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3日，河南省陕县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公布了陕县空相寺新发现唐代碑刻——汾阳王置寺表内容，近百名新闻记者、文物专家、宗教界人士和当地有关领导亲临现场，观瞻了出土不久的唐代碑刻。三门峡市原文物局局长、文物专家许永生指出：唐代碑刻在三门峡地区目前仅发现四块，这次发现的《汾阳王置寺表》唐碑堪称“国宝”，更是空相寺的镇寺之宝，为我们研究佛教禅宗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空相寺的兴衰，唐代宗、郭子仪与空相寺的关系及空相寺所在地的地理、历史沿革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文字资料，并填补了新、旧唐史中的空白，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文化价值。
　　
　　 禅宗圣地：空相寺风雨盛衰两千年
　　
　　 空相寺，原名定林寺，位于河南省陕县西李村乡熊耳山西麓。据南朝梁武帝所撰“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公元536年）及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年——75年），是我国建造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素有“陕郡之圣地，天下之名蓝”美誉，与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齐名，号称中州四大名寺。
　　 空相寺建寺近两千年来，曾盛极一时，之所以闻名遐迩，其很大原因是因为此地乃印度高僧达摩圆寂后葬身之处。因为是达摩初祖的坟茔，历朝历代的信徒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抵此朝拜，其中不乏大批海外佛教信徒。更何况，达摩初祖的故事，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空相寺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史料记载，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初祖，出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渡海至广州登陆抵中国传法授经，梁武帝萧衍派特使接达摩到南京论法，因为话不投机，达摩遂不辞而别，“一苇渡江”过了长江，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创建了中国“禅宗”，被称为“禅宗初祖”，少林寺被称为“禅宗祖庭”。
　　 又据敦煌出土的资料考证，达摩的禅法，古来作为其学说相传的著述中，只有“二入四行说”应是达摩真正的思想所在。
　　 达摩初到中国时，正值佛教传入鼎盛时期，各朝诸帝，多半好佛，“殚土木之功，穷形造之巧”，兴建佛院寺塔。达摩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也正是他与梁武帝话不投机之处。
　　 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后离开了嵩山，游历神州，广传禅法。公元536年（一说528年），达摩在洛阳千圣山圆寂，葬于定林寺。史见清《河南通志》记载：“空相寺在（陕）州城一百里七里熊耳山西，即初祖达摩葬处。”《中国佛教》载：“达摩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下。但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中印两国交界处），达摩手携只（单）履翩翩快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民国二十五年修的《陕县志》记载：“梁胡僧达摩居熊耳山戒行清苦，后入寂，弟子具棺以营葬。未几，宋云自西域还，遇达摩于葱岭，以杖系一履而行。至寺开窆视之，惟空棺止遗一履，故名空相寺云”。至于定林寺缘何易名空相寺，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成了亘古之谜。
　　 历代对空相寺修葺的，有据可查的有：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重修达摩殿。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重修达摩殿并立：“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重修转角楼。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及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两次重修空相寺。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寺院房屋相继倾倒坍塌，到90年代初，空相寺仅存五碑一塔，其中“达摩塔”、“达摩造缘碑”，于1989年1月被三门峡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破天惊：植树僧人挖出唐代宗御批碑刻
　　
　　 1994年9月，空相寺被有关部门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不断有海内外朝拜者到空相寺祭祖。空相寺的荒凉破败景观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陕县文化局、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及时成立了空相寺管理处。2000年，为保护空相寺达摩文化遗产，陕县有关部门与日本国达摩会达成了在空相寺原址上重建达摩殿协议，由日本达摩会全部出资，陕县宗教局、旅游局、西李村乡人民政府、空相寺管理处负责组织施工。2001年9月，达摩殿破土动工。2002年10月15日举行落成典礼。当天，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出席了典礼仪式，赵朴初、启功分别为“空相寺”题词。2002年11月9日（农历十月初五），空相寺举行了“达摩祭典庙会暨永信大和尚晋院（开光）”大法会，来自海内外的高僧及近10万群众参加了庙会。印度驻中国公使邵德仁（音译）出席开坛仪式并致贺词。达摩初祖在历经一千五百多年之后，终于聆听到了他的乡音。
　　 从1994年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发大悲愿，一定要在禅宗祖茔的原址恢复祖师道场，以不负达摩祖师的高行。2003年至今，少林寺投入巨资相继修建了空相寺山门、僧房、围墙等设施，目前，一些重要的建筑正在加紧开工建设。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百废待兴的时刻，一块宝贵的碑刻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了。
