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中国置身于漫天的烟花之中，绚烂得有些异常，正如沉寂一年的村庄，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麻将声唤醒，昏昏然有些恍惚。对于无数还乡人来说，春节仿佛成为最后的亲人团聚仪式，即使这团聚里也无处不渗透着稀释亲情的某些异样因素。我能料想到的是，当那些老父老母相继离世之后，清明将取代春节而变为这些还乡人还乡的唯一理由。然而，洪放的中篇小说《清明》却忍不住告诉我：这也是如烟花一样看上去很美的希望罢了。
　　 一场看似普通的清明祭祖仪式，却凸显出当下农村的众生乱相，揭示出当下社会的多重现实问题。“人是大问题”，这是小说中出现的一句朴素却意味深长的话，按我的理解，当“钱不是问题”的时候，人便难免成为“大问题”，这正是悲剧的根底所在。人的问题在于离乡挣钱便忘本忘祖，在于以一种“暴发户心态”做人做事，在于不顾礼义廉耻背地“偷人”，归根结底，在于人性的迷失，人心的荒芜与空虚。由此，我们看见了一个没落的、空心的、“死气沉沉”的柏庄，这“死气”既来自于那些留守故土的老人妇女小孩的微弱人气，也来自于那些非正常死亡的男女老少的冤气，更来自于那些活在这片地域的人们精神深处的疫气。曾经浑然一体、和谐有序的柏庄人分裂为多个群体：为了挣钱，过上所谓的“现代生活”，柏庄的青壮年们纷纷离乡进城，成为农民工；与此同时，乡村诞生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以及留守老人等一个个特殊群体，由此带来了儿童监管的缺位、关爱的缺失以及意外死亡问题（如柏济孙子），妇女情感与性爱需要的不被满足而只好“偷人”问题（如翠花），以及老人生活与心理需要被漠视的老无所依（如三喜、礼发妻子）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还滋生了像柏皮这类特殊的游走在乡村、填补男人空缺的乡间流氓。不可否认，这些农村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一极，严重却一时难以解决。小说最后三喜的自杀，无疑是对道德沦丧的后人的绝望、对不断死去的柏庄乃至对“人”的沉痛告别。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在“人的问题”背后暴露出的是更为沉重的、更需要警醒的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按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观点，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当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危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其所浸润的文化出现了危机。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正如那些曾经构筑乡村社会规范和伦理秩序的宗法制度与道德乡约，在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迅猛进程中土崩瓦解，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精华部分，比如谦和有礼、抱朴守一等，似乎已沦为柏礼和、柏守一等老人们的最后情怀。他们不得不亲眼目睹自己与年轻一代之间无法弥合的文化断裂，又不得不承受某些粗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亵渎乃至僭越，其内心的委屈、无奈与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而造成这种文化危机的摧毁力量，我以为一部分来自于人类自身对金钱、名利、权势等的本能欲望，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当代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衡，往远点说还有“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和对西方文化的膜拜等。像柏大明这样的财大气粗、带着蛮荒劲的“暴发户”，正是应时代而生的“宠儿”，然而，金钱可以提升其社会地位，却无法改变其精神侏儒化的事实，虽然对此他很难自知。在旧的传统价值观被消解，而新的现代价值观又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人们难免沉迷于物质的狂欢和行为的放纵，并承受精神失重的悬浮无根之痛，在畸形的文化结构中经历心灵的氧化和淬炼。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柏庄的消失或死亡并非致命的，而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优秀的民族精神的消失或死亡却可能是致命的，而即便是重建，所需的时间恐怕也会是加倍的。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曾说地方性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而《清明》所再现的现实是，与城市社会类似，乡土社会已在“乡下人进城”和“农村城镇化”的双重改造中打破了地方性的限制，也成为一个陌生的世界。这种“陌生感”我以为柏宏可能体验得最为深刻。对于那些忙于挣钱拒绝返乡的人来说，因为缺少对神灵、祖先以及知识文化的信仰和敬畏而难免陷入无根之境，而对于曾留学海外的文化人柏宏来说，他在柏庄所见的不是陌生人就是“熟悉的陌生人”，既无法认同父亲对柏庄的眷念之情、皈依之心，又无法割舍与柏庄之间的家族联系，其精神之根既不在柏庄，也不在北京，或者说也是一种无法“守一”的无根状态。在这里，作者无疑揭示出与农村人相对应的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症候。而文化的力量又使得柏宏在传统的祭祖仪式中“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涌自心灵的神秘力量”，这可谓一种朴实虔诚的宗教体验。作者其实也明确说出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这年头，再怎么说还得读书，知书才能识礼”，只有知书识礼之人才能认识到“祭祖不仅是一种仪式，还是纪念，是教育，是传统文化的表现”，换句话说，“礼崩乐坏”的文化问题和“陌生人的社会”问题以及“人的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知识的学习、文化的熏陶，这或许将决定社会转型时期的痛楚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局部阵痛，还是一种慢性的永难治愈的群体性精神病痛。无论如何，这篇小说的社会学价值值得深入思考。
　　 总之，作者试图通过柏庄这样一个南方村庄作为当下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典型和缩影，来深层次地表现传统农耕文明的衰落，以及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伴随而生的疼痛与危机，正如作者所言，“我想写出当下农村的那种薄暮之感。慢慢的疼痛，慢慢地消失，慢慢地死亡”。然而现实的荒谬在于，作者借柏礼和之口说出了“柏庄怕也存不了多久了”的预言，但那些“农民工二代”们早已在心底宣判了自己的柏庄死刑，并规划好自己的城市生活前景。清明不清亦不明，故乡非故亦非乡，精神失重时代的寻根注定是一出让人断魂的悲剧。正如我们在“清明”这一标题里，不难体察到作者对曾经敦厚美好而如今浑浊暗黑的乡村世界的反讽与悲伤，在作者有意增加的诗意化叙事中，不难感知到俗气笼罩、死期临近的村庄诗意全无的悲凉。
　　 《清明》是洪放计划创作的系列小说《柏庄黄昏》的开篇部分，按其构想，这个系列将反复而深入地书写柏庄，由五个左右的中篇和近十个短篇组成。虽然现在还无法得见这“黄昏”的全景，但我们已不难窥测到作者压在纸张背后的薄暮之感，苍凉之情，悲悯之心。如果说柏庄正陷入黑夜之前的黄昏之中，那么，无“家”可归、无“根”可寻的人们何时才能看见日出中如松如柏的村庄呢？让我们和洪放一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