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波舜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本中国人的千年孤独。这样的评价自然会让人联想到那本著名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小说名是外文翻译过来的，而《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从头至尾也没有出现过“孤独”这样的字眼。可是雷同的是，合上书卷，我们觉得用“孤独”这样的词汇来提炼这两本书的确具有不可替代性。
　　 高晓松曾经尝试过翻译《百年孤独》，他给小说起的名字叫《昔年种柳》。一个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名字，加上他把那满口的京片子转化为文字，你也不能说这就不可以，但是按照我们对于杨柳总有那个个“杨柳依依“的第一印象，实在与那本小树的狂放魔幻等等不怎么搭边，所以，他的尝试不妨只能理解为一种玩票，而非正式的转译，事实上也就在较小的圈子内知道这么一回事。
　　 不过，他对于《百年孤独》的评论倒是很合公众口味的，他给那本书提炼出八个字：生于情欲，死于孤独。又是似曾相识的语法结构，虽然不能对小说进行大包大揽，在某些点上是很精准的。
　　 那个绵延了七代的家族，经历了一个家族所能经历的所有爱恨情仇和所依托的社会全景式的风云动荡，那本书几乎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早年，全书读完，稍有虚脱的感觉，脑海里浮现的人物群像当中，有那个躲进房间研究占星术的人，还有那在战场上历经生死而最后依然关进小屋的人，还有那些不羁的女子等等。在这个家族里，他们的智慧、坚毅、执着、放浪，迷乱等等斑斓的幕布此起彼伏，可撇开这些表象，贯穿在全书里的一条血脉只能是孤独，近乎绝望般的孤独，直到最终的绝望——最后那个小孩被蚂蚁吃掉了。
　　 只要我们不蒙蔽自己的眼睛，或者至今还不习惯于说瞎话。那么无论你呈现出什么样的外在状态，你的骨子里就是孤独的或者说你至少有时候是孤独的，孤独从来就像一种世纪病如幽灵般地在你身边神游。
　　 每个人的一生就是和孤独斗争的过程。
　　 中国人当然也是。
　　 我记住刘震云是因为他的那本《一地鸡毛》，小说和电视剧都看过。这个被称为对于小人物刻画尤其传神的聪明人写就他所熟悉的生活的确入木三分。《一地鸡毛》中对于小林偷自来水的的描写也就写尽了市侩气息。而电视剧当中，那个当了副处长却又当不了处长的老刘下班的时候，一个人对着大树发牢骚的画面也很凝练。说吧，登不了大雅之堂，容易遭人非议——尽管别人也可能和他一样的路数，不说吧，心里不甘心——台词都背熟了，开演的时候，换成了别人！还能怎样？
　　 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些会笑，为刘震云的幽默和尖刻。到了一定的年龄，很难笑的出来了。知识青年也好，官场小吏也罢，多半为生活挤压，为社会同化。我看不出通常所讲的作者是在批判什么，提倡什么，他只是把事情写出来了，判断是个人的事情。那么个单位，你一个科员就住筒子楼，他一个副处长就能住三居室，身后老婆站着，小孩子抱着，穷亲戚候着，你还能矫情几分？恐怕也只能如那个老刘一般对着院落里萧索的大树说道而已。
　　 其实，我起初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认定的那些个小人物，还够不上小人物。那些人行政级别不低的，苦大仇深的处长副处长们等同于我们的县长和副县长，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出来就是科员，而且留在国家部委。这岂能是小人物？当然不是，干部怎么能是小人物？别说县长，就是我们身边的副乡长还有什么主任之类一贯都是吭哧吭哧的，自我感觉妙不可言，甚至都还不惜把自己当做成功典型什么的好让人家学习。所以，现在回头看那个电视剧之后，多少觉得那反应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圈子，甚至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小圈子，面很窄的。
