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这几天她要在家待几天，多看看外公。
　　 孩子上高中，母亲正常都住在我家里，照看孩子，做些家务。这些对于操劳了一辈子的她来说，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她不大放心老家的几个人，排在第一的自然是我的父亲，可是父亲身体很好，虽然年近七十，尚看不出什么老态，我们到现在都把他和“老人”这个词汇撇得有些远，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
　　 父亲没感觉到自己的年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上面还有更老的老人：外公和外婆，一个八十八，一个八十五，因舅舅和舅妈常年在外打工，他俩是事实上的空巢老人，空了二十多年，从六十几岁一直到现在。
　　 舅舅是好福气的，每年就过年回来那么几天，家里的两个老人竟然都能好好地活着，而且活到现在，在整个村子里像这样年龄的老人双双健在是别无二家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以此为理由竟然有两年没有去看他们。
　　 外公应该习惯性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戴着毛线帽，脸色红润，眯着眼睛晒着太阳，手里夹着燃了半截的纸烟，烟灰耷拉在剩下的半截烟上。他不时会咳嗽一两声，然后烟灰终究簌簌落下，自由飞舞，身上跌落得到处倒是，他也不以为意。偶尔会有人过来招呼一下，他会稍稍点一下头，表示着礼尚往来，然后继续享受着阳光的铺盖。外婆还是会以她小小的身躯屋前屋后地走动着，一会儿找把笤帚，一会儿拿一块抹布，有时是抱怨，有时是自责，从语言发出的形式上，多半只能算是自言自语。
　　 这是我的印象，一副恒定的画面，只是我忽略了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永远不变的画面。
　　 “走不动了，走路经常摔倒，现在都不大敢走，洗澡也麻烦，有几个礼拜没洗澡了，打身边过身上都有股酸味儿”，母亲悠悠地说着他的父亲。
　　
　　 一.
　　 怎么会这样？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是最怕我外公的。我们村很大，我爷爷和外公和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而且，我家就住在外公家的前面，算起来还是邻居。我记事的时候，外公不过五十来岁，浓眉大眼，轮廓极其分明，穿一套黑色的笔挺中山装，脚下蹬的是黑色的皮鞋，头发很短，整齐地站立在头上，每到傍晚时分，他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老远就会发出清脆的铃声，我和小伙伴们便怯生生地闪在门口，看着他威严地经过。他有时会用严肃的眼神扫过我，有时会毫不在意，倒是他身后那些凌乱的小石子被自行车轮胎压过蹦得老远，有时还会砸到我们的腿上。
　　 那是一个贫瘠的年代，我们常年穿着极不整齐的衣服，有时还会拖着长长的鼻涕，习惯性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即便是我的父亲，也只有一辆自制的自行车，脚踏板都是木板做的，将就着骑，哪有外公自行车的豪华？甚至父亲和外公一道，母亲都故作嗔怒地说外公比父亲看起来都年轻，父亲憨憨地笑着：我又没当过干部？又没有做过生意？一个手艺人穿成那样还能干活吗？
　　 现在回头想，外公也没当过什么干部，不过只是在行政村里混过几年。因为上过几年私塾，能认一些常用字，在村里就是人才了，是村干部的不二人选。先是民兵营长，巅峰是大队书记，好像时间也不长，因为我记事之后，他已经在跑生意了。
　　 我见到最为气派的外公就是在他跑生意的时候，他和村子里的合伙人跑的是手套生意。因为他在当书记的时候，村子好像有指标，可以推荐几个人到城市里的钢铁厂当工人，其中就有我外婆的弟弟，当然也有其他人。这些人在厂里经常发手套、毛巾、工作服之类，需求量很大。既然他不在做书记了，不妨贩卖手套赚些差价，以他的才能、他的阅历、人脉乃至于他的形象气质都是完全胜任的。于是，毛呢制服、黑色皮鞋、手表、自行车乃至于当时一连四间的瓦房就是那个时候的成果，可能在无意中他正扮演着一个改革开放最初期的那种被誉为“弄潮儿”的角色，而也就在短短时间内，他虽然依然在村子最为显赫，但这回不是因为权力，而是因为财富。
　　 他家总是有客人，外婆厨房里的铁锅烧得通红，门口的几个大草垛萎缩得很快，姨娘和舅舅像是被绑在了灶膛下的小板凳上。外婆又是炒菜还得招呼着客人，进进出出，外公则总是坐在堂屋的正上方，端着酒杯，招呼着客人吃这个那个，热诚且慷慨。有些客人还好，也就意思一下，很快就结束；有些为了畅快，竟然一顿酒能喝几个小时，这可苦了我的舅舅以及姨娘们，客人不走，他们是不能吃饭的。
　　 我在家饭吃完了，会上外公家玩儿，一见到屋子里有客人，就往厨房或者院子里跑。外公会命令我叫这个“爷爷”，那个“叔叔”“伯伯”的，完了之后，有些客人会夹个菜给我，我是断然不敢的，而且我也不馋嘴，但外公只要一点头，我自然也得吃下去。
　　 那更像是在完成某种任务。
　　
　　 二.
