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近四十年的故乡，最近，总是在梦里清晰地梦见它，甚至还是连续剧式的梦境，让我颇感吃惊。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不大，从东到西两排中间夹着一条街，其实前排也有一条街，因为离前街不远就是各家的自留地，就不叫正街，说白了也就是连通各家院落外面的一条土路，村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村子里地势很不平整，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村庄坐落在一个垮坡子上。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房顶后面部分大多在土里，离地面也只有半米高。小时候常常上别人家的房顶玩，惹得房子的主人追出来好远，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还是被人逮住臭骂一顿。
　　 我在那个小村庄生活了13年，后来远走他乡。在村庄住得时间久了，就那么几十户人家，从东到西谁家挨着谁家都可以数过来。
　　 后排房子，最东边那一家是润泉家，也就是挨着“东山”顶，说是东山，其实就是布满大小石头的土丘，因为比村子西边高出许多，村里人习惯叫它东山。润泉他爹有个绰号叫四大嘴，因为在家排行老四，嘴又大而得如此绰号。他家原来不是我们村的，是从坝下搬来的，据说在坝下生活很困难，就搬到这里。因为是后来的搬过来的，所有他家就在村子的最东边盖了三间房子，一家六口住在那里。儿子会画画，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听说后来当了画匠。四大嘴，不知道何时成了我的二姐夫。是冬天没事干，四大嘴媳妇，也就是我的二姐，在我家纳鞋底，和我母亲闲聊攀起了亲戚，她们怎么攀亲的，我不得而知，据说还不太远，在五福的边边上。
　　 后来四大嘴当上了我们生产队的队长，霸气十足。没到上工的时候就站在前面人家的房顶上喊一嗓子“上工唠”。全村的人们就拿着锄头叮叮当当的跟着屁股后面到地里锄地去了。要是谁家的小媳妇奶孩子迟到了，到了地头死命地训（好像他们家没生过孩子一样），毫不客气。说扣谁半个工就扣谁半个工，厉害着呢。
　　 有一年秋天，起山药(土豆)，起出一个比棉鞋还大的山药，人们就喊他过来看。他一看也十分的奇怪，这是村庄成立以来最稀罕的一件事了。他把那个山药拿回家做一熬菜，全家人都够吃。第二天社员问：“队长那个山药到哪里，是不是拿给大队队长了。”他说：“屁，我给吃了”。他还说：“妈的晚上做了个梦，梦里那个山药活了，还能说话。我突然醒了，对着地吐了三口口水，又睡了。没想到梦里有个老人说，你把我的孩子给吃了，还我的孩子。吓得我一夜没睡。他妈的见鬼了……”
　　 后来这个霸气十足的生产队长，刚刚到50周岁就死了，老人们说他吃了土地爷爷的孩子，土地爷爷跟他算账呢。哎，在我们农村人的心里，始终都影影约约地相信着神灵鬼怪。
　　 第二家是二拖拉家，二拖拉是因为走路总是拖拉个鞋子，从不抬脚，拖拉拖拉地老远就知道是他。二拖拉人长得不咋地，蔫里吧唧的，两手整天插在袖筒子里，说话漫声漫语的，可去了个媳妇十分的漂亮，是我家隔壁三舅爷爷家（记忆中似乎全村的是我家亲戚，反正我的辈分最小，出门不是爷爷呀、奶奶呀，就是叔叔大伯之类了的）二丫头。那身段、那长相、还有哪歌声的确让村里的很多同龄人羡慕。然而，更多人觉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据说有很多奇闻异事，那是大人们的事，小孩子记不住。只记得小时候在他家炕上玩气球，他家孩子好像和我差不多大，也就是六七岁。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两个气球叫我去吹气球玩，那知道气球越吹越大，我们就越觉得好玩。吹着吹着气球砰一声爆炸力，他坐在炕上就哭，我一看傻了，拔腿就跑，回家后好几天没敢出门，母亲问我咋啦，我说没事。后来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事，花了5分钱，找人从公社供销社带了几个回来给了他，我也就能出门了。
　　 下来是一个小走廊，从这个小走廊可以到我家自留地，我常常梦到那块自留地。梦里下着小雨和母亲去奶南瓜，就是用自家厕所里的大粪糊糊，舀上半桶出家门沿着这个小走廊直接就到我家自留地。用大粪奶的南瓜特别的甜还很面，十分好吃。到现在还时常回味老家自留地里的那片南瓜。
　　 第三家是二毛家，二毛兄弟三个，有一个在外面做木工活，几乎不回家，我也没见过。他弟弟到是和我很熟悉，叫丛宝子，至于姓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俩玩得很好。我临走的那年，他请我吃了一顿山鱼子，是我们老家特有的一种面食，由土豆和莜面合成而作的，很好吃，也算是上等饭了。说是他家，其实是公家的一间房子暂时借助给他们的，一推门一个大炕，炕里面是锅台，每次做饭的时候，家里乌烟瘴气的。他们兄弟也是从外地来的，一来的时候不是住在这里，是住在前街猪场的一个饲养房里，他们爷爷死了，就搬到了现在的住处。1978年，我离开家的前三个月，我还在学校上学，二毛骑着个破自行车找我，说是带我到坝下玩，我跟着就去了，自行车骑了整整一天才到达目的地。一进家门，一看我二姐夫在，也就是四大嘴。哦，我几乎明白了，是来相亲的。晚上一大家人睡在炕上，我想起来撒个尿，在家的时候，都是把娘叫起来，点着灯才去尿尿。可出门在外咋好意思叫人家点灯呢，再说一点灯惊动一炕人，大家抬头一看我在炕沿边的尿盆便撒尿，多不好。于是就硬着头皮下了地，开门出去撒尿。夏天的夜漆黑一片，再加上他们家住在山里，外面更是黑乎乎的，我生来就胆小，黑格隆冬的院子，我还没尿玩就跑回来了。第二天，可好了，我浑身没劲，大人们都在忙乎着定亲的事，我一个人躺在窗户下面的一块席子上只想哭。回家后，在家也整整躺了两天，不知道怎么了全身发软，就是起不了炕，母亲着急，请了个先生不知道怎么捣鼓了一下，第二天就好多了，第三天就浑身是劲，活蹦乱跳的，就能去上学了。到现在我对迷信也是半信半疑。
