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交城山里长大，下学后，和小伙伴们就漫山遍野的玩“地雷战”游戏，每当此时，就会有大人指点我们埋地雷的方法，尽管埋的都是一些石头瓦片等假地雷，但是，他们手法纯熟经验丰富，确是我当时没有多想的，还以为大人本来知道的就应该比孩子多。记得那时候，村里人家谁家墙下不躺着几颗中间钻了孔的石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快过年的时候，小伙伴们就把石头放东沟里摆成一排，瞒着大人把鞭炮偷来拆开，把火药抖到石孔里，扯几截引线，同时点燃了，“焰火”颇为壮观。大家还没有欢呼雀跃，闻讯而来的家长，分别揪了我们的耳朵回家跪在神衹前“悔过”，也有运气好逃跑了的，却少了除夕夜的压岁钱。
　　 也不记得比我年长几岁的叔伯二哥，是怎样发现了讲桌下面的地道的，他们几个胆儿大的“捣蛋鬼”，趁星期天老师不在校的时候，捏着手电偷偷地钻进了地道，由于年久失修，好多地方已经坍塌，他们只是在几处缝隙里找到了一些条形火药，很薄，每条20来厘米长，大家把它们摆成字，点着了，看着火光过后，地面上就留下黑色的痕迹，非常有趣。伙伴们把它叫做“棉花炸药”。进地道的事还是被校长知道了，他怕出事，就让高年级的学生担土填埋了洞口，后来还用水泥浇灌了地面，同时把我们的好奇心也浇铸进了地道。
　　 但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慈眉善目的外公，他不多言诳语，更不会和村里人有一点的口舌之争，他除了作务庄稼，就是清理居室，总是打扫的干颜刮净。自从妈妈生下弟弟之后，我就和外公外婆住在了一起，每到晚上，他们就给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所以，那种对鬼子的仇恨，从小就深深的“灌输”在我心里，也养成了我从小爱听故事爱看书的好习惯。外婆仗义疏财，村里人都尊称她富婶，其实，有不少人岁数比她都大，谁家红白喜事生孩子不请自到，广结善缘。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村里来了几辆绿色的吉普车，外公家来了好多人，其中一个领导问外公有什么需要照顾的，请尽管提出来，外公外婆连连摆手。虽然如此，后来，外公还是领到了退休金，外婆也有了生活补助金，舅舅初中毕业后，去了县城有了稳定的工作。母亲留在跟前照顾二老的起居饮食。他们一直过着朴素勤俭的日子。
　　 而萌发了写这篇小说的想法的原因却是这样的，在2015年8月13日，县文联韩笑丰主席联系到我，要我到原红灯市场遗址，即交城县成村“丰亨店”进行绘画记录，我欣然前往。在听了86岁抗日志士王士杰讲述的，红灯市场运营前后诸多故事时，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因为，其中有好多地方还有外公外婆的影子，我不禁热泪盈眶。当时，我根据老人的描述，把革命先辈生活起居的原状尽量描绘出来，直到老人确认满意为止。
　　 事后，我拿出一幅幅画面反复观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我头脑中跳跃出来。我把一个个人物从脑海里搜寻出来，按“地下交通员——红灯市场——物资转运——对敌斗争”的思路进行分析，一幅幅画面更加丰富生动了。
　　 就在那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写作的欲望。
　　 我想写点东西。
　　 我掩卷深思。
　　 战争，对一切深处最底层的、不幸的老百姓来讲，意味着是苦难、是心酸、是戳心剜肝的灭顶之灾。即使这样，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都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虽然他们衣衫褴褛，未必有几个人能说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但是，历史正是这一群看来微不足道的老百姓用血泪浇灌而成，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么同样可以说，没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持，也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我急切地想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有了这种欲望，在工作之余，我四处收集资料，走访英雄的后人。原红灯市场的物资转运站，“丰亨店”西店掌柜王献瑞（转运站负责人）的四子王士杰的口述，提供了整个事件的始末，构成了小说的轮廓。“丰亨店”东店掌柜王士彦四处奔波，搜寻文字资料，丰富小说细节功不可没。最令我感动的是张敏曾（敌伪时期成城村村长、红灯市场负责人、敌工团团长）长子张树苌老先生，当我前去拜访的时候，他非常热情接待，虽然已经87岁高龄，但是精神矍铄，他翻开记忆的长河，把他父亲的生平历史娓娓道来，尤其谈到他父亲利用红灯市场这个渠道，输送爱国青年到革命根据地时，着重强调了1938年6月，他父亲引导县城苏铸（华国锋原名）等五名学生投入抗日队伍的过程。并谈到了抗战时期华国锋南下作战，任湖南省委书记时，曾经寻访以经商为名搜集情报的张敏曾。而此时，张敏曾由于工作需要，已经回到交城，华老多次提起，深感惋惜。与老先生相谈甚欢，不觉夜深，依依惜别。第二天才到单位，远远地见一老人背微驼，拄一竹杖颤巍巍正爬楼梯，看着背影，心里不禁一动，紧走几步赶了上去，真是张老先生。我扶他进去坐坐，他摇手拒绝，“咱这是私事，不进公门之地，不占公家时间”，我解释说这是学校办公室，这节我也没课，不违反纪律，可老先生说：“公私要分明，你是老师，教书是公事，写小说是私事。昨天你走后，我翻到一些资料，给你送过来，也许有用。”说完，他把一个手提袋递到我手中，按了按，转身就走。虽然耄耋之年，但是，老人下楼梯速度却很快，我过去扶着他，他连说：“不用，不用。”当然，我提出送他回家的要求也被坚决拒绝了。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校门口，我觉得手提袋更加沉甸甸的，那是一种责任感，那是一种使命感。
　　 在写作过程中，我以史实为依据，以小说为载体，把普通民众为抗战而英勇向前的故事叙述下来，“红色市场”开办以来，张敏曾、王献瑞等人不顾个人安危，经常穿梭于敌我之间，既要动员本地民众和商人以及周围平遥、祁县、太谷、娄烦、太原等地商户提供货源，又要从平、津、沪等地挖掘和外调货源；既要通过各种渠道疏通敌伪关系，又要保证军需品地安全运输。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红色市场”共为根据地运布100余万匹、鞋30余万双，纸、蜡、肥皂、医药、电池等3万驮。他们为抗日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难道我们时人及后人不应该永远铭记吗？
　　 此文表现形式毕竟是小说，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两人或多人身上发生的故事、此地或异地发生的故事，可能在艺术加工过程中，有“张冠李戴”之嫌，在此一并说明。
　　 就要成书的时候，我无比激动。我之所以为此而努力坚持，为的就是希望革命先辈的事迹，能够感动时人和后代，让庇荫在其恩泽之下的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殷实与安逸。虽然我不是专业写作的，但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从小就植根在我脑海里，我以自己的行动来纪念、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之精神，这就是我的全部渴求和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