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男子，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嘴唇哆嗦了几次，才说：
　　 “平吉，你说，报考哪个中专学校？”
　　 “我要读一中。”平时就很安静的杨理平，此时声音更是细若蚊蝇。
　　 “崽啊，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今年的学费还是从信用社借来的呢。你说，是报师范，还是报农校？”
　　 “我要读一中。”杨理平要哭了。
　　 “读一中，读一中。你要气死我？三年高中要多少钱？考不上大学咋办？就算考上了，我还要送你读四五年书，你是要了我这把老骨头，是不是？”男子布满皱纹的脸上充满了哀怒。
　　 “随你便。”杨理平泪流满面地跑出了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内异常沉寂。
　　 “你们父子俩是不是再商量一下？”虽然班上多考上一个中专生，就能多一份荣耀，但当了杨理平三年的班主任，我深知这孩子潜力很大，“能不能就让他……”
　　 “老师，我家实在没办法。他妈身体太差，干不了重活，床上还躺着一个瘫痪了一年的老母亲，小儿子在读小学。我早就不想让平吉读了，但犟不过他，这几年我都是苦熬着。这次，我再不能依他了，我依不起他啊，我也被诊断患了胃癌，我怕影响他学习，瞒着没告诉他。”
　　 男人用颤抖的手在杨理平的志愿表上填上：新阳师范。
　　 望着那个佝偻的背影，想起失声痛哭的杨理平，我哀伤而茫然。
　　 当杨理平以中考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接到新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父亲已瘦骨嶙峋，卧床不起，疼痛难忍。亲戚想方设法弄来几支杜冷丁，开始还能让父亲有几小时的歇息，后来也失效了。
　　 那天雨下得好大，母亲喊平吉出去帮忙把鸭子赶回家，他父亲竟然拧开了电灯，结束了苦痛。
　　 安葬完了父亲，杨理平担着木箱和被子，走进了新阳师范。
　　 放国庆假时，杨理平和初中同学来学校看我。考上一中的几个同学胸前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很是神气，喜悦地谈着高中生活的新鲜事。新阳师范是我的母校，一样有白底红字的校徽的，而杨理平胸前空空的，我感到了他眼底的忧伤。
　　 国庆节后不到一个月，传达室周师傅喊我接电话，我迟疑地抓起话筒：
　　 “你好，我是新阳师范教务处，请问您是杨理平的家长吗？”
　　 “啊？”
　　 我惊愕，但马上回过神来，忙说：“是呢，有什么事吗？”
　　 “想请您明天八点来学校一趟。”
　　 “杨理平违反校规了吗？”
　　 “是，具体情况见面再说吧。”
　　 我僵在传达室，杨理平会违反校规吗？明天我一上午的课，哪有时间呢？可当我想到杨理平告诉他的学校领导我是他的家长的时候，一种温暖，一种超越师生的情愫在心里晕开，涌起了一种推开一切也要去看看他的责任感。
　　 来到新阳师范，正是学生早餐时间，教务处还没上班，我知道这个点也难找到杨理平。我就在告别了六年的母校校园里走走。那一排夹竹桃还在，那几棵大槐树还在，我们的教室，我们的宿舍还在，琴房还飘着动人的音符，美术室里大卫的雕像还是那么俊美，断臂维纳斯还是那么优雅……
　　 我转了一圈，回到了校门口，杨理平正站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校训碑下向校门口张望，我知道他在等我，我庆幸自己来了，不然，他会多失望啊。
　　 “我在寝室熄灯后用手电筒看英语，被生活辅导员抓了。说我既违反了寝室纪律，又不忠诚教育事业，专业思想不牢固，不想当小学老师。一定要通知家长，扣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您知道我家的情况，我妈连村庄都没出过，我奶奶还躺在床上……”
