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省市政协征集上山下乡知青文史资料，内容有“我的知青岁月”回忆录。区政协文史办向我约稿，这是我完成并上交的稿件。
　　
　　 1975年，我高中毕业，刚过十八岁生日，就下放到辉县吴村公社小庄大队，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以前，下乡知青都是以毕业学校为单位，定点安排到某县某公社某大队插队。那时“新乡地区”还没有撤销，焦作市附近的县也接收了许多新乡市的知青。1975年，政策调整，学生以家长所在单位的所属系统定点下乡。我随母亲单位所属的市二轻局系统下放到辉县。当年，分几个批次下乡，都在市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送会。我是当年“第二批”下乡的，第一批是当年的九月份。10月10日，在震耳的锣鼓鞭炮声中，我怀揣着梦想和希冀在亲人的泪光中，坐着敞篷卡车离开了家乡……
　　 辉县吴村公社小庄大队，位置在辉县的西南角，西与修武县搭界，东南与获嘉县为邻。地处三县交界，也属“三不管”地带，民风剽悍，且交通极不便利，方圆十几里，就没有一条“硬化”的路。“小庄”，名副其实。村东头咳嗽一声，村西头都能听见。全村不到五百口人，分为三个生产小队。新乡市二轻局下属的：市电器开关厂、光学电器厂、电磁线厂三个单位的子弟——七男八女共十五人，下乡插队于此。其中，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六岁。
　　 照理说，按我家当时的情况，我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已在农村插队未回，我可以申请留城。但那时，怀揣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且未脱学生稚气的天真，一厢情愿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但很快，残酷的现实就击碎了热血的梦想……
　　 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落后，以及农民长期养成的狭隘的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更甚至于城乡差别的存在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我们这些学生娃，不只是“再教育”的对象，而是成了被“管教专政”的对象了。贫穷与落后，使得他们认为，知青夺了他们的口粮；“城乡差别”的不平衡，使得我们成了他们报复发泄的渠道。在这里，我没有丝毫贬低和歧视农民的意思，我的祖上也是农民。我写的是我看到的事实和经历的切身感受。
　　 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天三晌”，颠覆了时间观念。照明用的“柴油灯”使我们感觉离文明社会越来越远，冬天，知青宿舍里的尿盆可以结冰。我们与天斗、与地斗，还得与蚊虫、跳蚤斗……刚下乡时，我们在农民家吃“派饭”——今天东家，明天西家，挨家挨户走马灯似的“轮”着吃。后来我们自己开“小灶儿”吃饭——一个小队的五个知青，女生做饭，男生管挑水，和煤……再后来，成立了知青伙房，十五个知青一个伙吃饭。大队安排个农民炊事员，知青自己管理伙食，我被大家推选为司务长。粮食需要到十里开外的“小火磨”用麦子换，菜是和社员一样按人头在生产队领，想开荤得到十五里地远的公社所在地吴村去买。“小庄”小得连个“代销店”都没有，灌个酱油打个醋，买点“大颗啦盐”，都得去几里地外的邻村买。
　　 生活条件不好，我们挺挺还过得去；劳动强度大，我们咬咬牙还能坚持……但理想的破灭以及对前途的渺茫；还有农民对我们的歧视和排斥以及大队几个当权者，对我们精神与肉体的攻击与迫害，使我们无法忍受……
　　 1976年4月1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当地播种棉花的日子。
　　 中午、临近收工时，大队书记领着几个班子成员从村子里赶来，召集社员集中在一块平整好的棉花地里开会。“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殴打、迫害知青的事件”拉开了大幕——人们刚刚坐好，大队书记就开始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怀着极大的愤慨，义愤填膺地讲到：昨天晚上，有一小撮坏分子，围攻，威胁队干部，妄图夺取基层革命领导权……另外的几个大队干部配合地喊道：把坏分子揪出来！！！三个男知青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接着几个大队干部蜂拥而上，对他们拳打脚踢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其他知青予以阻拦施救，被早已安排好在身边的民兵摁住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头天傍晚，一个男知青受到了队长的侮辱、谩骂，很晚了还没有回来，大家分头去找，也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几个男知青到大队部求援，希望打开扩音器，用喇叭喊一喊，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队长的院子敲门，希望他能想办法帮助把人找回来。谁知，这个队长不但不开门，还在屋子里骂道：“弄鸡巴啥类，他回不回来，管我球事？都给我滚！”几个知青气不过，在他的院门上踹了几脚。
