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下猪，读私塾
　　 我十二岁那年夏天，从本村小学毕业一年多了。那是日伪政权办的“国民初级小学”，只能念到四年级；再念，需去县城，读“国民优级学校”（相当于高小）。县城离家40华里，爹不让去，说家里没钱，住不起校；爹还说，教书的多是日本人，打学生贼狠！姐说，城里孩子都坏，专欺侮乡下学生。书念不成，就放猪吧。一只老母猪，十多个小猪崽，撒在河旁草坡上，啃那青青的草。我在河边翻石头，捉泥鳅，挺美的。
　　 可叹美景不长。放猪没一个月，我就觉得右大腿根隐隐疼痛，很快，由不敢跑动到疼得不敢迈步。伸手一摸，腿腋处肿起个鸡蛋大的硬包，爹不看一眼就说：长脓疖了，不碍的，挺几天，等它长熟了，爹给你放脓。他轻声一笑：别怕，脓一放，比不长还舒坦哩！我听信爹的，就咬着牙硬挺，没两天，随着疖子的肿大，里面像刀剜一般的剧痛。爹用手一摁，说快熟透了，再挺一天。第三天清早，爹趁我没起炕，找来一把剃头刀，揭开我的被子，上炕就抬屁股死死压住我的两条小腿，猛一刀，就将脓疖削破。我尖叫，立马觉得热乎乎的脓血顺腿腋流淌。爹不顾我的疼痛、哭喊，还用力将疖包挤了挤，又抹了下，说声完了，才松开我的腿。疖子被放了脓，我并不觉得怎样舒坦，反而觉得更加疼痛。爹并不懂得刀具消毒，疮口很快被感染，发炎、流黄水，疖包红肿得像发面馒头，一连好些天下不得炕。爹就在我身边砸酸枣仁，用勺焙熟，让我吃，吃得我昏沉大睡，爹就乐。
　　 就在我昏睡那几天，村里发生了亙古没有的事——鬼子兵在戏楼下放一回电影！我疮痛卧床，没能去看；哥哥姐姐们看罢回来，眉飞色舞地说：神啦！电影里割草的人，活鲜鲜的，像个真人；柳树也跟真的一样，随风摇动；鸭子就在池塘里凫水……现在我想，许是风光片或记录片；可那会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戏楼前咋会有柳树和池塘？哪有什么会动的人和鸭子？半个月过去，当我的疖疮癒合后，能走路了，赶忙到戏楼下放过电影的地处去看，那儿依然是干硬的场地，火烤似的阳光，根本没有什么人和柳树、水池、鸭子凫水？电影的神奇，憋闷了我许多年，也抱憾了许多年，直至解放后在承德第一次看电影……
　　 疖疮痊愈，爹不知为什么，不让我放猪了。姥姥家来人说，他们背着日本人，偷偷办起私塾，专教孩子四书五经，全是念中国书，学中国字；念那点洋文没用，鬼子占不长。妈就劝爹：让二子去念私塾吧，下地干活他还小，多识几个中国字，能记个账、看个信啥的，比啥都强。爹深知不识字的苦，也真想让我多识点字儿；可他搓着额头说：那得驮去七八斗小米呀！妈惊讶：咋会那多？爹掰着手指说：听说束修钱一季一斗，孩子的吃喝每月至少一斗（每斗约36市斤），半年哩？你算哪！妈撇他一嘴：净算瞎账？孩子在家就扎脖颈，不吃饭啦？爹有点儿不情愿地：那你就给二子收拾一下。收拾，即做准备。除我已有的开蒙小书又托人从县城买回《论语》、《孟子》等书；在衣着上，妈用尽家里所有的“配给”布，给我做了一身带双兜的黑布裤褂，还有新鞋白袜。用妈的话说：出外不比在家，咋也得有个新样儿。
　　
　　 三道沟深不可测
　　 姥姥家离我们镇子说是十五华里，其实过大河钻沟翻梁要走小半天。那天，黑毛驴驮着五斗米，爹还扛着二斗——他怕驴累着。黑驴吭吭哧哧地沿山道爬行；爹满脸淌汗又气喘吁吁。正是酷热仲夏，道旁山坡花草盛长，虫鸟欢鸣。我小心地夹着书包，什么也不敢看，也不想听，只是低头盯着爹的脚后跟，小心走路，生怕跌下沟坎；心里一直犯嘀咕：啥叫私塾？跟镇子里念日语的洋学堂有啥不一样？教书先生是怎样的人？打不打学生？我暗自想象着，憧憬着，忧心着……
