想请半天假，我有急事”。
　　 付哥说：“哦，好，那你去吧”。
　　 挂了电话，我到超市买了一本信纸，回到宿舍里的窗台前，我在给付哥写信，从我的童年写到杭州凌志字牌店，从辍学之后的悔恨，写到对付哥的感恩，写到第六张还没写完。
　　 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我问：“谁？”
　　 “是我，你在里面干什么呢？”一听是付哥，我急忙去开门。
　　 付哥担心的看着我，他担心我想不开，付哥走到窗前，看着桌上的信纸问道：“你在写什么？”
　　 “我在给你写信。”
　　 “哦，我看看，写的什么？”
　　 付哥坐在床边耐心看完，语重心长的说：“小皮啊，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的，却因一时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而错怪你……我本来已经给你联系了新工作，这校园在招园艺工，就是拿着大剪刀修剪草坪……现在我明白了，你还是留在音像店吧，忘记过去的苦难，没写完的信，就不用写了。我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好的。”
　　 付哥说完，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小韩来找付哥，付哥让他到水果店，买了两个大柚子，在宿舍剥开，分给我们吃了，留了一块给兰姐她们。
　　 我们跟着付哥回到店里，学院保安队长雷建荣送来一封挂号信，收信人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寒假时往豫东平原的好友段俊磊家打过电话。
　　 我离开皮家时，把一些重要书籍和信件以及照片都忘带了，那些东西在皮家堂屋柜子里已经珍藏多年。我想让好朋友俊磊帮我到皮家拿出来寄给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寄来了。虽然已很久没见面，但这份友情依然在，字里行间嘘寒问暖。
　　 俊磊还在淮阳中学读高二，我在回信中给俊磊讲我在杭州的曲折经历。那一夜，看着俊磊同学寄来的那些书和老照片，我又失眠了。
　　 二区音像店的陆燕辞职了，她要去北方，付哥安排我到二区接管她的工作。我一个人在二区，有点忙，店里东西经常被偷，每当盘货发现库存对不上，我都自觉自掏钱包按零售价补齐差款，差一张CD，我补8元，差两张，我补16块。
　　 到了4月，听说付哥要把二区音像店转让。兰姐又开玩笑说，小皮这回真的要失业了。
　　 我的心里又开始忐忑。然而没等我失业，她却先辞职了。付哥想把彩扩店承包给兰姐，她吃不消，做那么久也累了，想换个环境。小韩已经学会冲印照片，可以在彩扩店独当一面。
　　 那个初夏的黄昏，二区音像店对面，大学生宿舍楼里，不知是谁在放周传雄的歌——《我的心太乱》……
　　 五一前夕，二区音像店从计量学院搬到浙江传媒学院，新老板是学校一个姓“来”的老师，付哥说来老师不太看好男孩当店员，也许女孩更有亲和力。
　　 所以付哥让我做好失业的准备，看来这回，我真被兰姐言中了。
　　 失业那两天，我白天到外面找工作，晚上依然回工程学院宿舍住着。没料想第三天，来老师主动来找我，叫我到传媒学院音像店去上班，月薪涨到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