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夏，做木工的爹得了肾炎，病奄奄的，不能做工。到县上看过医生，也到外县看过土郎中，需要常年吃一种叫七叶一枝黄花的草药和猪胎盘。到了冬天，娘得了急病，不幸去世。我兄弟姐妹五个，哥哥十四岁，读初二；我十一岁，弟弟九岁，都在上小学；大妹七岁，还没有上学；小妹五岁，穿衣吃饭都需要大人伺候。哥哥本是要立即辍学的，有亲戚劝说，离初中毕业（那时初中两年制）就差半年，千难万难捱到初中毕业吧，爹就答应了。
　　 娘除了料理家务养猪养鸡，还做得一手好裁缝。如今娘没了，爹养病要花钱，我们上学要花钱，却没一个劳动力，我家欠生产队的工分越来越多，是生产队里的欠账大户。那年头，家家户户都缺粮，有劳力的家庭尚且半年干饭半年稀，像我家这样人口多没劳力的欠账户，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撑持这个家的，是我的奶奶。
　　 奶奶和爷爷本是住在离我家有五里山路的山上老屋里，安安静静地颐养天年。娘一生病，奶奶来到我家照顾料理。娘去世后，奶奶在我家长住下来操持家务，成了全家的主心骨，而爷爷仍然住在老屋，由大伯供养。奶奶是个裹过足的小脚女人，已经七十二岁了，走起路来脚步很小很碎，颤微微的，慢腾腾的，甚至可以说是踉踉跄跄的，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刮倒。我从来没有见她出过远门，从来没有见她上山下地干活，只是偶尔在几个亲戚之间走动，偶尔去过供销社、针所（卫生院的前身），其余都只在家里料理家务。
　　 奶奶总是天不亮第一个起床，颤着一双小脚摸索着去生火做饭。做好饭后，拎着一桶冒着蒸气的猪食，摇摇晃晃地去猪圈喂猪。喂好猪和鸡，我们三兄弟差不多吃好饭上学去了，于是奶奶伺候爹吃药，伺候小妹穿衣吃饭，然后自己吃饭。稍坐一会儿，奶奶去井边洗一家人的衣服，去晾晒衣被，去菜园摘菜，去切猪草煮猪食，去协助有病的爹晒茶籽，去腌冬菜……
　　 爹的医药费和我三兄弟的书学费，就指望家里的蕃薯沥洗出蕃薯粉，出售给粮站。打霜结冰的早晨，爹披着棉袄坐在床头，喊我三兄弟起床，让哥领着我和弟弟，挑蕃薯去邻村的磨坊磨浆。三兄弟挑的蕃薯，合起来也只有一百来斤，不抵人家一个劳力。蕃薯浆挑回家后，我三兄弟吃过饭上学去了，而要沥洗出蕃薯粉，要用门板和簸箕晒成干粉，蕃薯渣要捏成团饼贴到泥墙上晒，这一切都是奶奶独自操劳。
　　 有太阳的下午，奶奶坐在屋前晒太阳，补一家人的衣服。看见我们三兄弟放学回来，叮嘱我们去生产队（老屋所在的小村子）挑蕃薯藤，或者上山采七叶一枝黄花，或者干一点其他农活。我们挑回来的蕃薯藤，奶奶会在晚上其他家务收拾停当后，在煤油灯下，和爹一起连夜把它剁碎，腌在一个大木桶里。晒干的蕃薯渣和腌起来的蕃薯藤都是过冬的猪食。我们采回来的七叶一枝黄花，奶奶会把它洗净晒干，用瓦罐熬药，熬好的药装在热水壶里。每天熬一热水壶，让爹当开水喝。
　　 只要有亲戚、邻居登门，奶奶就会打听哪个大队的母猪什么时候生产（那时候只有大队的养猪场养公猪和母猪，农民家庭只能圈养一头肉猪），然后就会让爹或者哥哥上门讨要猪胎盘，也有要花钱买的，也有用鸡蛋换的。拿回来的胎盘，奶奶视若珍宝，把它洗净晒干，炖给爹吃。
　　 但是，爹的病是慢性的，仍旧浑身乏力，做不了工。爹经常半夜醒来，靠在床头长长地叹气。
　　 一天夜晚，爹靠在床头又一阵叹息之后，把刚想上床睡觉的我三兄弟叫到跟前，叮嘱哥哥带我和弟弟，抽空到奶奶原来住的老屋，把木料背回来。爹计划开春以后打两具棺材，一具给奶奶准备，另一具给自己准备，因为他不知道奶奶和自己，哪一个先走。本来奶奶的寿材是备好的，被娘借用了，只得再做一具。
　　 爹告诉我们，小妹送给某人家做女儿的事，已和人家说好了。爹还说，这病怕是好不了了，如果有人家要孩子，哥哥留下，我和弟妹都要送出去，“到了他人家里，你们可要好好听话啊。”我心想，到了他人家做客不更好吗？就像娘带我到姑妈家做客一样，净吃好吃的。于是，懵懵懂懂地点头。