　　 姥姥家的小地名叫三道沟，是真正的深山老峪，和我们的村镇大不一样。虽说同属山区，但我们镇子河川很宽，西边有条大河，东山与西山相距二三华里，河两岸是大片平整的农田。河东岸沿河湾住着二百多户人家，当算小镇子。姥姥家山高沟深，蓝天很窄，人走在沟底就像掉进坛子里。贴北山根聚集四十多户人家，还用高墙圈着——那是日本人强迫百姓修的“部落”，人们叫它“人圈”。原先这儿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其余的二十来户全是从周围小山沟搬迁来的。这叫“集家并村”，说是“防共”；我们在伪满初小，也搞过什么“灭共日”，教员们教唱什么“防共歌”，其时共产党就在父老兄弟中，防不胜防。三道沟的南北两山相距特近，人们坐在炕上，能瞧清楚南山上的风摇橡丛，以及枝梢上起起落落的山雀。农田就像一块块布帘，挂在岭坡上。这儿当算真正的大山沟。更让我纳闷的是，说去姥姥家，爹却领我去了一位远房的大舅家。大舅叫宋勋，高石阶上破旧院子，还算是宽绰的三间北房，房台下的两边是粮仓屋和农具房。后来得知，大舅的父辈较富有，自打日本人强迫村民种大烟，大舅便吸大烟成瘾，可又因自家种大烟，大舅每年都设法少交烟干，勉强留够自己吸的；加之我的大表哥很能干，种着四十多亩山地，一家人吃穿自足，爹才将七斗米放到大舅家，并要我在他家吃住——此举竟惹起我亲姥爷的极大愤怒，这是后话。
　　 那天在大舅家吃过午饭，已是后半晌，由大舅引领，我们爷俩走进庄后紧贴北山根僻静的三间草屋。一间是先生和家人居住，另两间被打通，摆放着形状不一的民间桌凳，分桌坐着二十几个学生。先生清瘦的长脸庞，两只带双眼皮的大眼睛，一副偏厚的嘴唇，约四十岁左右，身着长袖灰布衫，说话慢声细语，很像城里的买卖人。后来我知道，先生果然在城里西街开过店铺，他姓冯，名宝璋，自幼熟读私塾，因生意败落，才由亲戚引荐，冒险来山沟教私书。先生微笑着和父亲说了些什么，我没注意听。大舅和父亲一走，先生就让我站到教桌前，介绍给众同学。
　　 听说我是从大镇子来的，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他们中有些人都期盼着进洋学堂，因为想谋个伪差，必先读几年洋书；他们想不到念过洋书的学生倒来这儿读私塾。面对一双双异样的目光，我聆听着先生有关“学规”的训示。在先生的教桌后面，依墙供奉的是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木牌牌，先生告诉我，众弟子每早要对先师牌位鞠躬敬拜；学生每天要规规矩矩在自己的坐位念书，不得说笑、串位、打闹，如若违规，戒尺（一条打手掌的硬木板子）严惩。让我至今不忘的是放在圣龛前的那个写着“出恭”二字的小木牌，谁若外出如厕，必须拿上这个牌牌；假若“出恭”牌被别人拿走，你再内急，也不许出走学房，哪怕屙尿在裤裆里……很久我才明白，先生所以这么规定，是防止两个以上学生同时出去就会玩耍或打架，因为茅房就在屋后，转过茅房钻过部落围墙的防水孔，可以径直登上北山，捉蝈蝈、逮蚂蚱、拾雀蛋等戏耍极容易。