　　 呜呼！就这么一件事，就成了反革命事件。我们远离家乡，举目无亲，遇到问题不找队干部找谁？我们又错在哪里？！
　　 可怜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知青，又在基干民兵地押解下，回到村子。大队干部领着民兵挨着个儿抄了男女知青的住室……看着住室一片狼藉，知青们抱头痛哭……简单地拿了几件衣物，匆忙地逃离了这个噩梦般的地方。
　　 回到新乡，大家委托我执笔写了情况汇报，并在市二轻局的领导安排下，报到了辉县县委。大家殷切希望辉县县委给知青们一个处理意见。出乎意料，材料报上去后，如石沉大海——那个时候，辉县在全国也是红得发紫，是全国“学大寨的红旗县”，当时的县委书记还兼任着国家水利部的副部长。哪里会理会这么一个小事啊？而且还认为这是给“红旗”上抹黑。就连当时的新乡地委也拿它没辙儿，不够级别！无奈之下，二轻局的领导报到了省里，恰好正逢“全国知青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特别是在“知青领导小组”的干预下，辉县县委不得不责成吴村公社党委妥善处理此事。公社党委以小庄大队“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路线”为名，给予大队书记为首的七个队干部“党内警告、记过”处分，并召开全村社员大会，公开向知识青年赔礼道歉……
　　 貌似我们知青取得了胜利，讨回了尊严。但殊不知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们。虽然队干部受到了党纪处分，但他们官职未动，还把持着知青们的生杀大权。从此，知青们就陷入了他们无止境的恶意报复之中了。在不久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大队书记就说：时刻要不忘阶级斗争，上次事件，是小庄大队自建国以来党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阶级敌人对小庄党支部最大的挑战……
　　 接下来的几年，用暗无天日形容小庄的知青也不为过。招工指标被冒名占用，参军“政审”不过关……他们在血洗我们的尊严,蹂躏我们的人格.我们村的知青没有一人被招工或参军回城的.有一个是被他们打伤办"病退"回来的,我是恢复高考录取回来的,其余的是1979年按知青返城政策，"一窝端"回来的.大队支书的儿子18岁了还吃他妈的母奶，骄纵儿子奸淫幼女，事后补人家几个工分了事。我们知青不能生病，感冒发烧是因为我们娇气。他们却可以拿我们的医疗补助去公社或县医院看病。我们的女知青来“例假”，都还得大队“赤脚医生”开证明，才能休息一天还必须由妇女干部“验身”。“天高皇帝远”，我们也不能事事都向上汇报呀。后来不久，有一名女知青遭到一个队干部的“欺负”，反应到公社党委，不曾想公社党委却采用了大队党支部的意见——这是一起用美色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的事件，妄图以此破坏党的基层队伍建设。后来得知，这个队干部与公社书记是“连襟”。呜呼！天理何在？俺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勾引你一个年近五十的老汉？那个时候，没有天理啊。辉县是全国的“红旗县”，红旗县的干部当然都是好干部了。就是有，也得说没有。当时，谁敢给“红旗”抹黑啊？
　　 1977年，我参加了国家恢复高招制度的考试，并以全公社文科分数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体检”和“政审”的资格。之后，我信心满满地等待命运新的开始的时候，我遭到了人生毁灭性的打击：就在其他“过线”的考生陆陆续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的却毫无音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和我在公社同一个考场的知青，他的文科成绩排在第四名，也已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书……我在以前的老师提醒下，赶赴郑州“河南省高招办”查询……结果使我崩溃——我的“政审”不过关，所在大队党支部的批语是：该知青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队党支部不予推荐。
　　 省高招办的老师表示爱莫能助，这时已是1978年的3月……我在省高招办声泪俱下地陈诉了下乡后的遭遇，省高招办的老师也明白了我是遭到了报复，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其时，还是“两个凡是”当道，“左”的东西还在盛行。我的政审材料上盖着基层党支部的红印章，谁敢触动这根红线啊？可怜我才刚刚二十岁，就是因为亲手执笔如实写了那次“打人事件”的材料，况且，我们知青“胜利”了啊。但我却吃了这个“恶果”。我懵懵懂懂地出了省高招办。走在郑州的街头，我想往汽车轮下钻、我想去火车站卧轨，我想以生命抗争……
