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写毛笔字，缘于外公撰写的春联。
　　 外公小时候上过私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文化的人不多，写一手好字的更少，况且外公在交文游击队做过交通员，还算有点知识，春联总能跟上形势，村里人也喜欢。不过也有例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记不清哪年了，外公写了一副“计划生育就是好，……”下联却记不得了，惹人家不高兴，因为人家生了三女儿拉弟、引弟、改转，而他老人家却想到了党的政策，也难怪人家后来把这副对子贴猪圈的大石板上了。不管怎么说，每年刚刚过了腊月二十三的门槛，外婆就打扫了西正房，炕上放一方桌，然后把笔墨石砚一摆，便去抱柴，才生好了火，乡亲们就卷着一筒筒红纸来了。从我记事起，就帮外公倒墨按纸，把写好了的对联小心的放在地上，不一会儿工夫，蓝砖与石板铺成的地面上就满堂红了，连我的立脚之处也没有。这时，一直盘腿坐着的外公就点燃了半截烟，吸两口，掐熄，再从布兜里掏出一块冰糖放嘴里，把腿伸到方桌下靠墙闭目养神。其时，他是在酝酿下一家的对联该写点什么，有大门没有、几座院落、多少门厅、家庭状况、猪圈羊圈牛圈鸡窝都在哪个位置，甚至连人家的水缸米面瓮上写什么都过了一遍。这时，先写的对联墨迹就干了，我小心翼翼地按户分好，把横批和上下联搭配清楚，以免有的人家牛头不对马嘴弄出笑话。
　　 等我到了十几岁，外公已是古稀之年，他连着写几天就有点累了，况且过年要蒸食、打扫、贴窗花、压餰板、炒冻豆等等，外婆也上了岁数，里里外外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每当村里名声不大好的拿来红纸的时候，她就不给人家好脸色看。于是我向外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些大队院子里一年也没人去的地方还有鸡窝猪圈等不大见人的地方就我来写，这样外公就可以活动活动筋骨了，也能抽空帮外婆准备过年的事了。外公怕这样不好，无奈我一再央求，外公拗不过我，从此我就开始了写毛笔字，那年我十二岁，笔管握在手里如柁梁一般沉重，腕力欠缺，手指哆嗦，写出的字小丑般猥琐滑稽，全然是一滩烂泥摊出的字尸，略无生气。我这才明白外公手中的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在他的手里毛笔是手指的延伸，在我的手里则是一根粗涩的木棒。但，我在坚持。
　　 就这样一直到上了汾阳师范，那时每天中午都有一节书法课，由发须皆白的王相猷老师指导。我这个人脑瓜子笨，不会理解楷书那么多的笔画要领和技法变化，相对来说，隶书质朴一些，笔画特点较少，适合我稚拙的性格，于是我就从《礼器碑》、《曹全碑》、《石门颂》等开始练起，但也是徒有其形未懂其神。每等王老师一来，我就举手提问，王老师不厌其烦耐心解疑，有时便手把手教我写字，每次他离手之后，我的手指都要麻痛半日，从此，我知道写字要有力道。每到过年之时却不敢写对联了，自觉写得丑，怕人笑话，这时，反倒是外公笑呵呵的鼓励我去写，不仅是鸡窝猪圈的，而且把自家大门上的对联也让我写了，我却战战兢兢了。
　　 上大学时，我喜欢山水画，可能打小起，山和水就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吧，我对山水有太多的依恋之情。有一次，我画了几张山水画给王康老师看，他没说什么，只是在一个星期天，他突然要我带他回我交城老家一趟。我家在交城山石壁沟龙山山脉南端，这儿山脚下岩石裸露，山顶覆盖了厚厚的黄土，灌木丛生。王康老师给我示范了几张画，说：“如此山清水秀之地，难怪你的山水画还有点意味，可惜……”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我，语气深长的说：“你得多练练字，字是个问题！”
　　 画画如写字，笔笔需功力，这我清楚，我也清楚的是自己的笔墨上还欠功夫。然而，毕业眨眼二十年，我壮志豪情四处碰壁，却对写字生疏了，看到同窗好友颇有建树令人汗颜，于是便振作精神，提起笔来，奋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