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花岗起义
　　 谭嗣同认为，任何革命都自牺牲起，所以他慨然面对屠刀，用自己的生命祭祀自己的理想。整个辛亥革命，同样伴随着中国志士们的鲜血和牺牲。他们正是用自己的热血，润滑着中国这台腐朽的机器，在文明和进步的历史车轮中缓缓前行。可悲的是，历史吞噬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但前行，有时只是那些生命的梦，只是那些生命的想象。即便如此，英雄们之所以成为英雄，正是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抛头颅洒热血，只为中国的一点点进步。没有他们，中国的历史将会停留在专制时代。
　　 辛亥革命牺牲之第一人是陆皓东，这是定论。陆皓东的事迹并不绚烂，他只是被清廷逮捕后处死的革命党人。事实上，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肯定不是陆皓东，因为广州起义发生在前，这场起义没一人牺牲是不可能的，这些牺牲者都死在了陆皓东前面。这个荣誉，归属了陆皓东，是因为他和孙中山私交甚笃，中山先生感其贡献，人为的将这个荣誉划归了陆皓东。当然，陆皓东当得起这个荣誉，他面对清廷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矢志不渝，为革命壮烈捐躯，确实是志士的楷模。
　　 辛亥革命中，为革命牺牲之最著名的一批人应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了。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革命志士也牺牲最多，以致总指挥黄兴看到无数优秀的青年倒下，实在不忍卒观，自己也宁愿就此倒下。牺牲的人很多，远远不止七十二人，七十二烈士是后人从收集的骸骨中可以分辨出的烈士，从而修碑纪念的。他们只是一个代表，更多的牺牲者则湮没无闻了。
　　 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志士们永远的痛。喻培伦、林觉民等一代英才，都在这场起义中永远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一封令后人唏嘘不已的《与妻书》。他们义无反顾地将热血洒在了自己深爱的国土，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牺牲能不能换来一个理想的中国，但他们却为了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甘做蚍蜉来撼大树。他们的生命之光，是如此的辉煌和灿烂，那一抹抹血色，将他们的音容定格成了永恒。
　　 更为可痛的是，这些英才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标标准准的富二代，本来是可以成为国民老公炫富过日子的，但他们没有。正是因为家境的富有，他们才有机会出国留学大开了眼界，而看过了世界的他们，没有独自留在文明世界内享受生活，而是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伟大的祖国。那时虽然腐朽，但社会中昂扬的正气，是中国传统“国士”文化的传承。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自觉的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险阻，为了光辉的理想，会立即付诸行动，有了这样的一代人，才有了中国梦，才有了革命的动力。反观当今，不少有机会出国的人想方设法的留在了国外，独自享受着自由民主的现代生活，忘记了祖国母亲的痼疾和民众的困苦，当真令人唏嘘。
　　
　　 二、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可能谁也想不到的是，这样一起重要事件，竟然是乱糟糟的谣言背景下，无人领导的自发暴动！
　　 辛亥革命是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诚然。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组织了共十次有预谋、有指导的暴动，均以失败告终。说实话，当时的革命党人只是满腔热血，却是谁也想不到革命的方法的，只是一次次的试验性暴动。然而，全国革命形势风雨欲来，而满清统治已是岌岌可危。孙文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武力暴动，而是自他开始的以各种方式开展的启发民智活动，使追求民主共和反对帝制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为整个革命造就了良好的背景。当然，一批批革命志士在暴动中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也是造势的方式之一。
　　 在此背景下的武昌，革命力量同样风起云涌，各种新社团已经在军队中宣传革命，把革命的种子播洒在了军队中。意外发生了，蛰伏的革命力量开始被清政府镇压，领导者杀的杀，逃的逃，一片愁云惨雾。满清的镇压使得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革命党人不知所措，暴动计划一拖再拖，人人无所适从。就在这时，可能谁也想不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下层军官，没有任何的计划和方针，只是随意的一声枪响，竟然是人人自觉地参与，几乎是兵不血刃的赶跑了满清统治者。更为滑稽的是，起义军当时没有革命的指导者，暴动人员竟然是用枪逼着旧官僚黎元洪当领袖，而黎元洪也是满心的不愿意，最后为了保命无奈就职。这是怎样的滑稽，又是怎样的令革命党人汗颜！