　　 五十岁的人一般都是有孙子的。外公一共有五个孩子，我母亲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姨娘，最小的才是舅舅。舅舅比我大六岁，当时不过是个初中生，结婚生子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外公三代都是单传，所以我能从言语之间偶尔感觉到他的着急，好在他已经有一堆外孙了，有时候也会和我们逗逗，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才能领略他不比平日的威严。
　　 春节的时候，大人之间会经常串门，串门的时候时常会带个孩子，外公有时也会带着我，毕竟我是他所外孙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我当时也应该是虎头虎脑貌似有些可爱的，他也乐意听着别人考我然后再夸我。于是，我会坐在他那架漂亮的自行车后座上，然后看着他非常麻利地从自行车前面的横杆上绕过右腿，稳稳地踩着自行车前行，直到将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达客人家。或许是因为身份的缘故，外公带我去的客人和我家的一般亲戚不同，不是什么领导就是什么老板。一进门都是人头攒动，大人小孩黑压压的一片，客厅里摆了三四桌酒席，菜都摆到桌拐了。我们小孩被安排到单独的一桌，可以肆无忌惮地敞开肚皮，再也不需要顾忌别人的眼神，也短暂远离家里太多的规矩。
　　 吃饱喝足了就开始玩儿，都是陌生的孩子，不过三下两下也就熟络了，飞几下飞机，玩两下弹子球，或者是滚几下铁环，直到额头爬满汗珠，衣服前面的纽扣洞开，新穿的布鞋沾满了灰尘，主人开始喊吃饭，我们才悻悻作罢。
　　 外公他们的牌局应该结束了，进入了下午酒桌上的鏖战，我们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继续享受着档次更高的午饭：一筷子长的白斩鸡，一筷子长的红烧肉，拳头大的瘦肉丸，稍不注意就把自己撑着很饱，不时地打着饱嗝儿，或者下意识地抹着微微鼓起的肚子，那边的外公他们大约也吃好了，就招呼着带我回家。
　　 依然坐在外公的自行车后座上，酒后的外公竟然会哼着我不大听过的调子，左右肩膀依次上下起伏着，后腰微微前倾，配合踩踏自行车脚蹬的动作。我坐在后面，身体时不时地后仰一下，表示着自己的兴奋。自行车像破浪的小艇将土路轻轻地甩在身后，那时远处青山如黛，山顶上还有屡屡白雪映射着冬日午后温暖的阳光，山下的稻田静默安详，村口牛羊懒洋洋地蹭着太阳，树木葱郁，遮蔽着已有炊烟缭绕的山村。
　　 临近家门的时候，外公会从口袋里掏一张纸币塞给我，说是别人给的压岁钱，揣好，别让爸妈搜去了。爸妈当然不会搜，可我每次也都交给他们，很长时间以内，我都不大明白，钱到底有什么用途。
　　 冬天很冷的时候，外公有时会带我到集镇的澡堂里洗澡，澡堂里水汽氤氲，大通铺里大人小孩像个集镇，抽烟的，下棋的，聊天的，水蒸气把里面的人熏得满面红光，与外面冰火两重天。外公算是个公众人物，招呼这个，应承那个，但也没忘记我，会买一包花生米递给我。天啦！那可是极少数让我至今回味的美食，一粒粒的，油光发亮，送一个到嘴里，香脆可口，从嘴里咽到肚子里，经过口腔、食道、胃部，到那儿那儿都是留下鲜美的印记。
　　 我小时向往在大通铺的澡堂里洗澡，完全是因为向往纸包的花生米，五分钱一包。
　　
　　 三.