　　 你又想留在北京，又想分配到国家部委，还想弄个官当当，这还算是小人物的状态吗？你见过真正的小人物吗？
　　 通常的小人物几乎没有什么信仰，如同余华的小说《活着》所展示的可能活着就是他们唯一的信仰。徐福贵用一生送走了所有的亲人，信奉的就是要活着，没别的。而像一地鸡毛中的那些人物是有信仰的。对于中国的非底层来讲，我们可不能说他们没有信仰，当官发财是他们永恒的宗教。
　　 《一句顶一万句》倒是真正的小人物，小如蚂蚁，低至尘埃，几乎不想那些。
　　 剃头匠、杀猪匠、篾匠、教书匠，还有买药的、开私塾的、打短工的、蒸馒头的、贩菜的、传教的等等构成了小说的全部主人公。在那个小说世界里，县长可能就是最大的老爷，做个皮毛生意可能就是最大的老板，开私塾的就是学问最大的。这倒是真正的底层的状态，所以，相对于《一地鸡毛》，这本书至少反映的面更大，写的人物更多，触及人的心灵也更深，已收起了他时常神来之笔般的调侃与讥讽，满含慈悲地面对着他笔下的小人物，笔端多的是一声叹息和满卷的无奈。为此，他拿到了茅盾文学奖也很少争议，因为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一个成熟大气之作。
　　 他第一次把所有人的孤独写进了作品，安波舜作为这本书的出版人，评价时可能略有偏爱。而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读完之后，五味杂陈，虽还不至于感同身受，却偶有被击中命门的感觉。
　　 两个故事，都是在找人，上半段写的是一个叫杨百顺的人找自己的养女，于是，只能走出延津；下半段写的是一个叫牛爱国的人找自己与人私奔的老婆，其实，本不是找她，女人和人跑了，还找个啥？只不过倒是很好的一个由头，找找老辈人的路，找一找自己的内心。和杨百顺相比，牛爱国最后还有一个相对“阳光”的结果，他知道了自己内心真正想找的是谁——就是那个酒店里的老板娘章楚红，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可以相互说的上话的人。
　　 “说的上话”其实是一件很小几率的时期，通常的情况就是你可能愿意和对方说话，而对方又总是希望和另外一个人搭话，就像兴许有人愿意找你说话而你经常无视一样。杨百顺的爹把老冯当做最好的朋友，什么事都告诉他，在心里供若神明，什么事情都听他的，可老冯却不把他当朋友，基本上以敷衍的态度来对付他。杨百顺的爹知道了也生气，可也没辙，因为他需要朋友，哪怕受点夹板气，也强似没有。就是这个老冯出了抓阄的馊注意，让杨百顺失去了进城读书的选择机会，为此他负气出走。剃过头，卖过肉，为了想找份教堂的差事，名字都改成了杨摩西，然后又是做篾匠，又阴差阳错地进了县政府，给县长种起了蔬菜，给人公务员的感觉，身价也高了起来，刚好街上卖馒头的吴香香新寡，他又入赘馒头铺，名字也改成了吴摩西。正当他准备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县长换了，他的体面外套没了，只能全心全意做馒头，卖馒头，女人和别人也玩起了暗度陈仓，想着方子支他出去，东窗事发之后犯事的比受气的还横，女人和人家私奔了，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丢给了吴摩西。老实巴交的吴摩西唯一的阳光就是这个养女，他心疼这个闺女，闺女也待见她，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结果，闺女走丢了，吴摩西的后半生全部为了寻找这屡“阳光”，但父女两人终未见面。
　　 吴摩西最后一个名字叫做罗长礼。一个人的一生竟然有四个名字，堪称灵活机动，生活所逼吧！我们还能用信仰这样的光芒来苛求他吗？真正的罗长礼职业是喊丧，吴摩西打小就怀着极其崇拜的心里膜拜着喊丧这个职业以及罗长礼本人，这几乎是他唯一的梦想贯穿他的一生。就像所有有梦未得的人那样，当别人问及他姓名的时候，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出了自己就是罗长礼。
