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吹灯睡下，就听到笃笃笃的敲门声，心脏不由地乱跳起来。不是我胆小，是村里刚刚出了杀人案，一个女人被情夫杀了。本来是不应该也不会杀的，是女人丈夫的表哥在县里当官儿，把通奸的两个人抓进了监狱，然后把女的放了，男的蹲了一年。女的去离婚，被脖颈戴着破鞋游街批斗。男的出来后女的又跑到男的家里，和男的过起日子来。县里当官的表哥让人又把男的抓起来，打了个半死，蹲了半年，临出狱时，表哥着人告诉男的，再要和女的来往，就要你的命。男的出来，女的又去了，男的告诉女的，要想在一起，就得死在一起。女的说，死就死，反正我不和他过，要和你在一起。那天他们吃肉喝酒，在一起睡了，商量怎么死，男的让女的把自己杀死，说死在她的手里是幸福；女的说，我下不了手，你把我杀死，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男的真把女的杀了，然后自己上吊死了。整整一天，县公安局来了许多警察，又是照相，又是调查，天黑才把两个死人装进棺材。全村男女老少像赶集一样，从验尸到入殓看了个仔细。晚上整个村子一下也像死了，装进黑咕隆咚的夜里没有一点声息，连往日遥相呼应的狗吠声也没有了。往日习惯串门的男人们也窝在家里了。人人脑子里装着两个“鬼”。上晚自习的学生也被放了假，我们当老师的也被允许晚上不到校，不然我哪能早早睡下，起码得批改完当天作业才可以回家。
　　 我颤抖着声音问：“谁？”我觉得自己一点底气都没有，嗓子眼里好像有浓浓的黏痰，声音小的像犯了咽喉炎。
　　 外面没有回答。
　　 我用被子蒙住头，是不是有人故意在吓我，或者自己心虚犯了幻听的毛病？
　　 外面的笃笃声又响了，比前一次敲的用力，次数也多，在静夜里更显清晰。
　　 一脑子的迷茫，找人也不分时候，我心里老大不高兴。不耐烦地问：“谁？”这次我鼓足了勇气，声音大了许多。说老实话，我并不胆小，上高中时，星期天我常常在家里干完活，太阳落下山才起身往离家二十多里的学校赶，路上坟地里的鬼火一串串明了灭了，灭了明了，绿莹莹跳来跳去，一个个坟头像坐在坟地的人在闲聊。猫头鹰怪叫着从这个坟地飞到那个坟地，我都没有害怕过。要不是刚刚出了杀人的事，我根本不会有害怕这一说。
　　 “是我，张老师！”外面有人答话了，声音苍老而沙哑，像连日哭丧哭坏了嗓子。我没有听清楚是谁的声音。他的回答像用手半遮着嘴，贴着门缝，鬼鬼祟祟的。
　　 我贴近窗户，再问的时候，外面的回答清晰了，“张老师，我是赵殿武”。
　　 “哦，是老支书！”我的不耐烦一扫而光，赶紧穿起衣服，点起灯，下地打开门，让老汉进家。
　　 赵殿武尽管驼了背，仍然很高大。黑褂子上的白补丁像一只只怪异的眼睛。侧身让进老支书，我正待关门，门缝夹住一个人，原来赵殿武老伴跟在后面。她个子小，跟在后面像个孩子。我说声对不起，把老太太让进屋，把门关好了。老太太披头散发，像个疯子。
　　 这样的夜，这个时候，赵殿武老俩口找我干啥？我想了又想，想不出门道。
　　 赵殿武耸耸双肩，鹅似的头向前摆了摆，右手在鼻头蹭了一下，把歪戴着的当顶开了一朵花似的毛边军帽摘下来，用手胡乱撑了撑，又捏着帽檐扣在了头上，茅草似的头发在帽子外扎撒着，显得脏乱无状。我看见那顶被汗渍浸透无数次的帽子，还是没有戴正，他只不过是在掩饰着他的不好意思。老伴也很不自然，揣揣衣角，捋捋头发，挠挠耳后，勉强笑笑，又哭似的变了脸。
　　 他们一直站着不肯上炕，大概是怕弄脏了我的被褥。我把被褥用力推到炕里面，腾出地方让他们坐，赵殿武竟靠着墙蹲在地上，老伴也学着老汉的样子要并排蹲下去，我不得不强行用力把老两口拉起来扶上炕去。