　　 在经过一段“炼狱”般的心理调整后，我又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这时，留给我复习的时间已消耗殆尽，而且第二年的试题难度加大，又加上我背负着浓浓的思想阴影，考试中发挥不好，只考过了中专分数线。后被新乡市师范学校语文专业录取……不知道这一次我的政审是如何过关的，也不知道是否是他们动了恻隐之心，我“顺利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当我拿到通知书时，我百感交集，泪如雨下，嚎啕大哭，个中滋味难以尽述……我不甘心啊，这也不是我要的结果啊，我要上大学呀，我的理想、我的梦想、我的希望、我的希冀……但残酷的现实不容我犹豫——逃离，赶快逃离，就像那时知青宿舍被“砸、抄”后那般无奈的逃离。
　　 假如，当初我没有参与那个“上访事件”，那个“材料”也不是由我执笔，这个“假如”其实不能成立，我所接受的教育培养的正义感不容许我“回避”，真的那样做了，我也就不是“我”了。假如，第一年我顺利地上了大学，我的人生轨迹是不是与现在不同呢。假如，没有这样的一种坎坷的经历，我是否会更加珍惜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人生中会有许多的假设和假如，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写历史。日子还得照常过，人生还是得自己写……
　　 当然，也不是那几年的知青插队生活没有收获。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的思想意识品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增加了许多农业知识，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思想成熟的过程加快。数九寒天我参加了在黄水"开山凿石"修水渠的工程,白天和石头冻土"较劲儿",晚上睡地铺,所谓的地铺就是在地上铺一层秸杆,房子是山民的小石屋,就没有不透风的地方.吃的是不见一点油腥的干萝卜丝儿和馒头.那个苦啊_____更可怕的是在我们吃饭时崩山的"飞来石"把锅砸了个大窟窿,我们才做"鸟兽散".我也为辉县的"小火车"爬宝泉山驮过枕木.一根枕木两米长，一百多斤重，是没有“去皮的原木”啊比我高，比我重，我当时体重98斤……空手下山都困难，更何况还扛着一根大树轱辘？现在上山看是“山清水秀”。那个时候看山是满目的“穷山恶水”啊。
　　 刚下乡时,"工值"很低:一个劳动日20分划三毛多钱,给我定的是16分,一天干三晌,还挣不到三毛钱.第一年分红时,我是唯一一个不用回家拿钱买口粮的知青,分了两毛七分钱.会计不知是戏弄我，还是嘲笑我，给我的都是分币.春节前回家的路上,我很是"潇洒"地扬起手把这一年的所得---两毛七分钱撂到了河里,听了声"响"，当然,是很微弱的声响,脸上露出的笑容,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儿把它形容出来。
　　 我们现在习惯于蓝天白云,阳光明媚下的好心情.可在当时,知青们最幸福的时光是在阴雨天,云越黑越低,雨越大越长越好.在这样的天气里,可以不用出工,可以在住处洗洗衣服,打打牌,吹吹口琴，娱乐一下,当然也有人赖在床上补补觉.但是这种时候也很少,愈少愈显珍贵.后来党支书认为知青们在这种时候容易滋生资产阶级思想,就组织我们学习无产阶级理论——听他训话,同时女生们还要接受他色眯眯的眼睛全方位地细致扫描。
　　 当然，也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在知青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善良的社员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关怀和帮助。他们帮我们收起凉晒的衣被,帮我们把桶从井里捞出来,帮知青做被子,给生病的知青做姜汤......当然,这些都是在悄悄地做,否则,被发现后会被认为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是要对村革委会做检查的。
　　 我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是家里的老幺，平时大家都宠着我。回城后，我知道主动帮家里干活了，也不挑食了，知道洗自己的衣物了，母亲说，突然间发现我长大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四十年过去了，相信历史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负责任的定论的。也或许辉县吴村公社小庄大队针对知青的种种恶行是一“个例”，也或许我的知青岁月是一叶“扁舟”。但的的确确是我的亲身感受，我没有夸大，也没有粉饰，我是在用一颗普通人的良心和责任感来叙述一段亲身经历的事实。
　　 当然，我也是很不情愿地去触动那段历史，因为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2016年9月8日写于雪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