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域广阔，人们使用的语言也千差万别，如广东说粤语，福建有闽南话，苏州话历来被称为“吴侬软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软”，尤其女孩子说来更为动听。我后来认识一位苏州的朋友，知道了一些苏州话的说法。如“老里巴早”是“很久以前”的意思，“拎勿清”是说搞不清状况。还如“小鬼”叫做“小赤佬”，把“厉害”说成“结棍”。此外上海话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据说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的历史要短得多，很多接近苏州话，因为说得快，有些也是难以听明白。
　　 我刚来峡江的时候，村子里有个知青点，有五六个上海知青，我和其中的几位成了朋友，没事的时候就跑去他们的住处玩。他们和我交流的时候是说普通话，但他们之间说话的时候完全是上海话，我有很多听不懂。比如“为什么”这句话，上海话说成“为啥事体？”，又如“我们”上海话说成“阿拉”，把“他们”说成“伊拉”，再如“侬晓得伐，吾老想侬哦”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知道不，我老是想你呀”。
　　 想起在河南生活的时候，当地也有方言但不浓，但定为普通话还是有些生硬，口音重一些。如河南话把“行啊”说成“中啊”，“昨晚”说成“夜黑”，“晚饭”说成“喝汤”，又如“骗人”叫“诓人”等。我心里思量，上海话听不懂没关系，反正我也不要到上海去。但是我来到峡江，是要长期在这里生活的，可峡江的方言，即本地土话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如这里把“吃饭”说成“掐饭”，“睡觉”说成“瞌告”，“乱说”叫“打猫话”，“丢脸”叫“跌股”，“今天”说成“家比”，“傻瓜”叫“甲子”，“很好”说成“恰噶”，“鸡蛋”叫“鸡婆嘎”等等。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国外。而我说的话别人也有时候听不明白，我嫂嫂曾说我是外国人。和别人交流困难使我一度感到很苦恼。
　　 俗话，入乡随俗。也许是我太笨了，至今来峡江几十年了，还不会说本地话，说的还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我当时很佩服那些上海知青，村人都叫他们上海佬。他们没来几年就把峡江话学会了。而我却不能，这就显得和人们格格不入。每当我和陌生人交谈的时候，他们总是问：“你不是峡江人吧？”他们都误认为我是上海来的知青，或是其他地方的人。我总是这样回答：“我老家是峡江，在河南生活了15年。”
　　 方言是一种地方特色文化，有它存在的理由。最近看了上海著名作家金宇澄写的长篇小说《繁花》，夹杂着许多上海方言，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很有韵味。这部书已经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我又想起杂文家陈鲁民写的一篇文章《方言与文化》，文章开头说：“如今，被人说没文化是很丢人的事。这不，据媒体披露，上海某晚报因发了一篇文章中有“说上海话没文化”的言论，没想到竟掀起轩然大波，众多网民口诛笔伐，形成巨大压力，结果晚报被迫道歉，编辑受到处分。此事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至少有一点是令人欣喜的，大家都以有文化为荣，没文化可耻。须知，30年前还有许多人以“大老粗”为荣，尊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所以就这一争论来看，社会进步还是明显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出生在什么地方，从小就说本土方言。如毛泽东说的湖南话始终伴随他的一生。在有一些影视剧里，导演让演毛泽东的演员说普通话，就显得不太真实。乡音难改，乡情难割。每个人都对自己家乡的语言难以丢舍。只要走进省城的火车站，就看到操着南腔北调的旅客，很多话你别想听懂，有时候问路都不好问，因为别人也有可能听不明白你说的话。去年国庆长假，我到重庆旅游，在旅游车上，导游小姐告诉我们重庆方言也很多。比如“好的”说成“要得”，把“什么”叫“啥子”，又如“小子”叫“鬼儿”，“姑娘”叫“妹儿”，“很差劲”说成“瞥得很”，还有“笨蛋”叫“哈儿”，“怕老婆”说成是“巴耳朵”等。
　　 现在提倡说国语，就是必须要会普通话。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不便。我在广州逛商场，服务员在自己谈论的时候说粤语，但对顾客都是说普通话。否则语言不通就没法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