　　 念私塾十分呆板、困顿。开蒙学生都须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依次读起，而后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天由先生“号书”，即：指定读书段落，然后自己去读，不会或忘了可以问先生或身旁同学，临放学前要到圣桌前背书，即将书本交给先生，随即转身背书，背不过就挨手板或用教棍敲头；不用心读书而又违纪打架者，常被罚站或不准回家吃午饭。谁有死记硬背的过硬的本领，谁就是“好学生”。通常，先生也坐在圣桌前陪读，边读边监督学生。先生在场，大家都摇身晃脑地高声朗读自己的书，学房内一片嗡嗡声；先生一旦离座出屋，读书声就乱了调，甚而互相打闹，小动作百出。为杜绝混乱局面，先生便指定一学生为“大学长”，如先生不在时由大学长全权代管。一般是读书最多、学习好的学生为大学长。
　　 大约一个月后，我便被先生指定为大学长。尽管我是晚入学两个多月的插班生，但我读书最快，没一个月，便成为读书最多者。因为《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以及《大学》、《中庸》等，我在念日伪初小的寒暑假期间，都偷着学过，是校长徐化民背着日本人教的；有的还给讲解，如《三字经》中讲历史的一大段，徐校长明确指出：这就是我中华民族历史的“小纲鉴”，记住这些，就大体知道了我们中国的历史。还有《名贤集》里为人做事的一些语句，在徐校长启发下，我也能懂其中的意思。一般说，弄懂的东西最容易记牢。因此，在读私塾的近一个月中，我等于把上述书籍重温一遍，再一次逐段、逐篇地背记。我学习之快，令冯先生惊叹。也就在这时，我爹来私塾看我，先生喜盈盈地一再夸我聪明，还说了“长大能当县长”之类的赞语，意在讨取父亲欢心，要他下决心继续供我读私塾。
　　 当大学长和读《论语》（上部），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记住“子曰，学而时习之”于我并不难，难的是大学长怎么当？在二十几位同学中，我是年龄最小、个头也最矬者之一；可那几位学习差又爱打闹的同学，都长得身高马大，还横不讲理。我对付他们的办法，一是尊重，二是威吓。在三道沟，基本上是刘、宋两大姓，加之两姓几辈联姻，论起来他们多是我的舅舅或姥爷，当他们打闹时，我就喊：姥爷舅舅们，别难为小外甥了！我这么一喊，他们多都有所收敛；如若个别人再闹，我就威吓：你不会的别来问我！有人还真怕这一招，书背不过要挨手板的。但无论如何我不会用“告诉老师”相威胁，那样会把关系搞僵，我也就不是他们的好外甥了。“大学长”和“小外甥”的地位，使我得到尊重和爱护，他们时常拿来饽饽或采摘的水果给我吃，先生发现了也从不干预。有位姓盛的小同学，和我最要好。在我没当大学长之前，他常挨欺负，一是个子小，二是外姓，加之他父亲盛子章长久外出无音信，孩子们常骂他“野种”。他真心和我好，我便处处护着他。万没想到解放后的1950年代初，承德地区冒出一位专治性病的专家名叫盛子章，当了地区中医院副院长，一细问，果然是盛的亲生父亲。盛来承德看望父亲时，也顺便到我家，那时我已调承德工作，我们笑谈那段童年友情。
　　
　　 姥爷，姥爷的家
　　 现在回想起来，读私塾也并非死读书。尽管没有上下课活动时间和星期节假日啥的，也时不时穿插一些别的课间事项，譬如，写仿习练毛笔字或由老师领读吟唱《千家诗》等，以调节孩子的学习兴趣。记得上学没两个月，老师就回县城买来写仿纸，并给订成大本本，然后由他给写成“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的大字仿样，夹在本本里，让学生们照仿样书写。写仿与唱诗课目，多都留在下午放学前的一小时，恰是孩子们读书疲倦的时候，所以大家兴致极高，天天喜盼这一小时。再是，老师回县城或临时有事外出，也放假半天或一天；甚至两三天。这样我就常有自由活动时间。有时回亲姥爷家，有时跟随舅舅们上山，也有时帮助大舅家干点小活儿。