　　 “我知道，理平，你别急，问题会解决的。”
　　 教务主任说，为了警醒其他学生，教育他们牢固地树立做一名小学老师的理想，不但要扣杨理平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要给他警告处分。
　　 我说：“杨理平只是违反了寝室纪律，至于学习英语并没有错。现在农村教学水平落后，一个中师生毕业后并不一定教小学，而农村初中非常需要英语老师……”
　　 我现身说法，据理力争，终于免除了警告处分，至于扣了的生活费，我代他在总务处用现钱买了回来。
　　 杨理平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我又一次以他家长的身份来到了新阳师范。
　　 “杨理平留下请假条，说家里有事就走了，旷课三天。有同学举报他是去参加高考了，我们想证实一下，杨理平回家了吗？”
　　 “杨理平是回家了，他父亲病逝了。”想到杨理平的眼泪和挣扎，我坚定地撒了谎。
　　 等我再送走一届学生时，杨理平师范毕业了，回到了他初中的母校——成了我的同事。
　　 一期下来，全镇期末统考，他所担任的语文和历史都是倒数第一，班级管理也很混乱。
　　 学校安排我跟他再续前缘——结成教学上的师徒关系，我发现，杨理平字写得规范，普通话标准，教案写得很好，作业批改也很详细，但语言表达力不强，性格内向温和，组织教学到不了位。
　　 我告诉他，学生很会欺软怕硬的，你要镇得住他们，让他们听讲，才能提高成绩。
　　 “老师，您知道我的心不在这里，我多想在一个实验室里，搞我的研究啊。”
　　 “但是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岗位上了呀，不能误人子弟的。”
　　 “老师，我努力吧。”
　　 第二期期末考试，他担任的科目教学质量有所提高，但还是没能跳出全镇倒数三名的行列，被校长淘汰，由教育办重新分配到最偏远的川寨中学。
　　 我听说，杨理平又参加了两次高考，但都以几分之差落榜了。
　　 后来，又被安排到了最偏远的小学——瓜麓山小学。
　　 一年春节，杨理平带一大袋金银花来看我，头发胡须很久没修剪了，衣服也不整洁，鞋子上满是泥巴，消瘦不堪，精神颓废。我留他吃饭，喝点酒，他的话也多起来：
　　 “瓜麓山小学四个年级，只有我和一个代课女老师，我们只能搞复试教学，我教二、四年级，她教一、三年级，学生吵闹调皮，很难调教。
　　 放学后，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开始，我也乐得清静，但慢慢地我才知道那种彻骨的孤独比死亡更冰冷。
　　 我开始和那个女老师交往，那女老师说，只要我不离开瓜麓山小学，她愿意跟我。我累了，也不想再走了，就窝在这山窝吧。
　　 正在我们张罗结婚事宜的时候，瓜麓山回来了一个军官，是女老师的同学，女老师选择了做随军家属，离开了瓜麓山。”
　　 杨理平那一届的同学搞“十年同学聚会”，邀请我参加。十年时光，他们可都是卯足了劲，茁壮成长，有的都长得我不认识了。
　　 我忽然发现杨理平没来，班长说：
　　 “老师，我们也是这几天联系同学时才知道的。”
　　 “他怎样了？”
　　 “他患肺癌，去年已经离开了我们。”
　　 我不能煞全班同学的风景，勉强支撑着搞完聚会活动，和几个学生驱车来到这个三面被山包围的荒凉的村小。学校已经放学，一个老师也不见，只有几个孩子在玩丢沙包游戏。
　　 我问一个年龄大点的女学生：“你知道一个叫杨理平的老师吗？”
　　 女孩眨眨眼睛，说：“知道，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还告诉我们做过风筝呢。他那天在讲台前吐了好多血，第二天就死了，就埋在那儿。我妈妈说，杨老师是憋屈死的。”
　　 我们来到学校对面的小山岗上，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隆起的土丘，荆棘丛生，连块石碑也没有。
　　 我跌坐在坟头，瘫软如泥，忧伤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