　　 说起赵殿武，我心里一直存有感激之情，那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村里缺一位民办教师，老支书没有像别村的干部，安置自己的子女，而是点名让我上。为了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我拿了一条“大前门”香烟到家里看他，他硬是把我和烟推了出来。他说：“你是咱村的人才，那个位置应该是你的。”
　　 老人家深夜来访，一定有事求我。看那难以启齿的样子，一定不是小事。我主动探问：“您们找我一定有事，请说吧，只要我能办的，绝不会推脱。”
　　 老支书嗫嚅着：“这，怎么好意思，我，我怕会连累你。”边说边抹了一把脏兮兮的花白胡子。
　　 老伴见老头不好意思说，“咦”一声哭了，拉住我的手说：“还不就是为儿子的事。想叫你给写个啥辩解的材料。”
　　 “还不住嘴，不叫你来，你非要来，来了还叨叨叨叨叨叨，乱嚼毛，叫张老师笑话。”老支书反手制止老伴说话，脸上的沟沟壑壑全活动起来。
　　 我忙拦着老支书，“没关系没关系！”
　　 老伴听到老头子一阵咋呼，委屈地吸吸塌塌哭起来。
　　 老头咬牙呵斥道：“想哭回家哭去，在人家张老师家哭，撞坏人家运气！”
　　 老伴赶紧把声音噎回去了。
　　 老支书当年是从外地逃荒来的孤儿，在我们村给地主方世忠当长工，日本人进中国，老支书就偷偷入了共产党，参加了革命，是老党员了。土改时，分了房分了地。老伴也是出来逃荒的，本来是母女俩，大冬天住在原来地主打谷场的茅庵里，衣服单薄，冻得手脚流脓。老支书可怜她们，把母女俩收留了，后来母亲病逝，女儿无依无靠，就给老支书做了老婆。老婆娶时小，啥事都听丈夫的，遇事就爱哭，就那一个调，“咦咦”的，一哭，就被老支书呵斥，慢慢成了习惯。
　　 老支书对我讪笑笑：“让您见笑了。是这么回事，”老汉在村里当干部，也学会了一些新词。他说：“公安局领导打来个电话，说儿子要判了，叫咱准备个材料。意思是尽量把他说成个傻子，看能不能救他一命。”老汉边说边伸手抹抹嘴巴和胡子上的口水。“我想来想去，村里没有个会写材料的，就想到您，就是怕您……”老汉讨好地向我笑笑说：“您甭怕，绝不会连累您，那样的事，我是不会做的。”说完，老汉试探地看着我“您看……”
　　 我对老支书一个劲称呼我您感觉很别扭，我说您别称我您，我称您您才对，写个材料我答应您，只是我没写过这样的材料怕写不好。
　　 老支书见我答应给写，紧张的脸立马舒展开来，拘谨的样子也一下变的随意了许多。
　　 街上传来咿咿呀呀的哭声，是瞎存柱在模拟鬼哭吓人。这几天人们夜里不敢出去，他一个人睡不着就转街瞎哭。还真是，胆小的人被他吓得够呛，天一黑，娃娃女人们就不敢出门了，那些胆小的后生也窝在家里，早早睡下了。
　　 老支书跳下地，牙开门向外瞅瞅，怕有人偷听。
　　 老支书的儿子叫赵扎根，因为书写反动标语被逮捕，是个政治犯。这事在全县也引起了轰动。当时标语出现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县公安局派下大批警力侦破，让全县中小学师生用毛笔都写三条标语，县、公社、村三级干部也都被作了审查，后来凡会写字的都成了怀疑对象。就在人人自危，警察一筹莫展的时候，赵扎根又到那个村张贴标语时，被逮了个正着。
　　 赵扎根傻，这好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记得他被逮后，人们都愣了，原来是个他。真他们的冒傻气呢。不过，人们都清楚，这样的形势下做这样的事，除了傻子谁会干。