　　 姥爷家原先住在小后沟，是日本人搞“集家并村”搬迁到这庄的，就住在庄西的道坎下。住房很窄，与别人合住三间屋，中间是两家合用的厨房，全家五口人只睡一铺炕。这五口人中除我姥爷外，还有我二舅、五舅的夫妇四人，我真想象不出他们怎么睡？屋小炕挤，也许是爹不让我住姥爷家的原因之一？再是，姥爷家山地极少，日子紧巴，多半日子吃糠咽菜。尽管如此，爹不让我住亲姥爷家而去住远房的大舅家，无论如何是让我亲姥爷脸上无光。记得我第一次去姥爷家时，姥爷激愤地骂道：你爹缺人味！嫌我穷？怕我家抢了你的食！说得我脸颊火辣辣的，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姥爷虽然怨恨我爹，心里还是很疼爱我这个亲外孙的。我每次去，他必留我吃饭。其实，我很爱吃姥爷家的饭，虽说不是纯米净面，但那些莜麦面掺野菜做的“苦力”、豆角山药面条、煮嫩玉米等，我每每都吃得撑肚皮。我特愿意去姥爷家，稍一有闲空就想去，不单是血缘亲近，总觉得姥爷家比大舅家热闹，是消闲、凑趣的好去处；尤其到晚上，炕上、地下满屋子都是来串门的人。而且爱说笑、打闹的青年人居多。有时他们撺掇姥爷说书、讲古（姥爷能抱着三弦自弹自唱，能说唱成本的《瓦岗寨》、《杨家将》、《说岳》等），即便不说书，大伙儿也愿意与姥爷扯闲，天上地下、庄里庄外什么都说。给我的感觉是，这深山沟比我们大镇子语境宽松，山民们什么都敢说，狠骂鬼子、汉奸。在我们镇子，不单大人们说话谨慎，还嘱咐孩子们：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嘴”，小心被当作“思想犯”逮走。小铺子和店家，墙上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提示。镇里的敌伪人员多，除了村公所、警察署、协和会、鸦片组合里的无数双贼眼，还有化装成行商、小贩、乞丐等众多便衣特务，真不知哪句话犯歹被抓走。我的三舅和六舅就是从我们镇子被抓走的，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当劳工。六舅死在那里；三舅是苏军进攻东北时才逃了回来。我实在没想到深山沟说话这么随便，还常有个把新面孔，与姥爷神神秘秘地说些什么。有一次我偶然听他们说：“小后沟夜里被人们踩出一条新道，是有队伍北上开辟工作……”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当时只觉得姥爷在当地很有威望，直至日本投降两年后，闹“土改”斗汉奸时，姥爷当了本村的“人民审判庭”庭长，他在主审“犯人”时，幕后指挥他的我党工作人叫程超杰（后来是隆化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当地主武装“自卫队”突然来进攻，程带着工作人员跑进大山，当“庭长”的我姥爷被敌人抓走，五花大绑带到大营子，打得皮开肉绽。还是我爹托人送钱，才保住姥爷的一条命。当然，我更不知道我二舅是三道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直至他病逝，身份自然是农民。当时我只知道，姥爷在屋地的北墙角挖了个地洞，很深，很大，能藏下五六个人。冬季将土豆、萝卜也放在洞里。晚上我去姥爷家，没别人时姥爷就下洞给我取萝卜，个儿不大，挺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