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了。黑发喜儿的扮演者茅惠芳（白发喜儿的扮演者叫石钟琴），以其甜美的微笑以及愤怒时喷火的眼神征服了我，当然她那轻盈优美的舞姿更深深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
　　 后来，小学的文艺队便排练了《白毛女》剧中“红头绳”的那个片段，而扮演喜儿的就是我的小班长“喜儿”。其实小班长是有名字的。可是我更喜欢叫她“喜儿”，是因为看了无数场的《白毛女》后，觉得我的小班长跟喜儿的扮演者茅惠芳太像了。除了个头之外，那眼神，那微笑，那身段，简直就是茅惠芳的翻版。小班长一张白皙的瓜子脸上一双大大的杏仁眼，长长睫毛扑闪中透出微笑，那笑，似乎是含着蜜的，只看上一眼，那甜甜的感觉就滋润到心里去了。
　　 在班级里，我跟“喜儿”是邻桌，中间隔着并不宽的过道。夏天午睡，“喜儿”总是睡得最晚。她在过道上来回检查，看见有没睡的同学，就去轻声地督促一遍。每当这时，我就眯缝着眼睛，有些痴迷地看她那一身白底紫花的连衣裙，在班里飘来飘去的身影。当她走近我时，我立即闭上眼睛装睡。后来发现她睡熟了，我就脸朝向左边，半睁着眼睛，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喜儿”脸朝向右边的睡相，那浅浅的笑挂在脸上，犹如含苞的白莲。
　　 那时候学校排练文艺节目的要求不亚于专业团体，尤其是像《白毛女》这样经典的剧目，一招一式都得按照剧照来模仿，丝毫马虎不得。由于“喜儿”在文艺队担任主角，所以每天放学后，我就背上书包一溜烟儿地跑到前面最西头的一间教室外，翘着脚爬窗户看“喜儿”他们排练。每看到“喜儿”因舞蹈动作表现好，受到老师表扬时，我心里也宛然塞满了蜜糖，甚至傻乎乎地在窗外鼓起掌来。这时候，“喜儿”看见我爬窗户，便露出一排雪白的小牙向我开心地笑一阵子。每当“喜儿”哪个动作没做好，受到老师严厉批评而低头垂泪时，我的情绪也陡然跟着跌落下来，再不敢多看一眼她那挂着泪水白里透红的面庞。
　　 “红头绳”一段在全校公演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小班长“喜儿”出场了。这时候台下一片掌声。化了妆的“喜儿”更漂亮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随着形体动作的变化既灵动又含情，一张红扑扑的脸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情。边看她的表演我边拿电影中的茅惠芳与之作比对，像！太像了！窈窕的身材，旋转、跳跃……一招一式，音乐的节奏和她动作的节拍完全吻合，那形体的亮相，跟剧照上茅惠芳的动作无二。
　　 演出结束后，卸了妆的“喜儿”回到了班里，老师和同学们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素面的“喜儿”涨红了脸，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小牙，那标志性甜甜的微笑便从嘴角一直爬上了眉梢，连声谢谢后，羞羞答答地低头赶紧回到座位上。对她成功的演出，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轻轻招呼了她一声，给她看我拍红的掌心。她笑了，轻声地问了一句：“疼不？”我傻笑着摇了摇头。她抿着嘴儿持续那甜甜的微笑，然后对我点点头，侧过身，做作业去了。
　　 学校文艺队在学校公演后，反响很好，大队领导让学校文艺队利用晚上的时间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演出。只要“喜儿”到哪个生产队演出，我一定会乐不可支地“尾随而去”。
　　 一天晚上，当得知“喜儿”要来我们生产队演出时，我便偷偷地从烀地瓜的锅里找了两根稀溜溜的地瓜（就是那种含糖份较高的），用破报纸包好，早早地来到生产队的大院里，等待“喜儿”的到来。我知道，因为化妆需要好长时间，文艺队员们都吃不了晚饭。期盼中，看见带妆的“喜儿”笑盈盈地来了，我三步拼作两步冲过去，将地瓜塞到她手里，然后转头小跑着回到自己的小板凳上坐好。
　　 “喜儿”在不远处借着高悬的白炽灯光看了看我，再看看手里的报纸包，有点惊诧，进而嘴角上翘，开心地笑了。然后打开报纸包，拿出地瓜剥皮，津津有味儿地吃了起来。看着“喜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相，我开心地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傻的。“喜儿”吃完了，轻抹一下嘴巴，再用破报纸擦擦手，朝我使劲儿地摆摆手，向我报以那标志性的微笑。