　　 其实，革命就是这样，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克星顿、塞尔维亚的枪声，都是无心插柳。历史更是这样，任凭你机关算尽，有时也不及一个血性男儿的率意直为。但是，历史是公平的，合理的必然会存在，哪怕反动的力量是空前强大的铁屋一间，也会在不经意间土崩瓦解。还有，武昌起义的成功正印证了毛泽东那句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首义之前，革命志士们满怀理想，但他们大多是书生，空有满腔意气，就算拿起了枪杆子，也不是专业武装力量的对手，反而是武昌的新军，论革命理论和革命意识，肯定远不如那些牺牲的志士们（否则也不会逼迫黎元洪当领袖了），但他们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因而他们在不经意间成功了。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武昌当地新军的思想进步有关。而武昌新军的进步思想，实际上与张之洞长期在湖广总督任上的洋务运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武昌新军很快接受了新思想，接受了孙中山的学说。说实话，在这个事情上，更应该感谢的应该是张之洞而不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爆发后，推选了黎元洪做总督，在后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还有人认为中国当时并不是南北对立，而是三足鼎立，黎元洪也是一方势力，可见武昌起义并非孙中山所设计。当然，不管黎元洪自己怎么想，武昌起义的成果和孙中山的理想是一致的，所以武昌的政权还是应该算成革命政权的一个部分吧。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新事物是由旧事物孕育出来的，武昌起义正是如此。张之洞的洋务与新政，实际上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但客观上成了推翻清政府的始作俑者。当然，不矛盾，保卫清政府也是为了国家富强，推翻清政府也是为了国家富强，只是手段不一，爱国之心，是一样的。
　　 三、袁世凯
　　 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这是定论。然而，清末风云际会之时，黎元洪、谭元闿之流，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尽管不是他们自愿的，甚至是被逼的。他们是投机者，但毕竟为中华民国作出了贡献，所以历来没有非议。
　　 应该说，最终推翻清政府的不是革命党，而是袁世凯。革命势力如火如荼之时，满清势力奄奄一息，但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袁世凯是个投机者，他借助自己的实力，在革命党和清政府之间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他的动机不纯。但是，如果他是个满清的忠臣，一心剿灭革命党，当时的革命力量对他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这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也承认的。所以，当南北议和的声音响起，革命党知道袁世凯和清廷离心离德时，是备受鼓舞的。革命党人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答应袁世凯，只要清廷退位，他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呕心沥血，赢得了广泛的声望，但是在那个实力决定一切的岁月里，他和众多革命者一样，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袁能倾向于革命的，只要推翻帝制，他是心甘情愿地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
　　 袁世凯为了个人的野心，尽管他知道当时革命党的实力是不堪一击的，但他没有攻击革命武装力量，而是利用革命党的力量逼着满清皇帝退了位。另一方面，他依靠北洋军摘下了革命的成果，尽管他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他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孙文做了临时大总统，他不高兴了，孙文立即向他保证，只要他倾向革命，孙文立即让位。历史的进程，按照他的掌控发展了，清政府没有了，他如愿以偿的成了国家的领袖。
　　 但是，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他不明白，历史的发展只能由专制走向民主，而不可能逆着潮流，正如长江只能东流去一样。当时民主共和的声音已经传遍华夏，就算最基层的百姓，根本不懂民主共和的，也知道皇帝没有了。他以为，凭着自己掌控的军队，自己可以过过皇帝的瘾。他没想到的是，在民主共和的旗帜下，他的部下各怀鬼胎，等他做了皇帝，民间一片大骂声，他的忠心的部下们立即倒戈，他成了光杆司令，最有权势的人，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所以，他成了笑柄。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他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至少，他没有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肇始于辛亥革命，但确实是袁世凯的不世之功。
　　
　　 四、黄兴
