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天，哈佛大学教授桑塔亚纳正站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上课，突然，一只鸟儿飞落在教室的窗台上，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春天。桑塔亚纳被这只小鸟所吸引，静静地端详着它，过了许久，他才转过身来，轻轻地对学生们说：“对不起，同学们，我和同学有个约会，现在我要去践约了。”说完，便离开了教室。
　　 那一年，他49岁，回到了他的故乡欧洲。数年后，他的著作《英伦独语》诞生了，桑塔亚纳为他的美学绘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这个瞬息万变地今天，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守住初心，并抵达心心念念的远方？
　　 我们更多的是听到这样的感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或者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其实，世界本身的模样，都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而你最真实的目光，便是你最初的梦想……
　　
　　 一
　　 离开昌吉已经一周了，渐渐地褪去了刚走那时亢奋的心情。有时候，当我孤独的一人走在额敏河畔，偶尔也会望望远方的天空，问问为什么，或者问问该怎么样？当然，没有答案……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决定的，天空、河畔、戈壁、阳光、草原、远方……你看它是什么样子的，全部取决于你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不去问为什么，也不去问该怎么样了，买个自行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自己想看的风景。或许走过一些路，无论是歧路还是正路，就能走好后面的路。
　　 我下定决心买一辆拿得出手的自行车，三千块钱，这在平常时候也许不太会这么做，但有时候人就是这么怪，很多在平常时候不会做的事，可能真的在某段时期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做了。就像过去一样，听说骑着自行车从额敏到塔城就已经是壮举了，而这回我竟然要骑车子从额敏去裕民，而且都是山路。
　　 刚开始我都不知道能否顺利到达，我看过电视上，有的人骑车子被车撞死了，或者是骑车子被狼攻击了，要么是自己摔下了山崖。所以，究竟能否顺利到达，我也没底，但想的多了，就更加没底了。
　　 7月5日早晨11时，我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因为还有个头盔，所以觉得正式了很多。出了城我便沿着路牌，向西一路狂奔，钛合金的车子就是轻，我看着码表，最快甚至达到了40公里/小时，我狂妄地想：照这样下去，两小时便能到达裕民县。
　　 我飞速地骑着，甚至在二道桥乡超过了几辆电动车，半小时后，我到达了克塔高速的额敏西入口。停下来，照了一张相片。每次也都是坐在车上看着，这一次是近距离。这时候，在公路边不远处放羊的两个哈萨克族小孩围了过来，他们一个七、八岁，一个也就五岁左右。他们对我这辆车子和这个头盔很感兴趣，只见那个七八岁的小孩操着生硬的汉语说：“四个眼睛，你的帽子好。”
　　 “我的帽子嘛，不好，塑料泡沫的。”我回答，
　　 他显然没弄懂泡沫的意思，还说好，
　　 我取下来帽子，当然，拿在我手上，给他们看，他们头太小了，也戴不上。他们看着闪闪发光的塑料物，眼神里充满了羡慕。
　　 我想，等你真正长大了，也许你们就不会被这些表象的东西所迷惑了。我收起了帽子，戴上，说，“巴郎子，我要走了。”
　　 两个小孩子还笑着，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我想起了在学校时候学过一句哈语，是“再见”的意思。便对他们说：“哈得力一霍西。”
　　 这句话他们听懂了，因为我听他们说了一句同样的话，而且，比我说的要标准许多。
　　 不久，我走到了裕民县岔路口，又骑了十公里，拐上了318省道。
　　 318省道是从托里县到裕民县的，先下坡，后上坡。过了阿什里别斗乡后，一路就开始上坡了。渐渐的，刚才在平原上那种速度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费劲了。况且眼前的车越来越少，两边是偶尔长着芨芨草的戈壁，远方是天际线，好远也看不到一个村庄。
　　 我一个人，仿佛行走在天边一样，好久不见一辆车，一个人，或者一头羊。
　　 但正如“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一样，戈壁给了我荒凉的世界，我却用它来放飞自己。我觉得我和大自然此刻良好的合二为一了，不说庞大，不说渺小，不说将来，不说过去。我觉得自己的心彻底地在这条天路上腾飞起来，收起那些曾经的不快乐，在天路一线的远方，这些都算的了什么，顶多就是路边的几粒羊粪罢了，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轧上了，骑远点就自然消失了……
