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送寒衣。
　　 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这天，按照传统风俗，儿女们要给已故的老人送过冬御寒的衣物。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去世便归于彻底的虚无了，就什么也不需要了。给故去的老人送寒衣，只是我们活着的后辈对已经离世的老人寄予的一种哀思和追念。
　　 由这个话题，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二十六年了，至于他老人家是否需要寒衣，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他在生前与我们相伴的岁月里每年冬季御寒都是穿他自制的狗皮棉袄，并且床上也铺着他自制的狗皮褥子。在我的印象当中，他的确没有为御寒而发愁过。
　　 我的父亲是抗战老干部。他老人家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西藏民主改革、开垦北大荒、支援大西北等革命和建设时期，既有功劳，也有苦劳，更有疲劳，但很少有牢骚。
　　 我父亲是林彪四野四十军一名最基层的干部，曾荣获过解放奖章一枚、朝鲜国旗军功章一枚，大小记功若干次。一九五八年转业时为行政二十一级干部，直到一九八零年离休前才提到行政二十级，也就是说，二十二年只长了一级工资——七块五角钱！离休四年后，中央下发文件规定抗战老干部离休后未达到行政十八级的提到行政十八级，按副县级对待，我父亲享受到了这个政策，但工资待遇依然不过百元。
　　 我父亲说，他在十五年的战争岁月里是在供给制下度过的，一九五五年实行薪金制，每月发给他六十多元钱，他竟然不知道怎么花。他说，那时他们刚从东北丹东开到四川南充，他下馆子吃饭，炒两个菜、喝四两酒、外加一碗米饭，仅用了四角五分钱！由此他想，他们浴血奋斗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已在眼前。
　　 一九五八年我父亲转业去开垦北大荒，在我母亲生下我大妹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时候，我父亲依然很乐观，让我母亲辞去了公职专门在家带孩子。然而，一九六零年之后，在农村老家无法生活的我外婆投靠了我父亲，随着我的弟弟妹妹们的不断降生，我父亲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收入所能承担的支出已经到达了极限。
　　 一九六四年，在支援大西北的高潮中，我父亲被调到数千公里之外的甘肃，我们举家来到了甘肃的一个林场。在集市上，当我父亲用一元钱买到了一背篼洋芋时，对我们说，我们来到好地方了，这里的物价特便宜。然而，情形远非如此。东北是北国粮仓，只因为过度的支援全国而粮食紧张，而当时甘肃粮食完全不能自给，广大的农民正在吃糠咽菜，一背篼洋芋之所以卖一元钱，只是我父亲的偶遇。
　　 很快地，“文革”开始了，这十年的折腾，我们家庭的生活不说也罢，因为我们毕竟是“市民”，可以吃到供应粮，比起当地几近于不能聊生的农民，还算略好一些！
　　 我父亲的一件军大衣，他一直存放了二十多年舍不得穿，一九七六年我参加工作时他给了我，一九八五年寒冬我因一篇散文获了奖去北京，我依然穿着它，见者视为文物。一九九零年，我父亲患癌症住院，我给他买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他老人家穿上时眼露泪光。
　　 我父亲喜欢养狗，一则在很难吃到肉的年月，狗肉可以解馋；二则狗皮可以做衣裤、褥子、帽子御寒。在那些苍凉的岁月里，父亲养狗，的确有特殊的功用。我想，当中国十四亿人民彻底摆脱贫穷、全面实现了小康之日，我们也可以郑重其事地为狗立法，不许伤害狗类！
　　 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父辈的时代我只经历了一小半，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历经炮火硝烟、艰苦奋斗，就是为了后辈不再过他们的那种生活。而今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他们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绝大多数活着的中国人缺少寒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反了。——为此，我们的确应该在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给已故的为了今天活着的人不再为寒衣发愁的奋斗者们，送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