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李承葆在一篇《沂蒙九章》的报告文学中对沂蒙山区的百姓第一次看电影有过很生动也很煽情的描述:那是一部抗战电影，鬼子荷枪实弹开着摩托进村了，乡亲们见状纷纷逃跑，胆大的年轻人往屏幕上扔石块、甘蔗头……
　　 更早的一些时候，也就是再前20年吧，我在南陵县的一个古渡口——黄墓读小学时。那时，我家住在公社街上的供销社。出门是街道，背后是库房河堤漳河，北边隔壁是缝纫店税务所，再隔壁是邮政所，然后就有一个电影院。说电影院其实就是一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空房子，门口有好多级台阶，大门上方写着红红的“××电影院”的字样，两旁是各有一个窗户，进门是一片开阔地，一眼望去有一个主席台，那就是挂银幕地方，开会时兼做主席台，演样板戏时，又是戏台。
　　 1971年始，我在那儿度过了5年的少儿时光。学校的文化生活乃至整个儿公社的，由于条件限制是单调乏味的。除了打乒乓球扑克游泳捉迷藏，就是隔个十天半月看一场电影。记得放中午学从黄墓小学回来的路程很长，一旦发现有红色或粉红色的电影海报贴在散落各处的粉白民墙上。那放学之路便成了幸福之旅。我们总是一路小跑，一路叫着“今晚有电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许多尚不知道的人。脑海里立即映现许多猜想的电影画面。
　　 晚饭过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早已经聚在一起。手中有5分硬币的洋洋得意，因为半票进去，电影是肯定能看到了。没有硬币的，总是愁眉不展，离放电影的时间愈近就愈急。那时，我的最要好的同学兼伙伴是拖子（因为喜欢吃鱼拖，故名），他总是能想方设法搞到一角钱，带我看一个。实在也没有，我们就从已被挤坏的窗格缝里钻进去，或者到影院后面跟大人学，从一个稍低的墙角翻过去。如果这些都行不通，我们还有一招，那就是牵着检票的大人衣角混进去。而一旦进去了，又反过来总急电影还不放。每回快开影时，总有小伙子和大老爷儿们此起彼伏地打口哨。放映员于是放加影的纪录片——毛主席接见西哈努克，科学种田和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直等到门外没人打票了，于是正片才开始。
　　 这是说的在电影院，有时自己带个凳子坐着看。如果到村里看，那就只有一站几个小时了。有次跟着大人跑十几里地，看《海岸风雷》，可是那儿突然停电。还有次到8里外的东方红中学看《闪闪的红星》，放到中途停电，可是很少有人走，直到电来了电影放完，回家已是下半夜了。本来一人走一小截有点怕，可是因为潘冬子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的胆子突然无所畏惧了。
　　 儿时在黄墓看电影，如果细细道来，那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看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看奇袭阿福和鸡毛信。大多数是国产的影片，也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美反战影片。黑白的，放起来还常常出问题，烧一截片子接起来接着放是常有的事。我们每每和影片中的小主人公一道笑一道哭，小兵张嘎有枪了，我们得意之极，被捕了，我们叫他一定要英勇不屈。我们骂坏同学是胡汉山、黄士仁，我们捉迷藏时，人人都要当电影中的英雄，面对鬼子，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我们在电影里感受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应该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分辨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我们在电影中接受一次又一次教益，并逐渐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