　　 接着就是老学校，我在老学校里上了一年多的学，后来新盖了一所学校，在前街的最东边。老师姓刘，民办教师，别看是民办教师，可能着呢。一个人音体美，语文数学全能教。那时候我们是复式班，一至四年级在村里，五年级在大队。一个年级10来个学生，四个年级也40多人呢。老师办就在隔壁公室一间房子，就一个老师。办公室挂的全是民乐，什么二胡、笛子、锣鼓镲等。
　　 老师办公室的隔壁是一个小型钢磨坊，磨坊的里面有一个炒锅房。如果有人家去磨面，我们教室就轰隆隆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根本就上不成课，老师打趣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室在钢磨坊，钢磨隆隆响，上课震耳朵，下课晒太阳。
　　 后来我们搬到新学校后这里成了学校养兔子的地方，房间隔成几个小间，养了许多兔子。有个好事的学生给每个兔子门上写上了字。曰：白鬼、黑鬼、花花鬼。有一天，大队校长去看我们养的兔子咋样，一进门就笑的合不拢嘴。原来他把兔子的兔全写成鬼了，以后成了我们学校的经典笑话。那个学生也就落了个花花鬼的绰号。
　　 接下来就是我三爷爷家，姓刘，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实在，从不欺负人。三爷爷个子没有三奶奶高，脸很黑，据说是放羊晒的。他常年那个羊鞭子，背着一个雨衣。他给队里放了好多年的羊，把羊放的肥美诱人，邻村的人还来取经，至于取到经没有我已经忘记了。
　　 据说三爷爷会治风湿。小时候隐隐约约的记得，说是用潮湿虫晾干，再用酒泡上，每日饮用一些就能彻底根治风湿病。
　　 据母亲说三奶奶还带过我。那是1966年，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家家有要上工，没办法村里的小孩子都交给三奶奶带，有点像托儿所的地方。他们家有个二伯伯，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腿不太利索，一直在家务农。后来学了吹唢呐，那年他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他就去吹唢呐挣钱供孩子上学（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三爷爷家的老姑，和我差不多大。人长得可进眼（漂亮）了，老人们都说长大了一定能嫁个吃公家饭的女婿。我到时最欣赏她那一嗓子的好歌。那时候，抒情歌曲少，都是革命歌曲。她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似乎是最抒情的，用柔声和气声唱法，听起来特别好听。后来队长说，好好的一首革命歌曲让她唱的魂飞肉跳，不让她唱了，此后再也没听到她的歌声。后来听说她真嫁给了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不幸的是不久就离婚了，她带着一个女娃开始沿街唱歌，一直把孩子供养大。
　　 接下来是我家，我家四口人，三个男孩一个姑娘。父亲给队里放了一辈子马和牛，但他的骑术不精。有一年邻村的队长来我们村买马，死活看上了那一匹小黑马。小黑马全身黑毛油光发亮，马鬃长长被我父亲修剪的整整齐齐达拉在一侧，十分喜人。队长都说了要卖，我父亲就是不同意。他一气之下偷偷地把马骑跑了，由于心理着急，光着马背就骑走了，在半山腰上还掉下马来，小黑马看着父亲嘶鸣，感动的父亲泪都流出来了。他把马放在里山上，说逮不住。然后换了一匹相似的黑马骑了回来，交给了队长，可邻村队长等不及，走了，我们村的队长好好把父亲批评了一顿。后来那匹马一直陪伴着父亲，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活着呢。
　　 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母亲，除了干完地里的活回家还要做饭、洗锅、喂鸡、喂猪等等一系列的家务活等着她，可她从没有埋怨谁。这也就是我很早就学会做饭的原因。
　　 记忆中小时大人特别忙，白天干活，晚上学毛选，跳舞，一刻也没有闲的时候。
　　 记得有一年，父亲去很远的地方放马，母亲在地里割地。西边飘来一大片乌云，一时间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地里的人收工回家。母亲回家后看不见我和哥哥，也顾不上多大的雨了，四处寻找我们兄弟俩，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找到。一直到父亲赶着马回来，还没有找到，急得母亲团团转。父亲进家门的时候发现母亲不在，孩子也不在，也着急地四处寻找，就一个小村子父母找遍了也没找到，问遍了也没有问到，急得母亲坐在门檐上直哭。父亲站在院子里四处观望，突然兔子窝上盖兔子窝天窗毡子移动给了一下，父亲急忙拉开毡子，发现我们兄弟俩在兔子窝睡觉呢。大哥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因为他们在院子里把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见动静，加之着急气就不打一处来。其实这件事是母亲后来给我们讲的，我早就忘记这事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