　　 这样骑了很远很远，终于到了一个村庄---白布谢村。我在村口的车站下了车，找了个大树凉快了凉快。一打听，还有十几公里就到裕民了。
　　 我骑上自行车，继续爬坡，看看表已经14时30分。肚子里已经是饥肠辘辘，可出来也没带吃的，头饿的都有些发晕了。还好，又走了大概五六公里，到了一个大些的村子，有商店，我买了一包方便面吃掉，这才恢复了体力。
　　 剩下的路就比较好走了，过了一个大下坡，再走一个大上坡，裕民县就到了。而时间已经是下午16时了。
　　 我取下头盔，挂在车把上，走进了县城。同学渠某在连队，无法赶到县城，所以我去驻村组找大舅去了。
　　 大舅在裕民县下面的一个乡里的一个村上。
　　 几经打听，我从裕民县又骑车往西走，经过了近十公里的骑行，我终于到达了切格尔村。
　　 又问了一位村口的老大爷，打听到了村委会驻地。当我出现在村委会驻地的时候，大舅老远就招呼我，也许他也没想到我能骑到地方，其实我也没想到。有时候真的这样，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成功，但做了，可能就真的成功了。
　　 大舅亲自下厨，炒了几个好菜款待，还发了照片给家里。
　　 傍晚，吃过饭，大舅和同时驻村的两个同事提议去散散步，我也去了。
　　 我和大舅走在切格尔村的柏油路上，大舅如数家珍地给我讲着刚来村子里时的困难，很多工作千头万绪，很多矛盾一时难以解决，但随着工作的推进，各项工作也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就像朝核六方会谈中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过的一样“饭一口一口吃，总能吃饱；路一步一步的走，总能走到目标。”
　　 由此，我也回忆起了刚去单位那会儿，做什么都不会，我羡慕那时候的技术员，画线比说话还快；那时候的项目经理，对于工程怎么干了如指掌。而我对一些都比较陌生，说的最多的就是不知道。而今天，不是也可以随口说出很多材料的规格型号了么，不是也可以闭着眼睛说出很多产品的详细数据了么。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就这么个理儿么？
　　
　　 二
　　 第二天一大早，渠某从连队赶回了县城。我便告别大舅，骑着车子返回裕民县。
　　 和渠某相见是在161团菜市场里，他骑着一个小点儿的自行车。我们先后去了裕民县巴什拜纪念馆，裕民县广场及为抗美援朝捐献的战斗机，也去了裕民县赛马场。
　　 傍晚，我们在离裕民县夜市的一个烧烤摊上吃起了烤肉，唠起了这段时间的是是非非。
　　 “你咋不干了？”渠某喝了一口酒，问我。
　　 “不想干了，太累了！”我简单地说，
　　 “在哪儿都一样。”渠某满不在乎地说，“在哪儿都是给别人打工。”
　　 “唉，这个真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说。
　　 接着，他给我讲起了刚毕业那一年，我来到昌吉特变工作，他到农九师报到，被分配到了偏远的161团工作。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最初的彷徨迷茫，到现在的淡定前行……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平凡者的逆袭和命运的垂青，何况像我们这样没有一把好牌的人呢。天马行空的什么玩意都是小说里写的，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前行。
　　 随着他的回忆，我也想起了当时巴基斯坦美变的设计工作，艰巨，紧迫。从颇受信任地被选派为壳体主要设计人员，到仓促随着新变厂人员飞赴广东工厂测绘，中午还在地窝堡机场候机楼看着《普京传》，傍晚就已经到了广州白云机场。而后的一周内，白天去厂家，趁着对方不注意的时候，拿着钢卷尺一点一点测绘，悄悄地记录在随身的草稿纸上，回到宾馆后再腾挪到电脑上。
　　 有时候对方似乎看出我们是要测绘，所以就不带我们去厂家了，我们只好用成品进行私下里测绘。最终，还是把尺寸搞到了手。
　　 短短一个星期，把很多重要零件测绘完毕，便立刻启程，飞回乌鲁木齐，然后被大领导要求尽快出图。
　　 一切急急忙忙，但一切却也乱七八糟，弄来弄去压力还是在我这一块，为了快速出图，我上了两个通宵。晚上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找了个纸壳子铺在地上，躺在上面。
　　 偌大个车间，所有管道在夜晚发出的“咚、咚”声，半夜里没有风，门却“哗啦哗啦”响，这着实让我有些害怕。渐渐的，还是睡意占了主导，我拿着带来的菜刀，放在手边，睡着了。半夜的确有人来敲门，是保卫部的，见我加班，就没说什么。
　　 经过了近一周的画图，总算把图纸赶制完了。按照流程，还要箱变公司签字确认。
　　 总之前前后后将近十天，主管这一块的领导甚至在电话里说：“图还没下吗？小白，你能干就干，干不了就滚蛋！”
　　 我没说什么，签完字把图纸就下了，不是有句话叫“夏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么。”我觉得就这样了。
　　 图纸是赶制出来的，制造出来肯定就漏洞百出了，面对着各方的质疑、讽刺甚至谩骂，我在冷嘲热讽里继续改进图纸。那段时间经常是看到设计部其他人员都陆陆续续下班回家了，我还在从车间拿着需要更改的图纸，回到办公室里继续画图。一直到月亮高高升起，秋天的寒意已经彻底弥漫了，我才下班回宿舍。
