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
　　
　　 打开电视机，某电视台正播放歌曲《家在东北》，欢快悠扬的旋律、贴近生活的歌词，加之歌手认真投入的演唱，把歌曲内涵体现得淋漓尽致，句句唱出塞外东北的山水秀丽、道出东北人那种豪情奔放的性格，把小伙子的胸怀宽广、大姑娘的热情奔放体现得恰到好处、也展现得一览无余，随着欢快的歌曲流淌，眼睛看着电视机画面，林林总总的陈年往事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二、初识东北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党的各项政策逐步深入民心，祖国各地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然而，时光流淌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神州大地却遭遇了连年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祖国各地很多地区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有些地方甚至达到颗粒无收的程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要属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灾情致使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当地已无法生存，无奈之下只好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有的人家携家带眷一同上路、大部分家庭都是先出一人寻求生路，所有到外地谋生的灾民，大部分都奔向地大物博的塞外东北，当时人们把东北统称为北大荒，灾民们那种成群结队的迁徙现象，当时一度曾被称之为盲流，去东北谋生被叫作——闯关东，那几年受灾的现象后来被称作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老家在河北沧州某地，是灾区中的重中之重，吃不饱的现象已不再新鲜，后来发展到基本靠吃野菜、树皮、玉米瓤子淀粉等维持生活，这种艰难的日子勉强挨到一九六二年夏天，靠父亲一人工资实难维持八口人生计，父亲便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教书工作，先家人一步踏上了去东北谋生的火车。
　　 我当时刚过十岁，因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身体已经瘦成了皮包骨，细细的脖子顶着大大的脑袋，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活脱脱就如《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父亲去东北后曾经有人摸着我大脑袋调侃道：“多好的孩子啊，看把你都饿成什么样子了啊，不过你小子有盼头了，你爸爸已经去了东北，那里粮食多得是，到东北以后几顿棒子（玉米）面大饼子就把你撑胖了……”
　　 自父亲走后全家人就天天期盼着，等待着父亲捎信来让我们去东北，一家人常坐在煤油灯前猜测父亲在东北什么地方落脚，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东北林林总总的事情，有说东北多么荒凉的、有说东北天气多么冷的、有说东北人有多么野蛮的、还有说东北人乐善好施的……
　　 我由于年龄小对东北情况一无所知，故此大人们议论时只能静静地听着，脑海里却闪现着父亲的身影，憧憬着东北棒子面大饼子那种黄黄的样子，仿佛看见父亲正拿着大饼子大口大口地吞吃着，嘴里便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口水。
　　 那时候不但交通不发达，通讯也极其落后，父亲走后娘如果想查寻他的情况，就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打电话，而邮局话务员反复拨打父亲留下的联系人电话，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想联系的几个人，所以家里根本无法获知父亲去东北后的丝毫信息。
　　 两个月后父亲拍来电报，告知他落脚于吉林省西部，位置在号称八百里瀚海的松嫩平原，于白城市东北部的嫩江与洮儿河交汇处。
　　 自父亲去东北之后，娘便把家中的物品陆续变卖掉换东西吃，接到父亲电报时所有物品已基本已被卖光，只剩下几间房子没有人买（人们连生活都无法保障哪有钱买房子啊），临走那天娘锁上房门，全家人一步三回头地走出院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闯关东之路。
　　 那时候年龄小，不知爷爷在哪里联系到一辆敞篷汽车，大家坐上去之后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沧州，当天下午就买票坐上了去东北的火车，咣当当，咣当当，火车经过两天一夜颠簸，载着我们一家七口来到了吉林省白城市镇赉火车站。
　　 父亲落脚的地方是一个小山村，距离镇赉火车站远达七十多里路，下火车后一打听我们顿时就傻眼了，不要说父亲落脚的小山村，就是那个村子所在的公社（乡）连客车都不通，无奈之下爷爷只好领着我们徒步去找父亲。
