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教育既有成功，当然也不可避免有失败。
　　 孔门圣贤儒教何其显赫，然而三千弟子，也只不过七十二贤人罢了。国立西南联大名震中外，办学八年，教育子弟八千之众，最终也只有三千八百人毕业，一半以上的学生只能含恨离校。
　　 相对于今天的数据化评价标准，如此之低的毕业率当然算不得成功，但是孔门弟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做出多么卓越的贡献，有史以来无人堪比；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几乎遍布国家各个重要职能部门，单就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足以说明联大的八年教育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果。
　　 由此可见教育的成功，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数据。就其成功因素来说，成百上千；就其参与施教者来说，不计其数；而发挥促进作用的机缘，也是不可捉摸的。
　　 然而怎样才算是把人教育培养成功了呢？教育的成功非得有个标准吗？自古至今还未见一个教育成功论出来。
　　 然而非要有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就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教育的特殊性，其标准的确定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变更的。
　　 在封建时代，教育的成功是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金榜题名，进而平步青云，封妻荫子，光耀门楣，最终兼济天下苍生。当然，也有聊赋诗词文章，用以自娱娱人；著书立说，泽被后世子孙的成功。
　　 在今天，有不少人认为，考上名牌大学，然后去国外留学，甚至是留在国外成为外籍华人就叫所谓的“成功”。谁家孩子出国留学了，获得绿卡了，往往会被人羡慕，甚至有些媒体大肆渲染，引起不小的轰动。曾有国内一位家长在多家媒体作报告，介绍自己如何培养出五位博士，尤以这兄妹五人全都居留国外为荣。
　　 笔者认为这样的成功其实算不得真正的成功，反而是不折不扣的伪成功。
　　 古代儒家弟子的成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书，科举，进入统治者阶层，成为治人的劳心者，继而立德、立言、立功成就千秋大业。简言之，就是利己之后再利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比较著名的有，白乐天、苏东坡、海瑞、包拯、岳飞、文天祥、郑板桥等，在担任重要官职时为老百姓谋福利，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留下千古盛名。他们的政绩功勋至今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原因就是他们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家乡父老、子民百姓谋到了切实的利益。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受教育之后，用才学和智慧做了利他的好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得个体在受教育后获得身心和思想的成熟，正确地认识世界和生命，树立科学的三观，并且获得生存的能力和机会，有尊严地生活工作，在此基础上力所能及的回报国家社会，最终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成功！
　　 然而，只把考上名牌大学和留学国外作为大大的成功，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失败。
　　 而时下，评价一个学子的教育成功与否，就是以所上的大学是什么档次，是211还是985；所留学的国家是个什么水平，是英美日，还是德法俄；所攻的学科是哪个热门，是赚钱多的IT、金融，还是培训、电商行业；是以这个人获得了多少自身利益，有多么耀眼的光环，来评价他是否成功；而不是以他为国家，为家乡，为家庭做出了多少贡献来评定。
　　 评价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成功，也是以多少学生合格毕业，升学率是多少，就业率是多少，也不是看学生的品德和对社会的贡献；总之，是有潜在的标准。或为数字，或为数额。而鼓吹“伪成功论”者，看似道貌岸然，夸夸其谈，其实大都鄙陋浅薄，甚至是偏颇极端。
　　 我们国家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可是最终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接了别的国家的班，成了别国的人才，对于个人而言是得到了最大利益，而对于国家而言可以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成为一句空谈。就像一对父母辛辛苦苦养大了自己的孩子，本想儿女能为家做点贡献，没成想儿女却离家出走当了别人家的走狗。如果教育出越多的这样“白眼狼”，就越证明教育的失败。
　　 出国留学，绿卡居留，改变国籍，表面上看似风光，但是实际上则是漂泊流浪，到别的国家投怀送抱，做了国家和民族十足的背叛者。这是教育的失败，也是教育体制的失败。所谓的成功也只能是伪成功。
　　 更有甚者，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国外干着损坏祖国的勾当，成了十足的卖国贼和汉奸。这真是对国家教育的极大讽刺，也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和民族种姓的莫大悲哀。
　　 总而言之，伪成功论是个人利益至上、于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的一种极端自私的表现，更是教育决策的失误和荒谬。这其中既有教育政策的原因，又有舆论误导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自八十年代至今，出国留学热、办绿卡改国籍热，一直谬种流传，荼毒了一代又一代国人。也就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悲剧。
　　 值此新换教育部长之际，希望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对以往的谬误和坏制度来一个大清扫。对伪成功论来一个釜底抽薪，而非扬汤止沸。
　　 为教育百年大计谋，为民族千秋万代计，教育伪成功论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