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土屋。
　　 如果说，回忆中有温暖，有感动，思念里有时间，有地点，那么，我的回忆里总是伴着亲情间无限的温馨，思念便落于祁连山下的乡村，一座被黄土夯筑的高墙大院内。
　　 在这里生活的情景，犹如电影画面，清晰地在我脑海中闪现。爷爷奶奶，二爷爷，大伯伯母，叔叔婶婶……那些熟悉的身影，已在我眼前消失。但，那个低矮黯淡的小屋，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丝丝缕缕的光线，从那木制格子窗户中泛着时光深处的暗淡。
　　 我们是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从一脉相邻的武威来到了养育过父亲的老家，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我还不满一岁。
　　 从我记事起，八九户人家，住在同一院落，大院分为前后院。爷爷奶奶，二爷爷一家，住在前院，大伯一家，还有好几家叔叔婶婶，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住在后院。印象中，后院的房子都是柴草盖顶，厚厚的土坯墙，一半露在泥巴外边，能看出时光穿透的裂缝和被岁月剥蚀的门楣。旮旯拐角处堆放着柴草，屋檐下整齐地码放着抹砌好的煤，墙角阴暗处有厕所，驴圈、猪圈。前院有所不同的是，房屋都用木柱撑起的房廊，本地俗语叫窗廊房。正面的堂屋显得更加神秘庄严，门前比其他房屋又多了四根立柱，上有雕梁画栋的门楼。门楣上方各有两尊石狮子蹲守。
　　 据说，当年我们家族在村子上也算是比较殷实富足的人家，但一场“土改”，将家里的余粮没收交公，后又经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波折，恰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基本揭不开锅了。我们当时随父亲在他工作的武威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生活，虽然每人供应的口粮有限，但也还不至于断炊。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父亲执意要送我们回家。回到老家，我们的粮户关系自然就跟着转来了，每个月四叔步行二十多里路，在县城粮管所买我们四口人的供应粮。这几十斤粮虽然很少，但在当时来说，野菜撒点面糊糊，起码饿不死人。5岁的姐姐，要是看见弟妹们胸前遗漏下点滴的面糊糊，就赶紧用手指蘸上，含在自己嘴里舔了又舔。野菜、树皮，草根伴着那点救命粮，总算是熬过了最困难的那一年。从此我们的小家融入到了大家中，我们成为大院中的成员。
　　 那些年大院里从早到晚，鸡鸣狗吠，孩子们的叫喊声，哭闹声，驴叫唤、猪哼哼。各家一日三餐锅碗瓢盆的撞击声，时不时掺杂着女人的叫骂声，男人的呵斥声。院子里仿佛炸开了的锅，时刻都在沸腾着。
　　 大院里的生活显得纷乱无序，但也温暖感人。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有伯母婶子为我们做饭，夜晚，我们姊妹挤在土炕上，听着从庄墙翻过的大风，挂在树梢上拍打着树枝叶片，我们惊恐得缩成一团，但有堂哥堂姐的陪伴，有爷爷奶奶的关怀，有伯父母、及叔叔婶子的爱护，我们倍感温馨和感动。各家生活过得虽然都很艰辛，但兄弟们相互照应，妯娌间互相帮衬，日子过得倒也安逸自在。
　　 但随着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将我们原本安宁的生活掀起了波澜。
　　 我的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邻里乡情逐渐疏远，叔叔、婶子们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了。那一年冬天，灰蒙蒙的天幕下，白雪在大地上织了一张大网，将网中的寒冷抛给了我们。妈妈被生产队长调到距家很远的扁都口干活，我们姊妹守着清冷的家，等待散发着清灰的月亮洒满大地，妈妈披着满天繁星，才能回家。