　　 我和奶奶是睡在另一间房的。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现在已不能肯定）早晨，我醒了但没有起床，奶奶站在我床前。是去做早饭之前呢？还是去了之后忘了拿什么东西又折回来的呢？已记不真切了，只模糊记得奶奶站在我床前——不对，在我床前慢慢地走来走去——好像对她自己，又好像对我说：小饼（我的乳名，当地土话读xiabin）哎，你阿娘会生不会养哎，要死一定要让我先死哎……奶奶还说了什么话？说这番话时是不是哭了？是不是流了泪？我都记不真切了，能够记得的就是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伤心话，又哪里会懂得奶奶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和创伤，心身是怎样的无奈和疲惫，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啊！
　　 傍晚（是不是当天的傍晚，同样现在已不能肯定，只记得是个傍晚），奶奶把饭菜做好了，除奶奶之外的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旧八仙桌前吃饭。兄弟姐妹里面，我胃口最好，最能吃，但我最胆小，最怕爹。我吃完一碗饭，还想再吃，看见爹那冷冷的眼光，又不敢轻举妄动，馋馋的目光只能隔着餐桌，从坐在对面的哥和弟之间的空档里，朝灶台上望，因为饭就在灶台的锅里。就在这时，我发现系着围裙站在灶台边的奶奶，朝我甜甜地笑。早上还说着伤心话呢，我不知道奶奶这么大的人，怎么会像流着鼻涕的小妹一样，一会哭一会笑，我只知道奶奶的笑就是允许我多吃，奶奶都允许了，爹也就没办法了。有了奶奶的允许，我就壮起胆，在爹和哥、弟、妹们嫉妒、甚至是仇恨的目光注视下，起身去灶台再舀了一碗饭吃，吃饱饭碗筷一扔，跑出去找小伙伴玩去了。我哪里知道，我多吃了就意味着其他人要少吃了，奶奶总是忙完家务最后一个吃饭的，轮到她就没饭吃了。
　　 我常常想起奶奶那不可思议的笑。长大后我终于明白过来，奶奶的笑是强装出来的：一是孙子正长身体，宁愿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鼓励孙子多吃；二是对无意中在我面前流露出伤心话的反悔。奶奶觉得不应该说伤心话，更不应该在孙子面前流露出伤心话，在孙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阴影，而是要笑，再苦再难的日子也不能没有欢笑，要笑对生活，要笑给儿孙们看的。
　　 如同阴冷的寒冬里照射进灿烂的阳光一样，正是奶奶那强装的笑，那胜过一切灵丹妙药的笑，给我那缺少母爱的童年带来了欢乐和温暖，也给这个残破贫寒的家庭带来了好运。真的，奶奶的笑就是这么神奇，其后我家出现了诸多转机：爹的病稍有好转，就出门做半天木工。哥哥初中毕业后跟着爹当学徒，但爹的身体不允许连续出工，哥哥就跟着另一个远房叔叔学木工；在学木工的间隙，按小半劳力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壮劳力记十分，哥哥记三分，第二年记四分。我和弟弟既没冻着也没饿着，还继续上着学。大妹和小妹终究没有送人，在奶奶的呵护下成长。
　　 九个月后的一天，做木工回到家的爹对奶奶说：我拉的尿已不浑浊了，也有力气了，医生说不用再吃药了，往后我天天上工还债。奶奶哭了，这回是真哭，抽抽噎噎的，哭完，颤颤微微地把多余的草药扔到屋外了。如今四十二年过去了，爹已八十五岁，身体无大恙，当年爹另雇木匠为自己打的棺材一直闲置，就是我写这篇文稿的现在，还在老家的屋梁上闲置着呢。
　　 奶奶殁于一九九四年，那时她已九十二岁高龄，是村子里最高寿者。屈指算来，如果奶奶还活着，今年该是一百一十四岁了。
　　 奶奶，您在天国还好吗？您四十二年前那站在灶台边甜甜地笑，不仅给了孙儿欢乐和温暖，更给了孙儿无穷的力量，让孙儿明白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奶奶，我想您了，跟您唠唠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