　　 当下根据本地人指给我们的路线，出了火车站步步奔东北而去，出城不远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不尽的芦苇荡、漫天遍野的小叶樟，偶尔也可以见到一片庄稼地，只是极少有村落出现在路边，直到走得我们筋疲力尽时，才遇到一个仅十几户人家的村子，向他们打听离父亲落脚的村子还有多远时，人家告诉我们还有很远、很远，那一刻懂得了东北地大物博、乃至人烟稀少的真正含义。
　　 父亲落脚的村子叫小李村，地处三个乡边缘交界的地方，当地人称这里为三不管地带。
　　 来到小李村之后，生活状况果然与河北老家有所不同，就如老家那位摸着我脑袋开玩笑的人说得那样，这里黄黄的棒子面大饼子可随意吃，尽管到东北后我家暂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家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但当时我们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因为这里可以吃饱饭。
　　
　　 三、祸起萧墙
　　
　　 搬来东北最初时居住在生产队社房子里，全家人和另一户河南省来的灾民挤在一起，队长派人在一间房子里搭了南北两个大炕，河南那户人家因来得较早住在南炕，我家七口人全挤在一个北炕上，父亲在生产队当饲养员住在马棚旁边饲养房里。
　　 转年春天生产队给我家弄了些檩木，在村民们帮助下盖了三间房子，我也去学校读书了。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因初中要去几十里地外乡政府所在地就读，加之父亲一人参加劳动家里日子难以支撑养，我不得已结束学生生涯，在生产队干活挣着半拉子工分，和父亲共同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成了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不读书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场浩劫竟然也使我家遭了意想不到沉痛磨难。
　　 那是一个没病找病的年代，平白无故蒙冤受屈的人到处都有，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好人被污蔑成牛鬼蛇神、被莫须有罪名弄去劳动改造的、锒铛入狱的……
　　 现代人或许不知道什么叫成分？这里我要扼要说明一下，改革开放之前是有成分区别的，城市中如何区分我不知道，那时候农村有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之分。那些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因祖先（或本人）是剥削阶级，所以他们的子孙（或本人）都遭受歧视，地主、富农的儿子找对象很困难，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打了光棍……
　　 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之后，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更是雪上加霜遭殃，而贫下中农成分的人是领导阶级，所以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说话底气十足。
　　 我家成分土改时划定为中农，本应不在被批斗之列，但爷爷却因遭人诬陷，轮番批斗使他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未等到沉冤昭雪便含冤离开了人世。
　　 爷爷被冤枉的事情，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之后，小李村革委会突然接到来自河北老家的一封信件，内容大意说老家土改时期爷爷曾说过某些反动语言，造反派们看完信便如获至宝，马上把爷爷列入重点批斗对象，把被批斗地主富农们暂时放在一边，集中力量对爷爷进行肉体与精神摧残，几天几夜不让爷爷休息，逼迫爷爷交代历史问题、逼问爷爷彼时都说了什么反动语言……
　　 事实上爷爷根本没说任何反动语言，不承认造反派们就轮番折磨爷爷，后来还是毛主席那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语录救了爷爷的命，工作组不允许造反派们再打人，否则爷爷非得被造他们打死不可。
　　 爷爷身体虽然不再被摧残，却给他定了一个历史不清的罪名，历史不清属于政治问题，这顶无形的帽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把爷爷压得喘不上气来，全家人都跟着遭了秧，特别是我，因当时正值征兵季节，我报名参军身体初检、复检都已合格，进行到政审阶段时爷爷的事情恰好发生，当即便被取消了当兵入伍资格……
　　 爷爷虽然不再被批斗，但思想状态却处于严重压抑中，心底痛苦达到无法承受时曾寻短见被人救下，但是，精神压力极大的爷爷，心中所受苦闷却无处诉说，刚过七十岁已被摧残成风烛残年的之状，半年之后便含冤离开了人世。
　　 爷爷被折磨的无奈时曾和父亲说：“此事在这里是无法说清楚了，不行咱们还回河北去吧……”