　　 我们在大院里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家族亲人，有人明显地跟我们划清了界限，身单力薄的妈妈无依无靠，她娘家的亲人又不在本地，当时，我和弟弟懵懂无知，只有哥哥姐姐能明白几分。妈妈的全部希望就是她的孩子，我们姊妹四人。
　　 妈妈出工时总是特别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同别人家的孩子吵架拌嘴，让我们尽量躲远点。哥哥姐姐带着我们出门，堂哥堂姐有人指着我们，嘲笑，辱骂，“你爹挂着牌子游街哩，你们是坏人家的娃，我妈说与你们划清界限，不跟你们玩……”从大人口中的“划清界限”传给无知的孩子，成为孩子欺负、辱骂我们强有力的托词。我和弟弟小，有些事情不太明白，对这种谩骂我迷惑不解，但对于已经懂事的哥哥、姐姐却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尤其“坏人”这个词刺得我们好恐慌，好痛。以至于后来，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们吵架了，要是人家骂一声“坏怂”，让哥哥听到，他就会不依不饶与人家拼命。
　　 当时，正在上学的哥哥不愿上学，他一次一次被妈妈用棒子连哄带吓送去上学。放学后，哥哥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而且脸上时常挂着泪痕。
　　 据说，早年父亲坚持回老家是有原因的。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为了大家族的人活命，父亲依然选择了回老家，就是想用我们小家四口人的城市供应粮，保全大家族人的性命。这些曲曲折折的事情，是我们后来才知晓的。但随着父亲的落难，人世间最亲的情分，却被残酷的现实切割的支离破碎，人的本性被完全扭曲了。
　　 在父亲被关在牛棚的三年里，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收工，步行20里路到县城看望父亲，第二天早上照样上工。她忍着村人的冷漠，受着叔叔婶子们的轻视，带着我们，在那幽暗的土屋里，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大院里虽都是亲人，但有的叔叔胆小怕事，和我们的来往是谨小慎微，有的婶子紧跟形势，表现出很“革命”的样子，监督母亲出工时间，记录与我家走动的村人邻居，偷听谈话内容。有时，还以喂猪或给驴添草料为由，指桑骂槐“你就吃吧，还想挑三拣四啊，关起来了都不安生。你以为你是谁啊，分子啊，明白不……”不谙世事的我们，凝视着母亲苍白的脸色，只能怯生生地问“妈，爹还叫人斗吗？”母亲转过身，背对我们，清一下嗓子“不斗了，在学习呢，他是没学习好……”听了这句话，我和弟弟能高兴，但哥哥姐姐却沉着脸，默不作声。院里任何一家的柴草粪土可以堆在我家门前，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收工回家的母亲将炝上油的翻过炖在炉子上，带着我们在大院的一块空地上脱煤。煤脱完后妈妈切面，姐姐踩着凳子下面条，当时姐姐也没在意，只管往锅里下面条，当面条从锅炉浮上水面，锅里泛起了黑压压的一片，姐姐惊呼大叫，妈妈过来接过姐姐手中的筷子拨了拨，头发比面条还多。重做饭是不可能了，妈妈要赶着上工，没有时间。我们只好开水就干粮凑合一顿。尽管我们都饿着肚子，看着锅里的饭难受了一阵，但妈妈临走还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们乱说。记得母亲上工走后，哥哥蹲在地上满脸泪水。
　　 人生中有些事情倘若用文字叙述，往往显得失真，虽然事情千真万确。好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及此事，妈妈和姐姐相互对视，泪水涟涟。
　　 不过让我们如今感激的是，在那残酷无情的现实面前，在我们一家孤立无缓时，仍然有给过我们帮助和关爱的人们。当时，有好心的村人趁白天劳动干活期间，接近母亲，表示同情，给予安慰，夜晚，有人以借东西为由，避开监督人的耳目，宽慰，开导母亲，让她忍耐、坚持。
　　 我们跟着母亲，守着那间黯淡无光的土屋，守着一份微弱的亮光，抱着一线的希望，坚守，等待。
　　 这一天终于来了，1969年12月20日，被关押牛棚三年的父亲，终于结束了无休止的审查、批斗，结束劳动改造，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