　　 我们班里分布在几个生产队的调皮鬼，看见我一场不落地观看“喜儿”的演出，就直截了当骂我是“喜儿”的跟屁虫。还有更难听的，说我想找“喜儿”回家当媳妇了。听到这些话，我委屈地哭过，也反驳过。等到了学校，看见“喜儿”帮着我解析算术题，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说着怪话。“喜儿”有些受不住了，就哭着找来了班主任，那些说怪话的调皮鬼无一例外地遭到老师一顿严厉的批评。他们心里憋着火，就来找我撒气。
　　 当天下午放学的时候，那几个被老师批评的调皮鬼，把我堵在大队铁匠炉后面的小路上，故意找茬，我就说了一句“喜儿”演得好，我喜欢看怎么了。他们就开始厮打我，自然，因为“势单力薄”，我吃亏了。鼻子出了血，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第二天上早自习的时候，我刚一进教室，老师就看见我脸上的乌青，立刻问我怎么回事儿。我看了一眼那几个调皮鬼，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老师马上明白了，立即把他们揪了出去，问明缘由，在课间操时把他们几个拉到全校师生面前亮相，以此惩戒。
　　 看着我“破了相”的脸，“喜儿”关切地问我是不是非常疼啊？进而自责地说了一句：“都怪我不好，如果我不去找老师，你也不会挨打。”看着她脸上泛起红晕低下了头，我马上显现出小男子汉的勇气：“没事儿！不怪你！是他们不好。”听我说这话，“喜儿”抬起头，脸更红了，那标志性的微笑又从嘴边荡漾了开来……
　　 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我转学了。临走的头一天下午在放学的路上，班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来给我送别，他们给我赠送了带橡皮的铅笔、小笔记本等……喜儿呢，默默地走到我面前，从书包拿出了一张夹在书里的茅惠芳饰演喜儿的剧照递给我，剧照的背面是她工整隽秀的签名。当着那几个同学的面，她有些羞涩地说了一句“我们会想你的，你要是也想我们，就常回来看看吧。”然后又是甜甜的笑，转身低头紧走。看着她低着头不时地用手抹眼睛的身影，我的泪珠也不由得涌动出来……
　　 搬到异乡后，面对着陌生的同学和老师，那阵阵袭来的思乡情绪不断地折磨着我，白天，蔫头耷脑的，像丢了魂儿一样；夜里，辗转反侧，暗自流泪。每每这时，我就偷偷地拿出“喜儿”给我的茅惠芳的剧照，借着手电筒的微光不停地端量。看着看着，我就进入了梦乡。梦里，一会儿是“喜儿”身着白底紫花的连衣裙飘过来，一会儿又是上身红衣、下身黑裤的“喜儿”且歌且舞，翩翩而至……
　　 我把“喜儿”给我的剧照，单独夹在了当时最喜欢读的黎汝青的《万山红遍》里，然后锁进了一个小木头匣子。一个人的时候就打开锁拿出来看看。后来，三十岁那年搬家，由于我外出学习，没能及时赶回来，那个装剧照的小匣子竟然让家人给弄丢了。这被视为童真世界里珍宝一样的东西的消逝，让我难过了很久，心里如同猫爪挠了一样。
　　 时光的车轮就在我怀恋和失落的过程里，驶过了少年、青年，直奔中年急速而来。
　　 四十年后的某一天，在老家邻近的乡镇采访的弟弟忽然兴冲冲地给我打来电话，说在这里遇见了我小学时的体委了。电话里，我跟这位同学简单地聊了几句当年的事儿，便兴致勃勃地直奔主题打听“喜儿”的情况。同学跟我开着玩笑：你真是重情之人啊，这四十年都过去了，你还没忘记“喜儿”，人家还不知道想不想你呢。一番玩笑后，同学还是很认真地介绍了“喜儿”的情况。说“喜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乡后在一家乡镇企业当会计。再之后就与小学我们班里跟我关系不错的那个高个子男生恋爱结婚了，而且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儿，现在已经做奶奶了。
　　 叙述完这一通之后，我的同学语气有些低沉地接着告诉我：两年前“喜儿”患上了乳腺癌，经过手术、化疗，花了好多钱，人也折腾得够呛，乳房现在都是假的了。
　　 电话里听到这些，我的心绪在不住地往下沉，那说不清的滋味儿一个劲儿地往上涌……乳腺癌？我努力寻找当年面如桃花、眼睛含笑的“喜儿”，跟这种病扯上关系的理由。不断地想象“喜儿”被病魔折磨的样子，越想越揪心。
　　 挂了电话，我竟然呆呆地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与窗外初夏的光景对视了好一阵子。恍惚中，白底紫花连衣裙的“喜儿”、红衣黑裤带妆的“喜儿”与想象中被乳腺癌折磨不堪的“喜儿”交替着，在我的面前时隐时现……
　　 一定要去看看“喜儿”。这个念头变得越来越迫切。
　　 就在我暑假开始的第二天，弟弟打来电话说他要回一趟老家，拍一组关于乡愁系列的照片，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这正好与我要去看看“喜儿”的渴望念头不谋而合。我也想给四十年后的“喜儿”拍点照片，留作纪念。