　　 外公忽然不再出门了，也没有那么讲究了，粗衣布鞋，在家门口做起了石匠。门口长条的石块上每天都会留下他数以万次的石锤和石阡的撞击声，他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将粗糙的石头变成整齐的石桌和石凳，卖给别人。
　　 伴随着他从成功的商人转为一个普通的石匠的经历，我舅舅的第一个对象吹了。
　　 舅舅谈第一个对象的时候只有十九岁，我那年已经上初中，太过年轻的舅舅或许是因为一点点紧张，还有那么点兴奋，嘴里藏不住话，所以很多情况我是知道的。那算不上谈对象，只是大人们之间的关于两个家庭的匹配，外公作为一个前大队书记后成功的生意人，家里那个一个独子自然是村子里的香饽饽，十九岁有人上门提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女方就是同村的，细长的个子，按照郎才女貌的规则，媒人就上门了。双方迅速地成了亲戚，外公的酒桌上又多了一些我面熟的同村人。
　　 不过，时间很短，事情就黄了，那户人家把外公家买的自行车、缝纫机、还有一堆衣料都送回来了。外公阴沉着脸站在自家的大门口上，一句话都没说。
　　 这件事对于外公的触动要远远超过对于舅舅的触动，因为从头至尾，舅舅和那个女孩儿几乎没怎么说过话。对方拒绝的不是舅舅这个人，而是外公这个已然走下坡路的家庭。
　　 按照父亲的说法是，其实一开始人家都以为外公家很有钱，等到真正了解的时候，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外公家是个空架子，挣多少钱就花去多少钱，那几年家里的抹布就没有干过，现在既没有钱盖楼房，也没有钱借给别人，那么不如趁早结束。
　　 这个理由在第二年再次得到了验证。第二年，依然有媒人上门提亲，不过变成了邻村的，外公当书记就是在邻村上的班，和那个村的人很熟，对方依然以为捡到了一门好亲事。于是依然在村里响起了连串的鞭炮，也同样吃吃喝喝了几回，但同样因为对方了解了外公的真实家庭情况之后，略带歉意地退了亲。
　　 第二个对象是邻村的，我见过几回，白白胖胖的，算起来比第一个还要好看一些，不过，这与我舅舅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此后，五年之内，再也没有人到外公家提亲了，外公的石锤子、石钎子在门口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成堆的石桌子石凳子快要摆成英国的巨石阵了。在一堆石头中间，外公头发变白，皱纹突起，衣裤裂开，布鞋见底。
　　 这一次，他依然失败，山上采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原先运石头的土路边七弯八扭地盖起了房子，没有人敢从山上直接把石头往山下放，很危险，而原先已经做好的石料也变成了废料，没有人买他的石头，外公成了彻底的闲人。舅舅只能一个人背着帆布包，跟着一个远方的亲戚流落到苏州，学起了油漆工。
　　
　　 四.
　　 外公家失却了往日的热闹。
　　 舅舅外出，几个姨娘依次出嫁了，总是那么热闹的一大家子跌入了长久的安静之中。我已经在村里教书了，父母不在家，我时常会到外公家坐一下，和他说说话，当然，我已无惧怕。
　　 昏黄的灯火下，外公端着一个铜质的酒壶，伏在桌子上，慢腾腾地泯着酒，每泯一口，脸部肌肉配合着挪动一下，我说不上是因为酒的辛辣还是因为他在慢慢体悟自己人生的辛辣。
　　 桌上几乎没菜，不过是中午的残菜，黑漆漆的瓷盘里面盛放着黑漆漆的绕成圈的老白菜，还掺杂着几根青椒，很难勾起人的食欲。以我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已经开始吃吃喝喝的所谓村里的秀才看待这样一种状况，心里会涌起一股心酸。
　　 我的学校就是在大队部附近，我们经常喝大队干部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到大队里喝酒，大队也到学校喝酒，走动频繁。伙食当然很好，他们的口头禅是没身份、没工资，再不吃点喝点岂不冤死？那几个干部酒量都很大，一个个长得很好，膀大腰圆面色红润，不过，说实话，论起气质，和我外公当年是没有办法比的，即便是现在，我相信我外公只要收拾一下，和他们一道，别人一准会以为我外公是最大的领导。
　　 当个干部挺好的啊？我有时会无意当中冒出这样的语言，我是想了解外公的那个年代。
　　 现在这干部有个什么？我那时当干部的时候权大得没边！谁要是不听话，可以动绳子捆人的！
　　 这个我信，我爸跟我说过多次，村里的粮食全部集中在村部，村民的吃喝全部取决于干部。能关系到肚子的事情自然是最大的事情，而能决定肚子的事情自然是权力无边了。
　　 那一年过年，家里没买爆竹，我就掏起大队里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放了几枪，半个村子都震住了。外公可能略带夸张地回忆着他某一年过年时的张扬。
　　 我最好奇的是他怎么就下去了。
　　 也不是我一个人下去的，就是在还账啊！那时候吃集体食堂，家里不准生烟火，见到了要没收，上面的政策不办不行，哪能不得罪人？后来政策又变了，开始批斗落后分子，我一个书记又成了落后分子，他们又是游街又是批斗的，还能当什么书记？
　　 外婆说别看他看起来凶，可心肠软得狠，吃亏就吃在心肠软上面。他是想走走样子，可下面有几个年轻人没有分寸，断了人家的粮食，到现在人家还记着仇啊！路都走不通了，好在人家知道不是你外公的责任。