　　 黄兴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直接领导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汉保卫战。中国的辛亥革命，在早期孙中山是精神领袖，他的工作主要是在海外筹款和争取援助、扩大革命影响，在国内，直接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是自发成功的，革命党的领导者在初期都不在起义现场。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黄兴理所当然地来到了武昌，领导着武昌的革命政权。然而，不幸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北洋军是国内最强大的军队，黄兴的革命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大战甫起，革命军节节败退。这是革命党的不幸，也是黄兴的不幸——他作为革命党的最高军事长官，领导的斗争没有一个胜利的，反而是他没领导的各个地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都兵不血刃地通电共和了，革命成功了。这说明，他不是个称职的军事家。
　　 黄兴的政治能力更远逊于孙文。尽管早期中国的革命几乎都是黄兴在领导，但由于孙文的影响力，黄兴只能算是他的助手。他是个热血为公的人，在孙文回国后，一心辅佐孙文，只想着为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然而，革命的失败使孙文很快认识到了，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没有绝对服从自己的铁血制度，光靠着热血救不了中国，所以他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领袖，即自己。黄兴不高兴了，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辱，更是信念、理想的大对立，所以，黄兴和孙文渐行渐远。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孙文所言，两人都是对的，孙中山的想法是，让党员牺牲个人的民主的自由，来换取革命的胜利，而黄兴的想法则很简单，这种集权制的政党，本身就不是民主和自由的产物。在当时的情况下，孙文是对的。当时宋教仁改组的中国国民党更像是美国式的政党，是松散的，谁都可以随意加入，谁也可以随意退出，所以国民党虽然赢得了议会选举，但那些议员们并不与党魁同心同德，甚至身为国民党理事的赵秉均竟然暗杀了当时实际上的领袖宋教仁！而孙中山发起讨袁革命时，加入国民党的都督们纷纷置身事外，不参与革命。这样冷酷的事实，让孙文知道，没有铁血纪律的政党，是无法领导中国革命的，但这显然与黄兴的理念相违背。所幸，黄兴只是离开了孙文，而没有举起反对孙文的大旗。
　　 不管如何，黄兴永远是革命的先驱，在他死后，被享受国葬的待遇，这是对他的卓越贡献的最好褒奖。
　　
　　 五、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是教育家，不错。但是，如果将他单纯地只是看成教育家，那就太小看先生了。
　　 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正是由于他的民主思想，他才让北大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平台，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典范。而且，可以这样说，这一代风气，至今都没被超越。在蔡先生的北大，各种学说并行，有的甚至相互针锋相对，但没关系，“我可以反对你所说的一切，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是民主和自由的基石，每个人都有话语权，让人民自由去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这是直接和专制的愚民主义相对立的，是蔡先生的毕生追求。正是有了这样的北大，才有了中国的五四精神，才有了后来中国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
　　 蔡元培先生更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他并不仅仅是北大校长，更是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是内阁成员之一，他从事教育的初衷也只是培养出更多的革命者。教育，其实就是革命的投资，这点，鼠目寸光的袁世凯是不懂的。袁世凯只知道要控制军队和权力，他不知道，青年才俊们才是中国革命的未来，而这些用知识武装过的革命者，他们真正的拿起枪杆子，其战斗力要远远超过盲从的旧式军人，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是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不是生活不下去而从军，不会有奶便是娘。正是由于袁世凯没有介入蔡先生的教育体系，所以，蔡先生以北大为基地，培养出了大批的革命人才，直接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了后来中国革命的走向。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旗下聚集了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导师，聚集了早期中共的优秀领袖。
　　 蔡先生的革命功绩是同时代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他不仅影响了当时，更影响了后代，甚至世世代代。后来的西南联大，也正是继承了蔡先生的独立自主和兼收并蓄的精神，才会在当时，出了民国的多位大师。民国是乱世，但是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高峰，至今甚至都未超越。当中国的大学成为衙门，成为逐利的教育机器时，更让我们怀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