　　 可是爷爷哪里知道，当时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不要说他回不去河北老家，就连我家来外地客人串门时，都必须要向革委会报告，理由是以防我们搞串联活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爷爷去世后父亲去请示革委会主任葬于何处，当时在村北划出一块土地，称之为贫下中农公墓，所埋葬都是贫下中农死去的老人，地主、富农家的老人死后不允许葬入这里，我家是中农成分，按说爷爷是可以葬在这里的，但由于给他定性为历史不清所以须请示后再葬。
　　 革委会主任那天还算开恩，父亲请示时他买好的样子说道：“虽然老头的历史还没调查清楚，但他也不是地主富农，就到贫下中农公墓那里选个位置埋了吧……”
　　 还记得父亲回来和家人学说时竟然有种自豪感、或者说是感激的样子，就如办了一件得意之事，一脸满足的样子看着大家说：“李主任说了，让老爷子葬在贫下中农公墓……”
　　 在爷爷葬于东北大地五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的时候，乡里才委派一位北京知识青年、和一位姓孙的小学校长，到河北我们老家去调查爷爷的事情，他们俩用了近一个月时间，走访了老家一些土改时还健在的人、及知晓有关此事过程的村民，最终把爷爷的事情调查清楚了，原来爷爷在老家时得罪了某人，而此人儿子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村里任革委会主任，在其父指使手下写了一些污蔑爷爷的话，利用手中权力盖上大队（村）公章寄给了小李村，故此才致使爷爷无辜蒙冤死去。
　　 后来我搬离小李村到乡政府所在地工作，有幸接触到去河北老家调查爷爷事情的那位孙校长，他和我学说了调查时的全部过程，由此我才明白爷爷实在是死得太冤枉，当天便骑摩托车回了小李村，父亲得知了事情真相之后，当即拉着我就去了村北墓地，父子俩双双跪倒在爷爷坟前，把事情经过和死去的爷爷一一述说，以此告慰爷爷蒙冤死去的亡灵。
　　 爷爷已长眠于东北大地，八十年代初奶奶也与世长辞合葬于爷爷墓中，而此时村北的贫下中农公墓早已名不副实，在距爷爷奶奶坟墓不远的地方，便埋葬着那个绰号叫李迷糊的地主老头。
　　
　　 四、难以取舍
　　
　　 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那段时间里，在儿女们撺掇下父亲曾回河北试图恢复他教师身份，因父亲如恢复教师身份补发工资不算，子女们也可以因此转为商品粮、乃至给安排工作（当时吃商品粮时髦、比农业户口吃香很多）。
　　 父亲回河北后找到他当时任教的学校，及负责落实政策的有关部门与人员，据父亲回来和我们学说，好多人是他当年的学生，这些人对父亲恢复工作一事毫无异议，只是他们仅能在河北为父亲办理，东北的事情他们则鞭长莫及，于是父亲回来和我们商量。
　　 此时我们由河北搬来东北已近二十年，来东北之后父母又生了三弟和老弟，在老家时生得年我们四兄妹因年长均已组成家庭，各自的配偶自然是东北人、且都已生儿育女。
　　 尽管大家都对吃商品粮眼红、尽管都向往有一份吃皇粮的工作、继而也可以摆脱田间劳作之苦，可是，当我们听父亲说完事情概况之后，兄妹六人全都如泄了气的皮球，对父亲恢复工作不再抱什么奢望了。
　　 因我们想吃商品粮和有工作就必须回河北，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家的兄妹四人，各自配偶必须离开生养他们的东北，也就不可避免地撇下东北的父母及兄弟姐妹，父亲说完概况之后，弟媳当即表示反对，告诉父亲宁可不吃商品粮、不要工作也不离开东北老家。
　　 当时三弟和老弟还不曾成家，父亲考虑到还未到成婚年龄，便打算把我们年长的四个儿女扔在东北，然后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去河北定居，那样两个小弟就可以解决工作问题。
　　 但是，扔下我们四个家庭在东北的，父亲心里依然不舍，故此那段时间难坏了父亲，每天都常愁眉不展地找我们探讨何去何从。
　　 或许见几个年长的子女对商品粮和工作的事不再热情，或许母亲当年来东北时饱尝了骨肉分离之苦，母亲也站在我们这一边不支持回河北，父亲权衡再三最终意味深长地和我们说：“回河北只不过是一种愿望，你们的爷爷奶奶已安葬在东北大地，年长的几个兄妹也都和东北人组成了家庭，我们在东北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大家也都习惯了东北的生活方式，所以东北早已成为了我们的故乡，河北就算再好也已不再属于我们，孩子们，安心在东北过自己的日子吧，咱哪也不去了……”
　　 从此之后父亲便打消了回河北的活思想，勤勤恳恳地来往于儿女们之间、忙碌在东北辽阔的大地上，直至七十七岁作古也未曾再提过回河北之事，因父亲明白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完全融入了东北这片土地。
　　
　　 五、初衷已改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我由一个来东北时的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叟，不过我曾在离开老家三十三年之后回了一趟河北，去了一次那个生了我、却只养了我十年的老家——河北沧州，那是在我三四十岁那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