　　 2004年2月29日，空相寺僧人在春季植树挖坑时，竟然挖出了一块唐碑，并当即报告有关部门。三门峡市及陕县文化局、宗教局、文物局、文管会的主要领导与该市文物考古专家许永生先后多次冒着高温酷暑，对这块唐代碑刻进行反复考察论证，2004年7月，又报经河南省有关权威专家确认，这是一块罕见的唐代碑刻，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文化价值。
　　 该碑通高120公分，宽60公分，厚15公分。共26行。碑首为圆额，双行篆书“汾阳王置寺表。”碑的首行题目为“故尚父汾阳王奏建达摩祖师谥号，”寺额、塔额、度僧表并中书门下牒。立碑年代为“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立碑人为汾阳王郭子仪后人，时任河南府永宁县（今洛宁县）县令郭珙。
　　 为考证这块唐碑的真伪，三门峡市文物考古专家许永生不顾年迈，自费前往郭子仪的老家陕西省华县郭氏故里检阅郭氏家谱，查实郭珙为郭子仪长子长孙，曾任永宁县令。许先生还亲临山西汾阳求证碑文中所列郭子仪的尚父、河内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等官衔，均与史书记载吻合。
　　 碑文的大意为，郭子仪奉命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达摩禅师福佑，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对寺院“特加崇饰。”
　　 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公元772年），上书朝廷：“特望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度柒僧庶。”“借达摩庇佑，遂民之心愿。”
　　 对郭子仪的奏章，唐代宗欣然御批“达摩禅师宜赠谥号圆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其余依牒文照准。”
　　 郭子仪的奏章的落款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帝御批后，十二月十二日，唐朝的中央首脑机关“在使院代表皇帝允准”郭子仪的奏章，并批复各省“请录自施行者，各帖理由照准，敕故牒。”
　　
　　 “汾阳王置寺表”：填补唐史空白
　　
　　 当天在空相寺，许永生先生向拜谒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这块唐碑的来历及独特罕见之处。
　　 一是关于碑文题目所称郭子仪为“尚父”的称谓问题，许永生说，尚父是一个很高的称号。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去逝，太子李适（kuo音扩）继位，是为德宗，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首，正一品。中书令是唐代宰相。郭子仪时年八十三岁，在当时已经是功高盖世，位极人臣。
　　 二是碑文内容丰富，世所罕见。首先刻列汾阳王郭子仪的奏章，中间是皇帝御批，最后是朝廷给各省的批复照准原文，并附以冢（重）孙朝议郎河南永宁县令（郭）珙（附）记。碑阴为“敕赐空相寺常住地土为纪，今具四至下项土地”，不仅明确了寺院土地的四至边界，连“水磨两盘”也刻碑石上，并注明“并无争议”。许永生说，这样的碑刻，他平生仅见此通。此外，这块碑刻很可能是被二次利用，因为碑的正面与碑阴面有86年的时间差。据许先生推断，唐会昌5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在道士李归真的煽动下，曾搞起“毁佛灭法”运动，空相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86年后，郭子仪的重孙郭珙被派至河南府永宁县任县令，永宁县与陕县相邻，当时此地可能属永宁所辖，有人把其先祖郭子仪与空相寺的渊源、功德告诉了郭珙，郭珙在塔内找到了八十六年前其祖父向皇帝所上的奏章以及皇帝御书的塔寺塔额。郭珙为了完成先祖夙愿，彰显先祖的功德，遂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重新刻立此碑。由于永宁县是贫困山区，大乱之后百业萧条，郭珙就因陋就简把一块旧碑正面磨光，重新刻制了此碑。
　　 三是碑文破解了空相寺易名的亘古之谜。东汉建寺时，此寺称为定林寺，达摩葬此后，因为有“只履西归”的传说附会，近代人以“空棺只履”附会误释为“空厢寺”。此碑出土，世人方明白定林寺易名空相寺乃唐代宗李豫钦赐，“空厢寺”实为“空相寺”。而北魏宋云遇“达摩于葱岭”，定林寺由此易名空厢寺乃神话传说。特别是郭子仪在奏章之首就开门见山地说：达摩禅师自西方传法至中国，为禅门第一祖师。……至河南府定林寺灭度，葬于熊耳山下，遗塔现在。其所穿之履，化生为神泉。所持之杖，变生成一树。天空中佛钟佛乐，常人往往也能听见，三百余年灵验不绝，为远近所知。自经圣代，未曾受到过皇家旌示。接着，郭子仪又陈述自己平叛时路过寺院所许诺言，乞望皇上恩准加达摩禅师之谥号，并赠寺额、塔额。根据郭子仪的恳切言辞和郭的地位，李豫当然照准办理了。
　　 新出土的唐碑把一切都说明白了，可以说不仅填补了唐史的空白，也改写了中国佛教史上有关“达摩晚年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的定论。
　　 空相寺监院释延慈称：“我佛慈悲，正值空相寺百废待兴的时候，出土了这块见证历史辉煌的宝贵碑刻，真乃天大幸事！”他呼吁社会各界关注空相寺，关注中国禅宗的祖茔。
　　 释延慈说，历史在延续着文明，而文明见证着历史。不管如何时过境迁，灿烂的文化总会发出它应有的光芒。空相寺曾在不同时期变为废墟，但佛教文化是不能被埋没的，达摩祖师的高行是不会陨落的，这正是空相寺饱经磨难而仍可称天下名蓝的根本所在。因为这里是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圆寂的地方。
　　 离开空相寺，院方又发一请柬，相邀农历十月初五庙会光临。记者细察请柬，发现空相寺的通信栏上竟有网址和电子邮件地址，感叹佛界居然也与时俱进！
　　 据中共陕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文生介绍：郭子仪上奏唐代宗的置寺表，在当时应当是一件大事，唐史理应有记载。但有关专家曾多次翻遍新旧唐书，却没有检索出来有关此事的历史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碑的出土填补了唐代历史中的一段空白。同时，这块唐碑的出土，证明定林寺是从唐代宗大中年间，经皇帝赐额易名空相寺，纠正了以往空相寺被近代史书称之为“空厢寺”的误传，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再次是对于空相寺的旅游开发具有重大意义。历史上空相寺曾与少林寺齐名，加快空相寺景区的开发是陕县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汾阳王置寺表”的重大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佛教禅宗渊源，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推动陕县乃至三门峡地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提高空相寺的知名度，无疑具有深远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