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和我都是学校的民办教师，三姐早早的就失去了母亲，和嫂子一起生活，我们是同命相连的苦孩子，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
　　 三姐住的村子在我们村东边，两村相距一里多地。
　　 因为我们是民办老师，每天要回家吃饭，每天晚上去学校的时候，我俩相约一起，走在两村中间的一条大路上。
　　 三姐和我每人都有一个黑色的笛子，一个很亮很亮的的手电筒。晚饭后，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村头，按照提前定好的暗号，吹什么曲子，手电光朝天上照几下，地上照几下，对上暗号了，两个人带着悠扬的笛声同时往中间走。
　　 一九七一年的三月，中原即将春回大地，人们刚刚脱下厚重的棉衣，然而却下了一场历史罕见的冻雨。
　　 那场冻雨使我们那个地方损失惨重，损坏了不少房屋，摧毁了大量的树木，好多农作物被冻死，特别是我们大队准备通电，刚刚栽上一排排水泥线杆，横担还没放上呢，有的拦腰，有的围根儿，扒皮抽筋，断的一根不剩。
　　 开始下冻雨，学校师生全部放假，老师们难得美美的在家休息。
　　 为了不在嫂子们眼皮子底下受虐挨骂，三姐和我商量下午我们还去学校。
　　 午饭后，细细的锥子雨，越下越稠，风雨刮愈烈，冰天冰地，整个地面成了无边的大溜冰场，路上人稀鸟绝，两个小妞儿互相搀扶着，每个人的头发上结满了冰花儿，脸上冻的紫红紫红的，雨水和泪水交融而下，身上冻成八宝衣，明光透亮，走着呼啦呼啦的响，很像剧中将士们穿的盔甲。
　　 我们穿的都是手工布鞋，没一点防滑功能，一个人打滑，两个人都摔个仰八叉，半天爬不起来。
　　 路两边的树枝上，一串串的冰挂，晶莹剔透，被风吹得吱吱呀呀，咔咔嚓嚓断下来，摔下一地雪白的冰块儿。
　　 走到河沟边我俩犯了愁，本来是个干河，河身很窄，有十来米宽，很深，河堤很陡，我们看了半天，不敢下去，还是三姐注意多。
　　 三姐说：“我胖，我先下，你在沟岸儿上等着，我坐在这儿往下涋逯，如果涋逯过去了，你也跟着涋逯，我要涋逯不过去，你就得跑过去。”
　　 三姐坐在沟岸儿上像箭一样，涋逯一下到沟底，惯性把她推上对岸，又从对岸涋逯下来，卷曲着身体，四脚朝天，象荡无绳的秋千一样，身不由己的晃过来晃过去，停不稳站不起的，三姐在河底笑，我在沟岸儿上笑的仰天和地，差点摔倒。
　　 等三姐停稳，我扎好架子，猛地跑下去，三姐很沉，我瘦，站不稳，拉不动，吉里骨碌，两个人倒在一起，一次，两次，三次，俩笨妞在沟底反过来倒过去，累得精疲力竭，笑得泪流满面，好不容易站起来了，慢慢往上爬，眼看快到沟岸儿上了，涋涋逯逯的又下来了，晃悠一阵子。
　　 两个人只好顺着河底，艰难的行走，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好上的漫坡。
　　 上得岸来，身上的冰硌痂也滚掉了大半，雨继续的下着，在路边捡了两个大树枝子，当拐棍儿拄着。
　　 三里多地走了一大晌，到了学校，天已经快黑了，冻雨也渐渐地停了，所有的房檐上，冰挂长了一尺多长，擀面杖那么粗，象一排银色的琉璃柱儿。
　　 三姐用拉回来的树枝，生着了火，把衣服烤干，每个人烤了个干馒头，打发了晚餐。
　　 姐妹俩含泪苦笑，享受着远离阴霾的别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