　　 我和赵扎根是隔班同学，那年我们都在离村八里的公社中学读书。赵扎根比我大两岁，高我一级。个子比我高出许多，也比我胖。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那时低年级的教室，白天小学生上课，晚上就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正所谓“人大憨狗大愣”，每天早晨，大家都会看到赵扎根的褥子画着新鲜的图案。赵扎根并不害臊，大大咧咧把褥子晒在学校院里的铁丝上，日久天长他的身上经常散发着一股尿骚味，同学们都不愿意挨他睡。后来学校叫去老支书，想让赵扎根退学，老支书不答应，他明白，儿子一退学，将来更愚钝了。没办法，最后老支书让儿子跑校，每天早上到学校，下午天黑前回家。赵扎根好像浑身充满用不完的傻劲，每天按时到校，按时回家。过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起身，他就像风一样，跑出四五里地了。我感觉他最喜欢跑，好像跑能释放他体内多余的能量。
　　 赵扎根从小说话迟，三岁才开始会叫爸妈，后来还变成个结巴。据村里人说，他是因为父亲说的是河北话，母亲说的是四川话，出门孩子们说的是当地话，他不知道跟谁学好，三种话把他搞蒙了，慢慢就结巴了。但他说顺口溜不结巴。有一次星期六，中午放学时校长安排收学费，刚宣布散会，赵扎根就大声说：“十二点开大会，校长要我交学费。”惹得在场的师生哄堂大笑。
　　 赵扎根最恶心最傻的事是住宿的时候，孩子们按着玩他的小鸡鸡，那时候十五六岁，玩着玩着，就玩出了精液，他感觉到了快活，就天天在被窝里手淫，把被子弄得又是尿又是精斑，一塌糊涂，就是那样，他也不懂得羞耻，每天还是把尿褥子被子晒到外面去，引得孩子们指指点点。更让人恶心的是他回到家里当着父母和姐姐的面手淫，被他父亲母亲追着打。这样的事情有时在大街上也做，常常被人们狠揍一顿或者把土或柴灰掼到裤裆里。好在他不懂得男女之事，不然村里的姑娘们可就遭殃了。
　　 那年，他父亲被按当权派挂上牌子游街的时候，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把大纸帽子给他父亲戴上，在前面牵着拴在父亲手上的绳子，迈着耀武扬威的步子，喊着别人教给的口号“打倒赵殿武！”“赵殿武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他喊口号的时候，一点也不结巴。
　　  老支书给我讲了许多儿子做的傻事，用以证明他是个傻子。我想，谁的父母会向人说自己儿子是傻子，这不是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嘛。
　　  我不明白这个赵扎根怎么想起去写反动标语。老支书取下那顶破帽子，伸手在乱蓬蓬的头发上抓挠了一阵，吐出一口郁闷多时的晦气，把弓也似的脊背挺一挺，又驼下去。说，都怪我，天天吃饭做“四首先”，那灰猴不好好做，我就打他，日久天长大概他就烦了，一叫做就骂，一叫做就骂，“打倒××”，“××不投降，就让他彻底灭亡！”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写，还跑十几里地贴到别的村里去。老支书说一阵，老伴就“咦咦”地哭出声来，然后被老支书喊回去。
　　 想着赵扎根这些傻事，我不仅答应给写成材料，我还建议老支书上门求村里乡亲，联名具保，说不定，这样可以救他儿子一命。
　　 果然第二天老支书就把我写的材料取走了，按照我说的，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印油盒和水笔，挨门挨户去求，让村民们写名字按手印。老伴跟在后面，到谁门上都忍不住“咦咦”哭两声。老支书照例会制止，说一句让人笑话的话。