　　 背着相机，跟弟弟穿梭在老家关屯的小路、村落、小时候经常光顾的水井、采石场……四十年前关于老家的记忆，也便真实而亲切地复活在这凝视和瞭望中了。
　　 就在老家南北贯通的屯堡路上，我们哥俩偶遇了四十年前的邻居大姐，她竟然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然后便絮絮叨叨地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我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她的话，问起“喜儿”家的住处。“她呀，我知道，跟我来。”热情的邻居大姐很乐意做我们的向导。
　　 “喜儿”家就在紧挨着老家关屯的另一个村落。邻居大姐也不确定“喜儿”家的具体位置，便领着我们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了通往她家的路。
　　 快到“喜儿”家的时候，我这心里非常的紧张，却又说不清自己紧张的原因，毕竟四十年没见了。正想着时，邻居大姐喊了一声“喜儿”的名字，之后我便看见了一个体态有些臃肿的大妈模样的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儿，正在院门口向我们这个方向张望着。
　　 “那就是她。”随着邻居大姐手指的方向，越来越近的距离，却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陌生——这个女人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这是我曾经熟悉且魂牵梦萦的那个“喜儿”吗？
　　 “你老同学来看你了。”邻居大姐笑呵呵地把我介绍给了面前这个陌生的“喜儿”。听到我的名字，“喜儿”先是愣了一下，并没有显现出惊喜或是惊奇的表情，只听她随后说了一句“那赶紧到屋里坐吧。”感觉那话里的温度，与这身处的盛夏有较大的落差。
　　 跟着她缓缓的脚步，我们走进了院子，看上去还算整洁的院落，一些花和草被雨水匍倒在地，在午后的阳光下打着蔫，那架黄瓜秧的叶子也有些枯黄，稀疏干巴的黄瓜没精打采地挂在上面……
　　 “喜儿”领着我们进了西屋。“坐吧，坐吧。”她指了指对面的沙发，然后自己坐在炕沿上。听着她略微有些沙哑的陌生声音，坐在她对面沙发里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正视了她一眼：深粉色的短袖衫黑色的裙子，坛子般的腰围；一张长期被紫外线照射的黝黑的脸显出木讷；那双眼睛渗透了些许的浑浊；有些浮肿的眼皮和下垂的眼袋以及眼角略显深刻的纹路，还有那不时摸着她小孙女较为粗糙的双手……
　　 这是我记忆中的“喜儿”吗？那杨柳细腰的舞蹈身段哪儿去了？那张俊秀含笑的面孔哪儿去了？让我心动不已的杏仁眼扑闪出的亮度哪儿去了？还有那一双细皮嫩肉的小手呢？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这句话是谁说的？
　　 “喜儿”见我直愣愣地看她，侧了一下脸，站起身，面色有些暗红、略显淡然地说了一句：“我现在变得是不是又老又丑了啊？”这句话似乎提醒了我的失态，我冷不丁回过神来，尴尬地笑了，赶紧歉意地回了一句：“没有没有。”这话一出口，自己都能感觉到有些言不由衷了，可是又实在找不出一句更为适合的来应答。
　　 “你现在怎么样？平军（‘喜儿’的丈夫）做什么？”我打破了尴尬又有些沉闷的气氛，故意无话找话地问了这么一句。其实，我那个小学的体委早在电话里比较详细地介绍过“喜儿”家的情况了。
　　 “我还好，平军他去扒小人蚬了，现在大棚里也没有什么活儿，挣一点是一点吧。”说这话时，“喜儿”表情有些不大自然，低垂着眼，略显粗糙的手不时摸着孙女的脑袋。我原本还想询问一下她的病情，见她没再说什么，也就不好意思多问了。刚想说点别的，“喜儿”盯着我手里的尼康相机，带着好奇倒先问了一句：“你现在做什么？看样子挺好的呀。”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喜儿”说话的语气有了些许小时候课堂上问老师问题时的声调，细声细气的，尽管有点沙哑。
　　 我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那挺好的，羡慕你有出息啊，哪像我们啊。”喜儿笑了，微露的牙齿依然洁白，曾经标志性的微笑隐约可现，只是这时已变成了淡然的浅笑，而且很快便隐去了。
　　 这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了。我朝着“喜儿”歉意一笑，出去接了个电话。等再我回到屋里的时候，“喜儿”冲我淡淡地笑了笑，说：“看来，你真是大忙人啊。”看得出，她此时的笑，相当勉强。
　　 “哪里有啊。”我笑着回了她一句，但怎么就觉得自己的笑也是那么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