　　 有一天我下了班回到宿舍，买了碗炒面，吃了两口非常难吃，然后倒掉了，这时候胃疼起来，非常难受。心里想“去你妈的，明天收拾收拾走人吧，我这么付出，谁都不理解，生产领导说想干干不想干走，专家请来也不搞这个，却让我一个基层技术员来承受那么大压力。滚蛋吧，爱谁谁。”
　　 拉开被子倒头就睡了。
　　 可第二天一大早，闹铃响起来后，还是爬起来，踏着车子上班了。
　　 白岩松曾经说过：“人们声称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痛并快乐着，不是吗？
　　
　　 三
　　 7号早晨，告别了渠某，我踏上了去塔城的路。
　　 路上，经过了传说中的巴什拜大桥，原先是一座木头大桥，在民国时期是巴什拜自己捐钱修筑的，为了到塔城的路能够畅通无阻。建国后，共产党拨款，修建了一座水泥桥，但仍然叫这个名字。
　　 我在桥前停下，桥上面挂着标识牌，写着欢迎您再来裕民。过了这个桥，就进入塔城市的地界了。我兴奋地一路狂奔，终于进入了塔城市区。
　　 和同学水康联系，水康在口岸当武警，暂时还出不来。我转了转，在塔城找了个宾馆，住下了。
　　 深夜，我躺在床上，思考着明天的计划：这次从昌吉出走，不知道回去后如何，要是真走了，不如明天去巴克图口岸买些礼物送给同事。这样想着，也就这么决定了。
　　 我去卫生间洗漱，打开水龙头，冲了冲脸，便伸手去拿毛巾。也没注意，头撞在了毛巾架子上，起初并没有多疼，我下意识的用手捂了一下，暂时还没事，接着感觉有些疼了，再用手一摸，满手是血，手放开后血像滴水一样流在地上。我当时脑子猛然清醒了，赶紧拿起T恤，包做一团摁住额头，然后走到街上拦车去医院。
　　 急诊医生是个腿部有些残疾的年轻大夫，看了一下伤口，说“没事，但是要缝针！”
　　 “缝几针？”我问，
　　 “缝4到5针就够了。”医生平静地回答。
　　 一听没事儿，我心里一下子就没那么担心了。记得曾经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看来真的是这样，医生的一句“没事”，好过任何良药。
　　 我捂着头，按着医生的指示到了门诊，交了钱，开了麻药和破伤风的药。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手指头断了的，正在缝合，所以我只能捂着头在医院里等着。
　　 走廊里静悄悄的，大大的“安静”两个字，在昏暗的走廊里散发着幽幽的光。我看着面前的墙壁，有一种这不是真的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曾经也做过这样的梦，梦里面遇到了灾难，但我知道那是梦，所以猛烈的撞墙壁就可以醒来，终止噩梦的继续。但今天，潜意识里我却感觉到，这一切是真的，不是梦境。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走下去了。
　　 前面的病人的断指接完了，我走进了急诊室，可以看见病床下的桶里还有带血的纱布。
　　 我躺在那里，医生拿来了麻药，说实话这麻药往头上打，我还有几分恐惧。但说什么都没用了，我找了块毛巾，咬在嘴里，想着，来吧，反正现在比刘伯承那会儿好多了，起码还有麻药。刚扎了一下，没什么疼的，慢慢向里面推了一些，注射麻药，是有些疼，但是还真没多疼，我把咬着的毛巾拿开了。
　　 医生笑了笑，说，“你多大？”
　　 “27。”我回答，
　　 “哦，在塔城工作？”他问。
　　 “不是，休假来塔城来玩。”我回答。
　　 “塔城有同学？”他问。
　　 “有。”我回答。
　　 只见他拿着棉签指点着头部打过麻药的地方，问：“有没有感觉？”
　　 我仔细地感受着，“没有感觉。”我回答。
　　 接着他开始缝针了。
　　 在后面的聊天中，我说我是额敏医院的。医生半开玩笑地说，“那我可要缝好一些，要不然让额敏的同行笑话我们塔城医生。”医生笑了，我也笑了……
　　 那会儿很多人问我头是不是摔的，我毕竟还是骗了大家。其实是在毛巾架子上撞破的。因为我在想：塔城宾馆，深夜，毛巾架，头破血流……这几个词连接在一起，不知道会让人产生多么丰富的联想。
　　 第二天，托大舅的一个朋友买了一件T恤，我坐上了回额敏的车。把自行车放在了塔城，准备有空了再骑回额敏。
　　 坐在回家的中巴上，我思考着这次远行，很多场景都历历在目：傍晚和大舅在切格尔村的小道上散步；深夜和渠某在裕民县的夜市上吃着烤肉，喝着啤酒，聊着人生；深夜捂着额头走在塔城的街道上；深夜一个人坐在门诊走廊里思考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很多人说，时代变了，我们能买越来越好的手机，但少了能说得天长地久的朋友；我们能去高档的饭馆了，但是却少了当时的那种真心朋友那种真诚；我们可以买更好的车了，但少了真正值得去的终点了。
　　 但我觉得，一个人，年轻时固然需要只争朝夕，冲锋陷阵，为的或许是换回一场酣畅淋漓、了无遗憾的青春，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灵魂而一路去狂奔，到了最后发现只剩下一副躯壳，灵魂却不见踪影。
　　 席慕容说：“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极深极深的内里。”
　　 而这内里，便是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