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连绵，我们沿着歌乐山拾阶而上，雨水滴滴答答，脚下的青山板路洁净明亮，气候湿润，山上的树木藤蔓翠绿动人。晶莹的雨珠在芭蕉叶片上滚动又落下，一滴一滴渗入了脚下这方红色的土地。来重庆的人，必到白公馆和渣滓洞，接受红岩精神的洗礼。
　　 步入白公馆，阴森的气息扑面而来。参观的人很多，但里里外外静默无声。
　　 一张张发黄的档案，一件件简单的遗物，一张张黑白照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记录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过往。他们说话的口音不同，但都把一颗忠魂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出生的时间有先有后，可牺牲的时间几乎都是1949年11月27日。那时，红旗已经在天安门上空高高飘扬，他们被绝望中溃逃的国民党反动派用机枪集体射杀。
　　 在一张照片前，我久久伫立。这是著名抗日将领杨虎城一家三口的合影：杨夫人谢葆真女士身着呢子大衣，优雅端庄；杨虎城将军高大魁梧，手提文明棍，厚厚的嘴唇尽显关中汉子的风采；他们的幼子杨振中只有七岁，一身洋装，帅气可爱。幸福的一家三口，可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更别说一个担当的军人家庭，他们的幸福太短暂。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剥夺了兵权，被迫出国，响应“共赴国难”的号召回国抗日，却被蒋介石幽禁。1938年，杨夫人携幼子拯中为营救夫君而入狱。其实，谢葆真游历西方诸国，大可留在国外，幸免于难；她也可顾及个人和孩子的安危，撇下丈夫不管，可是这位对爱情矢志不渝的女子，陪伴丈夫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囚徒生涯。南京，南昌，长沙，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歌乐山，辗转迁移。山路艰险，步步书写着她对爱情的坚守。跟着丈夫，她曾栖居潮湿阴暗的石洞，住过临时搭建的木屋子，对反动派的折磨敢破口大骂。她曾享受过一个女人能享的福分，也尝遍一个女人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
　　 此刻，我不由得揣测：当年的谢葆真，也许驻足歌乐山，极目四望，山一座接着一座，望穿双眼，何日是归期？母子连心，在外的三个孩子，可否平安？故乡八百里秦川天蓝蓝，风猎猎，可重庆夏季炎日，秋季潮湿多雨的天气，她又如何忍耐？那个曾为抗日将士奔走募捐的现代女子，每天辗转方寸天地中，除了铁丝网就是特务，她怎么渡过了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1947年，谢葆真满腔愤恨，与世长辞。她用行动书写着爱情传奇：活着，不离不弃；死后陪伴，长眠故土。
　　 风雨中，杨虎城将军遇难处矗立的汉白玉雕像岿然不动。
　　 俗语说：“刁渭南，不讲理的是大荔县。”杨虎城就出生民风剽悍的蒲城，生活所迫成为一名刀客，白刃闪过，刀起头落，曾让多少匪徒闻风丧胆。24岁，他站在黄河岸边赋诗一首：“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是一个标准的陕西冷娃：从护国起义开始，他百战不屈，威震一方。1926年，杨虎城硬是和围西安城的匪徒刘震华对峙8个月，在粮食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他曾雪夜奇袭唐生智，在潼关截断西北军后路，最后官至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席，势力遍布于陕甘两省，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西北虎。
　　 为了抗日，他联合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此，蒋介石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委员长不能忍受部下对他的不忠。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剥夺了军权，名镇一方的西北军被瓦解；七七事变之后，杨虎城响应“共赴国难”的号召，义无反顾回国，却被幽禁。
　　 他一心向往的是奔赴战场，率领一帮陕西冷娃驱除日寇。“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可是，却没有机会。1945年，抗战胜利了，他期望的释放变成了幻影。1949年9月，国民党完全溃败，仓促逃亡之际，特务依然没有放过他。一把邪恶的匕首，从后背刺入，虎背熊腰的将军，56岁的壮汉轰然倒地，鲜血染红了戴笠间件小小的客厅。从此，世人再也听不到他划拳喝酒时爽朗的笑声，亲人们再也没有见到那如华山一样伟岸的身躯……
　　 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确立。将军，您对民族的忠诚，彪炳史册。您杀敌保固的夙愿，您的部下替您实现了，他们没有丢咱陕西人的脸。您没有忠于所谓的“领袖”，12年陷入囹圄，死于非命；您对民族的忠诚和贡献，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来到白公馆，孩子们都想亲耳聆听“小萝卜头”的故事，我也不例外，但我更想讲讲他父母的故事。
　　 中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叫宋振中，他的爸爸是宋琦云，妈妈叫徐林侠，二人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被囚禁后，宋琦云自然在劫难逃。他曾发誓，生是杨将军的人，死是杨将军的鬼。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下的中国，仁人志士的血流成河，许多人投降叛变，许多人彷徨不知出路，宋琦云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屠杀，惨死，没有吓住这位年轻人。他以渊博的学识，犀利的文章，把《西北文化日报》当作主阵地，打击反动派。1933年，他打通了秘密“红色通道”。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武器等物资，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他积极撰文，指出兵谏的实情。此后他打游击，做统战，从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1941年9月被捕，到1949年9月6日被残忍杀害，八年中，敌人的任何酷刑都不曾动摇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的信仰。白公馆的墙上书写着他的铮铮誓言说：“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他被捕时小儿子六个月，他的妻子徐林侠两个月后被诱捕，抱着年仅8个月大的孩子，他们近在咫尺，却不知对方下落。两年之后，才在日军的空袭中意外相逢。这个三口之家，在狱中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在苦苦等待黎明到来的日子里，斗争依然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为争取狱友就医的权利，为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为狱友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到了为死难狱友哀悼的权利……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1949年的9月6日，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的警卫室，特务的短刀猛地插入徐林侠和杨拯贵的胸膛后背，一刀接着一刀，他们未来得及呼喊求救，刹那间鲜血横流。一把一尺多长放入利刃又插入了宋琦云的左肋，接着伸向了宋振中。徐林侠的喉咙里溢满了血，发不出声音，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害……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为此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爱人的生命，孩子的生命。
　　 在白公馆参观的人群里，一位六七岁的孩子头伸进了小萝卜头住过的牢房。他回过头惊奇地说：“妈妈，里面什么也没有啊？”孩子，你确实没有看见好吃的好玩的，可是70年前，一个和你一样的孩子他只见过这么大的天地。
　　 白公馆，渣滓洞，每间阴暗的牢房里，每个惨绝人寰的刑讯室里，都有一样东西，你还小，看不见，那叫忠诚。那是谢葆真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杨虎城对民族的赤胆忠心，是宋琦云徐林侠夫妇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孩子，这些我们都看见了，长大后，我想你一定会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