　　 喊丧需要大嗓门，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畅快淋漓地说着、喊着、发挥着、倾泻着，或许如同罗长礼节本人并未真正出现一样，这只能是个意象，一个关于吴摩西企图说话却最终说不上话的意象。
　　 下半部分的牛爱国情况与吴摩西差不多——其实，小人物的命运都是大同小异的。牛爱国就是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本来也是生活稳定，但是老婆却勾搭上了一个准“文艺青年”。他觉得索然无味，原来也是个说不上话的人，就选择了离开，结果自己又陷进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温柔乡里，倒是好好滋润了一阵儿，不过事后越想越怕，抽身回来，自己女人终于和别人跑了。接着他一来敷衍家人，说要找回老婆，事实上他见到了老婆都没找，二来主要是想走一遭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吴摩西的养女巧玲的老家。小人物说寻根谈不上，只是想看一下自己的出处罢了。不知道自己到哪儿去都能理解，可连自己从哪儿来都不清楚就太遗憾了。
　　 牛爱国清楚了自己的出处，但是他更大的欣慰是他明白了自己的内心。在行进的过程中，他觉得还是找到那个和自己能说上话的人最重要，听说那个女人在已沦落风尘，可那又怎样呢？她能说得上话，这一点就足够了。
　　 刘震云的作品无意糅合什么现代手法和前卫的什么技巧，你也很难用诸如“魔幻、解构、后现代”之类的词语往他的作品上套用，他连个悬念都不设置。读他的书，就像看见他穿着他惯常的布衣小褂和圆口布鞋，坐在一堆农民身边，喝着大碗茶，瞅着劣质香烟，时而静听，时而注视，两眼眯不时地闪着睿智的光芒，显示着他思忖的功力。因为，我们知道，他站在村口，想的可能是一大批现代人心里的痛楚。
　　 人的一生哪有那么复杂？我们貌似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里飞扬跋扈，志满意得，哪能掩藏夜深人静时的独自凄楚和失落无助。你的一生不是和房子、车子、票子度过的，房子、车子、票子就像是一桌麻将牌，抓的再好不过是一牌，下一排还得推倒重来，所有的建设都是在为将来的考古服务。至于你个人，只是需要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而已，你想说给他听，碰巧他也愿意倾听。
　　 刘震云究竟是聪慧的人，记者问他获得茅盾文学奖有什么感受，他说自己正在菜市场买菜，接到电话后，他说原来准备买两个鸡蛋的，这样就就买三个鸡蛋吧！不是浪费，总该表示一下高兴吧！有个意思就行了。他应该不在作秀，没必要的。
　　 一个逛菜市场的大作家才有可能真正地知悉人间烟火，也会写成《一句顶一万句》那样接地气的作品，才会走进小人物的内心，才会把芸芸众生的孤独提炼出来作为他的选项。
　　 只有把这种孤独提炼出来，我们才不会漠视，也无需遮掩。
　　 想起了岳飞的《小重山》了，都说怒发冲冠的岳飞是忠肝义胆，但《小重山》下的岳飞也是心性的展示。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谁会想到这是我们岳武穆的心音？
　　 他无人可说，他说了也不会有人听。如果对于岳飞的情况知晓的更多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岳飞的悲剧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孤独与不屑于沟通。他得罪张浚，是因为给张浚送去了王小波李顺的豪华战船，孝敬领导变成了看领导的笑话让张浚怀恨在心；而得罪高宗，是因为劝高宗立太子。他的意思是你立了太子你就是正朔了，别愁皇位不保，高宗却误以为他在小看他的生育能力，嫌弃他的魄力。
　　 一堆聪明人凑在一起经常把事情办砸，是太过正常的一件事情，有些是可以改变的，有些注定就是悲剧。
　　 朋友用“能够随时说上话的人”为题目写了篇文章。能够随时说上话，真好！可是，我下意识地写的跟帖却是：能够随时说上话的人只有——自己。
　　 那么，就不要想太多，只要有时能说上话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