　　 老支书对村民有恩。当年日本人来村里搜查武工队，没有搜到，就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一起，架起机关枪要扫射，老支书从人群里走出来，高声喊道：“我就是武工队，把他们放了，我跟你们走！”老支书被五花大绑押走了。其实，武工队就在村外的庄稼地里，日寇刚出村就遭到武工队伏击，日寇落荒而逃，老支书被救下了。村民们记老支书的好，一家家都写了名字按了手印。下午老支书老两口就进了县城。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的时候，老支书老两口又来了，“笃笃笃”敲着门，一进门，老汉就摘掉了那顶开花帽子，花白的头发像个乱草窝压在头上，不过脸上的沟豁舒展了许多。老伴的头发经过梳理，显得顺溜了，人也好像有了精神。老支书激动地对我说：“张老师，您的主意真好，我拿着您的材料，给县上领导看，那个领导一看就笑了，说你儿子本来就是个傻子嘛，疯子傻子写的话，那是不作数的。”老伴也笑眯眯地说：“这下，咱儿子不会挨枪子儿了。”我替他们高兴，赵扎根尽管傻，可在他们老两口眼里那也是宝呢，再傻也是自己的骨肉，能不心疼！
　　 第二天我早早到学校，想把赵扎根的消息告诉老师们，不想，一进门别人却告诉我，今天城里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扎根。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想到昨天晚上老支书老两口还兴高采烈的去告诉我儿子有救的好消息，怎么一个晚上就变了。我心里紧张得直跳，脑袋里嗡嗡响，好像要枪毙的是我亲兄弟。我得去老支书家弄个清楚。我跑出学校，耳边有风在呜呜响。我看到不少人也像我一样，纷纷向老支书门前跑，远远就看到那里人们好像围成了一个圈。我急赶过去，分开人群，就见一辆平板车放在人群中间，车上白花花一具棺材像勾魂鬼一样，呲牙咧嘴向人们散布着死亡信息。老支书就坐在车辕上，双手抱着头，那顶开花帽子被他拉到了脸上，那弓一样的脊梁完全折叠了回去，人显得小了许多。老支书老伴就坐在地上“咦咦”地哭着，那声音好像一个可怜的孩子。有人在说昨天晚上老支书还高兴地告诉他，孩子没事了，要请全村人吃油炸糕庆祝呢，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知情的人说，今天早晨，县里来了电话，让老支书上午去收尸，老支书问昨天不是说傻子写的话不作数吗，电话里对方说“上面下了任务”，“严打”，“从重从快”，“有人头数呢，没办法”。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我怎么也找不出当年站出来高喊着“我是武工队”那个汉子的影子，那时的他，底气十足，他是地下党，他有保护群众安全的责任。他挺身而出那是应该的，一个人救一村人，他在践行加入共产党时的诺言。现在一村人出面救他儿子一个人，却办不到。
　　 老支书慢慢从车辕上起来，解开盘在辕口的麻绳，众人帮忙打开棺盖，把备好的谷草铺到棺内，重新把棺盖钉好，用麻绳把棺材牢牢绑死在车上。那只用作叫魂的公鸡，让人绑住了翅膀，拴在棺材的前头。人们让老支书坐在车辕，把老伴扶坐在车尾，推的推，拉的拉，拥着板车往县城而去。
　　 人群越走越远，慢慢变成一个黑点。我和一群女人站在村口一直目送他们离去。这条路就是当年武工队解救老支书的那条路。武工队队长亲眼看到老支书站出来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救下全村群众的壮举，佩服不已，他立即组织队员伏击了日寇小分队，才救下了老支书。
　　 远去的人们看不见了，我转身往回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群麻雀从头顶掠过，叽叽喳喳乱叫着。
　　 村子又笼罩在另一种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