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文学似乎离人们愈来愈遥远愈陌生了，然而，我却无来由地对文学生出一股怀念之情来。当我身心疲惫的时候，当我对自己似乎有足够怀疑的时候，这种感觉似乎来得格外迫切和迅猛。
　　 文学与许多美好的物事联系在一起。读初中的时候，一次暑假，我随父亲出差到芜湖。我们住在扬子江和青弋江的交汇处的宝塔根下的一个旅社里，已经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劳动？大众？横竖那时候叫这种名字的特别多。次日早上，父亲告诉我，他要到四褐山去办事，随手留给我一元纸币说我中午很可能不得回来，你自己买点吃的，出去玩不要跑得太远，免得忘记路，不知道回来云云，就自己走了。
　　 彼时的父亲是故乡船队的队长，四褐山那儿有他的船队，他是要去为船队处理一些事，顺便还要接洽新的业务。我就是跟着他们船队的挂机船，从青弋江顺流而下来到芜湖的。按照当时的速度，早上8时在古镇弋江出发，是要到下午4—5点才能到达的。我在小的时候，多次坐过这条线路，到芜湖，甚至到马鞍山、南京。
　　 像我这样小镇上的孩子，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有机会随船出来。每次出来，我都特别兴奋。好不容易到大码头来一回，哪能不到处走走。于是，出了旅社的门，到新芜路闲逛，那是当时非常热闹的一条街。我多次在当时芜湖最好的人民电影院看电影，是沙发座位，票也是最贵的。
　　 在新芜路往西，快到吉和街的交叉口，原是有个邮局的。报刊亭不但卖报刊，也零售一些书籍。我于是上去找书报。结果就发现了曾经在报纸上零散读过的那时特别有名的《艺海拾贝》。著者秦牧是当代一个散文大家。我相信很多人读过，并珍藏着这本书，且受益匪浅。那时文化图书才开禁不久，能够适合我们中学生阅读的文学书籍并不多，我们当时是太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了。
　　 我发现目标后，右手随即伸进自己的口袋，紧紧攥住那父亲留下的一元纸币，出门的时候，我还在那张纸币上用圆珠笔写下了我的名字，好像当时手心已经出汗了。抽出手来，看看自己的手有没有弄脏，然后终于开口叫服务员：麻烦你将《艺海拾贝》拿给我看看。伸手接过书，我飞快地浏览目录，发现有好些篇，我还没有在报纸上读过。于是，我翻转书看封底，因为那儿通常印着价格。
　　 书价看到了，是0.62元。而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元中餐费。如果买书，那中午只能吃面条或者馄饨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如何下决心买下这本书的，如今这本书在我青弋江畔的小阁楼里尘封着。人说秀色可餐，是讲美丽的姿色可以当饭吃，甚或可以不吃饭，又听说苏东坡（抑或苏舜钦）能够拿《汉书》下酒，起初我是不信的，有过这次中餐换书的经历，我改变了看法。文学还是颇有魅力的。
　　 那时候，爱好文学的青年实在是太多了，一如今日的厂长经理老板之类。贾平凹在《废都》中说，西京城真了不得，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打倒10个人，有8个是文学青年。三五成群到一起谈的不是文学，也是文学的亲戚，仿佛今日的搓麻炒股一般，已经司空见惯。
　　 对文学的怀念之情，还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逢相识。数年前的一个圣诞之夜，当时尚在城郊马山嘴工厂的我，有一个同寝室的工友。他叫我陪他到一个女孩家去。并说，我某次在团县委的一次会议前，朗诵的一首自己写的关于青弋江的现代诗，她感觉很好……
　　 于是，我随他去了。
　　 女孩穿一身白色衣裙，修长匀称的身材，在坐下来的侧影间完全可以一览无余。她正在台灯下读书，已经记不清是什么书了，好像不是《圣经》，就是徐志摩的诗集。于是，我们从诗歌谈起，戴望舒、徐志摩，普希金和泰戈尔，甚至说到《圣经》，以及房龙对《圣经》的演绎，还有康德的二律背反。说实话，我对康德是陌生的，根本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有些了解，那也是来自于李泽厚先生的“二手货”。故而，谈起二律背反，我是大为吃惊。我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女孩和我交流《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关于那么枯燥的“二律背反”以及康德的三大发现。
　　 女孩眉清目秀，袅袅娜娜，宛如李易安年少时的清词丽句，而谈锋之健，则似铜琶铁钹，豪气干云，全无半点脂粉气。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当我和工友告辞回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话说得太多了，而带我去的工友则被晾在一边，受冷落多时，不禁生出歉意。文学使原本陌生的两颗心，那么容易沟通，又是那么容易理解。以至今日，我们仍然是非常默契的朋友。有一日，她从普陀山旅行回来，还给我带来一个毛笔架和一块镇纸石。它们至今也还放在我的办公室的桌上。每次上班坐下来，我就要面对它，也同时缅想这段美好的回忆。一段关于文学，还有康德的圣诞之夜。
　　 其实，文学给人的怀念很多，正像我自己，也不仅仅就是上述两例。可以说，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一块心灵的芳草地，在滋润养育着我们的心田。文学带给我们的，也不仅是口舌之能、书写之便，还有年少时的许多足够珍藏的记忆，以及很纯洁、很真诚的心灵和情感……
　　 文学原是像空气、水和阳光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供我们尽情地奢侈地享用，而往往又被我们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